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答錢玄同書

答錢玄同書(1)

　　玄同先生：

　　前奉讀「二十世紀第十七年七月二日」的長書，至今尚未答覆。此中原因，想蒙原諒。先生對於吾前書所作答語，大半不須我重行答覆。僅有數事，略有鄙見，欲就質正：

　　（4）（數目字指三卷第六號中原書之各條）《三國演義》一書，極為先生所不喜。然先生于吾原書所雲，似有誤會處。吾謂此書「能使今之婦人女子皆痛恨曹孟德，亦可見其魔力之大」。吾並非謂此書于曹孟德、劉備諸人褒貶得當。吾但謂以小說的魔力論，此書實具大魔力耳。先生亦言：「《說嶽》既出，不甚有何等之影響。《三國演義》既出，於是關公、關帝、關夫子，鬧個不休。」此可見《說嶽》之劣而《三國演義》之優矣。

　　平心而論，《三國演義》之褒劉而貶曹，不過是承習鑿齒、朱熹的議論，替他推波助瀾，並非獨抒己見。況此書于曹孟德，亦非一味醜詆。如白門樓殺呂布一段，寫曹操人品實高於劉備百倍。此外寫曹操用人之明，禦將之能，皆遠過於劉備、諸葛亮。無奈中國人早中了朱熹一流人的毒，所以一味痛駡曹操。戲臺上所演《三國演義》的戲，不是《逼宮》，便是《戰宛城》，凡是曹操的好處，一概不編成戲。此則由於編戲者之不會讀書，而《三國演義》之罪實不如是之甚也。先生又謂此書「寫劉備成一庸懦無用的人，寫諸葛亮成一陰險詐偽的人」。此則非關作者「文才笨拙」，乃其所處時代之影響也。彼所處之時代，固以庸懦無能為賢，以陰險詐偽為能，故其寫劉備、諸葛亮，亦只如此。此如古人以「殺人不眨眼」、「喝酒三四十大碗」為英雄，今人如張春帆之徒以能「吊膀子」為風流。

　　故《水滸傳》之武松，自西人觀之，必詆為無人道；而《九尾龜》之章秋穀，自吾與先生觀之，必詆為淫人。此與吾前書所言《品花實鑒》不知男色為惡事，同一道理。此理于讀書甚有益，故不憚重言之。即如孔子時代，原不以男女相悅為非，故叔梁紇與征在「野合而生孔子」（見《史記》），時人不以此遂輕孔子。及孔子選詩，其三百篇中，大半皆情詩也。即如《關雎》一篇，明言男子戀一女子，至於「寤寐思服」，「輾轉反側」，害起「單思病」來了。

　　孔子不以為非，卻說「《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又如「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明言女子與男子期會於野。凡此諸詩，所以能保存者，正以春秋時代本不以男女私相戀愛為惡德耳。後之腐儒，不明時代之不同，風尚之互異，遂想出種種謬說來解《詩經》。詩之真價值遂曆二千餘年而不明，則皆諸腐儒之罪也。更舉一例，白香山的《琵琶行》，本是寫實之詩。後之腐儒不明風俗之變遷，以為朝廷命官豈可深夜登有夫之婦之舟而張筵奏樂。於是強為之語，以為此詩全是寓言。不知唐代人士之自由，固有非後世腐儒所能夢見者矣。先生以為然否？

　　（5）先生與獨秀先生所論《金瓶梅》諸語，我殊不敢贊成。我以為今日中國人所謂男女情愛，尚全是獸性的肉欲。今日一面正宜力排《金瓶梅》一類之書，一面積極譯著高尚的言情之作，五十年後，或稍有轉移風氣之希望。此種書即以文學的眼光觀之，亦殊無價值。何則？文學之一要素，在於「美感」。請問先生讀《金瓶梅》，作何美感？

　　又先生屢稱蘇曼殊所著小說。吾在上海時，特取而細讀之，實不能知其好處。《絳紗記》所記，全是獸性的肉欲。其中又硬拉入幾段絕無關係的材料，以湊篇幅，蓋受今日幾塊錢一千字之惡俗之影響者也。《焚劍記》直是一篇胡說。其書尚不可比《聊齋志異》之百一，有何價值可言耶？

　　以上答先生見答之語竟。

　　先生論吾所作白話詩，以為「未能脫盡文言窠臼」。此等諍言，最不易得。吾於去年（五年）夏秋初作白話詩之時，實力屏文言，不雜一字。如《朋友》、《他》、《嘗試篇》之類皆是。其後忽變易宗旨，以為文言中有許多字盡可輸入白話詩中。故今年所作詩詞，往往不避文言。吾曾作「白話解」，釋白話之義，約有三端：

　　（一）白話的「白」，是戲臺上「說白」的白，是俗語「土白」的白。故白話即是俗話。

　　（二）白話的「白」是「清白」的白，是「明白」的白。白話但須要「明白如話」，不妨夾幾個文言的字眼。

　　（三）白話的「白」，是「黑白」的白。白話便是乾乾淨淨沒有堆砌塗飾的話，也不妨夾入幾個明白易曉的文言字眼。

　　但是先生今年10月31日來書所言，也極有道理。先生說：「現在我們著手改革的初期，應該儘量用白話去做才是。倘使稍懷顧忌，對於『文』的一部分不能完全舍去，那麼便不免存留舊汙，於進行方面，很有阻礙。」我極以這話為然。所以在北京所做的白話詩，都不用文言了。

　　先生與劉半農先生都不贊成填詞，卻又都贊成填西皮二簧。古來作詞者，僅有幾個人能深知音律。其餘的詞人，都不能歌。其實詞不必可歌。由詩變而為詞，乃是中國韻文史上一大革命。五言七言之詩，不合語言之自然，故變而為詞。詞舊名長短句。其長處正在長短互用，稍近語言之自然耳。即如稼軒詞：

　　落日樓頭，斷鴻聲裡，江南遊子，把吳鉤看了，闌幹拍遍，無人會，登臨意。

　　此決非五言七言之詩所能及也。故詞與詩之別，並不在一可歌而一不可歌，乃在一近言語之自然而一不近言語之自然也。作詞而不能歌之，不足為病。正如唐人絕句大半可歌，然今人不能歌亦不妨作絕句也。

　　詞之重要，在於其為中國韻文添無數近于言語自然之詩體。此為治文學史者所最不可忽之點。不會填詞者，必以為詞之字字句句皆有定律，其束縛自由必甚。其實大不然。詞之好處，在於調多體多，可以自由選擇。工詞者，相題而擇調，並無不自由也。人或問既欲自由，又何必擇調？吾答之曰，凡可傳之詞調，皆經名家制定，其音節之諧妙，字句之長短，皆有特長之處。吾輩就已成之美調，略施裁剪，便可得絕妙之音節，又何樂而不為乎？（今人作詩往往不講音節。沈尹默先生言，作白話詩尤不可不講音節，其言極是。）

　　然詞亦有二短：（一）字句終嫌太拘束；（二）只可用以達一層或兩層意思，至多不過能達三層意思。曲之作，所以救此兩弊也。有襯字，則字句不嫌太拘。可成套數，則可以作長篇。故詞之變為曲，猶詩之變為詞，皆所以求近語言之自然也。

　　最自然者，終莫如長短無定之韻文。元人之小詞，即是此類。今日作「詩」（廣義言之），似宜注重此種長短無定之體。然亦不必排斥固有之詩詞曲諸體；要各隨所好，各相題而擇體，可矣。

　　至於皮簧，則殊無謂。皮簧或十字為句，或七字為句，皆不近語言之自然。能手為之，或亦可展舒自如，不限於七字十字之句，如《空城計》之城樓一段是也。然不如直作長短句之更為自由矣。

　　以上所說，皆拉雜不成統系，尚望有以教正之。

　　民國六年十一月二十夜胡適

　　（原載1918年1月15日《新青年》第4卷第1號，原題《論小說及白話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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