胡適·問題與主義(2)

問題與主義(2)

　　二　附錄　藍志先先生《問題與主義》

　　本報三十一期，有我的《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一篇文章。我的朋友知非先生，把他轉載《國民公報》上，又在那報上發表了《問題與主義》一篇文章。知非先生的議論，很有許多地方可以補正我的原作。他那篇文章約有七千字，本報篇幅有限，不能全載，故略加刪節，轉錄於此。所刪去幾段，如論人類的神秘性之類，大概都是不很緊要的材料，請作者原諒。

　　（適）

　　近日《每週評論》上，有一篇胡君適之的文章，勸人少講主義，多研究問題，說得非常痛辟。吾們輿論界，從這篇文章裡，得的益處一定不少。但是中國今日的思想界，混沌已極，是個『扶得東來西又倒』的東西。胡君這篇議論恐怕會得一個意想外的結果。況且他的議論裡頭，太注重了實際的問題，把主義學理那一面的效果抹殺了一大半，也有些因噎廢食的毛病。現在記者且把自己的意見，分幾層寫出來，就正胡君，並質之一般輿論界。

　　現在請先一論問題的性質。

　　一，凡是構成一個問題，必定是社會生活上遇著了一種困難。這困難是從三種情形來的：（一）舊存的制度，和新有的理想衝突；（二）新變化的生活，（外來的或自發的原因），和舊事物的衝突；（三）社會中有擾亂迫害的事實發生。因有這三種情形問題的性質，便有理想和現實的區別。其解決方法，也就不能一律並論了。

　　二，問題本因實際利害而起。但是在這不等質的社會，各部分的利害，常不一致。甲部分的問題，未必不是乙部分的問題，甚或互相衝突，各自構成相反的問題。故問題的範圍常不相同，有世界的問題，有以民族的問題，有一地方的或一階級的問題。問題愈廣，理想的分子亦愈多；問題愈狹，現實的色彩亦愈甚：決不可以一概而論的。

　　三，問題之發生，固起於困難；但構成一種問題，非必由於客觀的事實，而全賴主觀的反省。有主觀的反省，雖小事亦可成為問題；無主觀的反省，即遇著極不合理的，或是極困難的事實，也未必能成為問題。譬如專制君主的毒害，在中國行了幾千年，並沒有人覺他不合理，拿來成一問題。及至最近數十年，西方的思想輸入，人民有了比較，起了反省，即便成了極大的問題，產生出辛亥革命的大事件。又如東方的家族制度，奴隸勞動，在今日思想已經進步的時候，尚不能成為問題，若移到西方去，立刻便成了一種不可終日的問題了。可見構成問題的要素全在這主觀的反省。

　　問題的性質既是這樣的複雜，那解決的方法當然不能簡單一樣。遇著局部的現實的經過反省，成了問題的時候，自然用不著主義學說來鼓吹，只要求具體的解決方法，便有結果。若是一種廣汎的含有無數理想的分子的——即為尚未試驗實行的方法，問題，並且一般人民，對於他全無反省，尚不能成為問題的時候，恐怕具體的方法，也不過等於空談，決沒有什麼效果可言的麼！況且解決一種問題，全靠與這問題有關係的人自動的起來解決，方有效果可言。若是有關係的人無絲毫感覺這問題重要，即使人起來代勞，其效果不是零便是惡，是可斷定的。故所以吾們要提出一種具體的方法來解決問題，必定先要鼓吹這問題的意義，以及理論上根據，引起了一般人的反省，使成了問題，才能採納吾們的方法。否則問題尚不成，有什麼方法可言呢？

　　通常提到問題兩個字，一定把他當做具體的性質看；其實不儘然。哲學科學上的且不提，即如與吾們實際生活有關係的問題，抽象性質的也很多……從他根本的方面著眼，即成了抽象性的問題，從他實行的方面著眼，變成了具體型的問題……

　　像吾上文第一項所舉的舊制度和新理想的衝突問題：這種問題，大概通常稱為革命的問題，（廣義的。）初起的時候，一定是在那是非善惡的方面爭，即標示的改革方法，也決不是什麼具體方法，一定是一種趨向的標準，（這種標示，與其說是方法，毋寧說是目標。）譬如法國大革命時候所標示的自由，平等，和中國辛亥革命所標示排滿，算是具體的方法呢？還是理想的目標呢？這可以不言而知的。故凡是革命的問題，一定從許多要求中，抽出幾點共通性，加上理想的色彩，成一種抽象性的問題，才能發生效力。若是臚列許多具體方法，即就變成一種條陳，連問題都不成，如何能做一般的進行方針呢？於此可見問題不限於具體性，而抽象性的問題，更重要的了。

　　像吾上文第二項所舉的例，凡是一階級一地方的實際利害，自然是具體問題居多但是涉于事物制度起源的問題，那就變成抽象了。譬如選舉權及自治權的問題，在起初的時候，決不是他內容如何的問題，一定是正當不正當的及權利義務的理論問題。何況自一階級以及他階級，一地方以及他地方？若不是抽出共同點來作進行的標準，那人力車夫的利害問題，如何能算小學教員的問題；小學教員的問題，又如何能算是女工的問題？其中能一致的地方，自然是抽象的結果了。『去其特別點而取其共通點。』若如民族的世界的問題，因他範圍之廣，那抽象性是自然越發增大的了。故問題的範圍愈大，那抽象性亦愈增加。於此更可見抽象性問題的重要了。

　　像吾上文所舉第三項的例，人類主觀的反省，固多起於實際苦痛的壓迫。但是人有一種習慣性，他的性質異常固定，可以使人麻木不仁。任你如何活動的物事，一成習慣，便如生鐵鑄成，絕不能動他秋毫。古今無量數的人，為苦痛壓迫的犧牲，因為這習慣的桎梏，宛轉就死，尚不知其所以然，並沒有人把他提出來做個問題。必定等到有少數天才有識的人，把他提作問題，加以種種理論上的鼓吹，然後才成一個共通的問題。故抽象問題，常在具體問題之先，到了第二步才變成具體的性質的。

　　從這三點看起來，問題不限於具體，抽象性的更為重要；而當問題初起之時，一定先為抽象性，後才變成具體性的。照此講法，主義學說，如何可以說是不重要，而一筆抹殺呢？吾且再把主義學說的性質論一論。

　　主義是什麼呢？胡君說，從一種救時的具體主張，因為傳播的緣故，才變成一種抽象的主義。（簡略胡君原語。）這話果然不錯。但是有許多主義，它的重要部分，並不在從具體主張變成抽象名詞，卻在那未來的理想。世間有許多極有力量的主義，在他發生的時候，即為一種理想，並不是什麼具體方法，信仰這主義的，也只是信仰他的理想，並不考究他的實行方法。即如從具體方法變成主義的，也決不是單依著抽象方法便能構成，尚須經過理想的洗練泡制，改造成的。故理想乃主義的最要部分。一種主張能成主義與否，也全靠這點。

　　主義是多數人共同行動的標準，或是對於某種問題的進行趨向或是態度。一種主張能成為標準趨向態度，與具體的方法卻成反比例，（因為愈具體，各部分利害愈不一致，）全看他所含抱的理想的強弱。設個比方：主義好像航海的羅盤針，或是燈檯上的照海燈。航海的人，照著他進行罷了。至於航海的方法，以及器具，卻是另一件事，與他無必然的關係。故主義是一件事，實行的方法又是一件事，其間雖有聯屬的關係，卻不是必然不可分離的。一個主義，可以有種種的實行方法，甚至可以互相衝突，絕不相容。各種的實行方法，也都是按著各部分人的利害必要，各各不同。因為方法與主義，不過是目標與路徑的關係；向著這目標走，果然是一定不變；至於從那一條路走，路中所遇事物何如，行路中間所起的事變何如，與這目標並無必然的關係。換一句話講，主義並不一定含著實行的方法，那實行的方法，也並不是一定要從主義中推演出來的。故所以同一主義，在甲地成了某種現象，在乙地又成一種現象。乃同在一地，信奉同一主義的人，因實行方法的不同，變成種種極不相容的黨派。這種例證，古今不知多少，亦不用再舉的了。

　　胡君說，主義的弱點和危險，都在這抽象一點上：這話也不儘然。吾上文已經說過，範圍愈廣，他的抽象性亦愈大。因為抽象性大，涵蓋力可以增大。涵蓋力大，歸依的人數自然愈增多。

　　自來宗教上，道德上，政治上，主義能鼓動一世，發生極大效力，都因為他能涵蓋一切，做各部分人的共同趨向的緣故。若愈近具體，則必切合一部分的利害。他的發動的力量，頂大也只限於一部分的人，如何能鼓動各部分的人呢？故往往有一種主義，在主義進行的時候，效力非常之大，各部分的團結也非常堅強；一到具體問題的時候，主張紛歧，立刻成一種擾攘的現象。像那法國大革命中，中國辛亥的革命，以及今日的俄德革命，都是極好的一個例。他們當初所以能成功，都因為共同奉著一個抽象主義。若是起初就拿具體的方法來進行，恐怕在革命前，便已互相衝突紛亂擾攘，早為舊勢力所撲滅，還能等到革命後來紛擾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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