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達書庫 > 胡適 > 胡適文存 | 上頁 下頁
答錢玄同書(1)


  玄同先生:

  前奉讀「二十世紀第十七年七月二日」的長書,至今尚未答覆。此中原因,想蒙原諒。先生對於吾前書所作答語,大半不須我重行答覆。僅有數事,略有鄙見,欲就質正:

  (4)(數目字指三卷第六號中原書之各條)《三國演義》一書,極為先生所不喜。然先生于吾原書所雲,似有誤會處。吾謂此書「能使今之婦人女子皆痛恨曹孟德,亦可見其魔力之大」。吾並非謂此書于曹孟德、劉備諸人褒貶得當。吾但謂以小說的魔力論,此書實具大魔力耳。先生亦言:「《說嶽》既出,不甚有何等之影響。《三國演義》既出,於是關公、關帝、關夫子,鬧個不休。」此可見《說嶽》之劣而《三國演義》之優矣。

  平心而論,《三國演義》之褒劉而貶曹,不過是承習鑿齒、朱熹的議論,替他推波助瀾,並非獨抒己見。況此書于曹孟德,亦非一味醜詆。如白門樓殺呂布一段,寫曹操人品實高於劉備百倍。此外寫曹操用人之明,禦將之能,皆遠過於劉備、諸葛亮。無奈中國人早中了朱熹一流人的毒,所以一味痛駡曹操。戲臺上所演《三國演義》的戲,不是《逼宮》,便是《戰宛城》,凡是曹操的好處,一概不編成戲。此則由於編戲者之不會讀書,而《三國演義》之罪實不如是之甚也。先生又謂此書「寫劉備成一庸懦無用的人,寫諸葛亮成一陰險詐偽的人」。此則非關作者「文才笨拙」,乃其所處時代之影響也。彼所處之時代,固以庸懦無能為賢,以陰險詐偽為能,故其寫劉備、諸葛亮,亦只如此。此如古人以「殺人不眨眼」、「喝酒三四十大碗」為英雄,今人如張春帆之徒以能「吊膀子」為風流。

  故《水滸傳》之武松,自西人觀之,必詆為無人道;而《九尾龜》之章秋穀,自吾與先生觀之,必詆為淫人。此與吾前書所言《品花實鑒》不知男色為惡事,同一道理。此理于讀書甚有益,故不憚重言之。即如孔子時代,原不以男女相悅為非,故叔梁紇與征在「野合而生孔子」(見《史記》),時人不以此遂輕孔子。及孔子選詩,其三百篇中,大半皆情詩也。即如《關雎》一篇,明言男子戀一女子,至於「寤寐思服」,「輾轉反側」,害起「單思病」來了。

  孔子不以為非,卻說「《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又如「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明言女子與男子期會於野。凡此諸詩,所以能保存者,正以春秋時代本不以男女私相戀愛為惡德耳。後之腐儒,不明時代之不同,風尚之互異,遂想出種種謬說來解《詩經》。詩之真價值遂曆二千餘年而不明,則皆諸腐儒之罪也。更舉一例,白香山的《琵琶行》,本是寫實之詩。後之腐儒不明風俗之變遷,以為朝廷命官豈可深夜登有夫之婦之舟而張筵奏樂。於是強為之語,以為此詩全是寓言。不知唐代人士之自由,固有非後世腐儒所能夢見者矣。先生以為然否?

  (5)先生與獨秀先生所論《金瓶梅》諸語,我殊不敢贊成。我以為今日中國人所謂男女情愛,尚全是獸性的肉欲。今日一面正宜力排《金瓶梅》一類之書,一面積極譯著高尚的言情之作,五十年後,或稍有轉移風氣之希望。此種書即以文學的眼光觀之,亦殊無價值。何則?文學之一要素,在於「美感」。請問先生讀《金瓶梅》,作何美感?

  又先生屢稱蘇曼殊所著小說。吾在上海時,特取而細讀之,實不能知其好處。《絳紗記》所記,全是獸性的肉欲。其中又硬拉入幾段絕無關係的材料,以湊篇幅,蓋受今日幾塊錢一千字之惡俗之影響者也。《焚劍記》直是一篇胡說。其書尚不可比《聊齋志異》之百一,有何價值可言耶?

  以上答先生見答之語竟。

  先生論吾所作白話詩,以為「未能脫盡文言窠臼」。此等諍言,最不易得。吾於去年(五年)夏秋初作白話詩之時,實力屏文言,不雜一字。如《朋友》、《他》、《嘗試篇》之類皆是。其後忽變易宗旨,以為文言中有許多字盡可輸入白話詩中。故今年所作詩詞,往往不避文言。吾曾作「白話解」,釋白話之義,約有三端:

  (一)白話的「白」,是戲臺上「說白」的白,是俗語「土白」的白。故白話即是俗話。

  (二)白話的「白」是「清白」的白,是「明白」的白。白話但須要「明白如話」,不妨夾幾個文言的字眼。

  (三)白話的「白」,是「黑白」的白。白話便是乾乾淨淨沒有堆砌塗飾的話,也不妨夾入幾個明白易曉的文言字眼。

  但是先生今年10月31日來書所言,也極有道理。先生說:「現在我們著手改革的初期,應該儘量用白話去做才是。倘使稍懷顧忌,對於『文』的一部分不能完全舍去,那麼便不免存留舊汙,於進行方面,很有阻礙。」我極以這話為然。所以在北京所做的白話詩,都不用文言了。

  先生與劉半農先生都不贊成填詞,卻又都贊成填西皮二簧。古來作詞者,僅有幾個人能深知音律。其餘的詞人,都不能歌。其實詞不必可歌。由詩變而為詞,乃是中國韻文史上一大革命。五言七言之詩,不合語言之自然,故變而為詞。詞舊名長短句。其長處正在長短互用,稍近語言之自然耳。即如稼軒詞:

  落日樓頭,斷鴻聲裡,江南遊子,把吳鉤看了,闌幹拍遍,無人會,登臨意。

  此決非五言七言之詩所能及也。故詞與詩之別,並不在一可歌而一不可歌,乃在一近言語之自然而一不近言語之自然也。作詞而不能歌之,不足為病。正如唐人絕句大半可歌,然今人不能歌亦不妨作絕句也。

  詞之重要,在於其為中國韻文添無數近于言語自然之詩體。此為治文學史者所最不可忽之點。不會填詞者,必以為詞之字字句句皆有定律,其束縛自由必甚。其實大不然。詞之好處,在於調多體多,可以自由選擇。工詞者,相題而擇調,並無不自由也。人或問既欲自由,又何必擇調?吾答之曰,凡可傳之詞調,皆經名家制定,其音節之諧妙,字句之長短,皆有特長之處。吾輩就已成之美調,略施裁剪,便可得絕妙之音節,又何樂而不為乎?(今人作詩往往不講音節。沈尹默先生言,作白話詩尤不可不講音節,其言極是。)

  然詞亦有二短:(一)字句終嫌太拘束;(二)只可用以達一層或兩層意思,至多不過能達三層意思。曲之作,所以救此兩弊也。有襯字,則字句不嫌太拘。可成套數,則可以作長篇。故詞之變為曲,猶詩之變為詞,皆所以求近語言之自然也。

  最自然者,終莫如長短無定之韻文。元人之小詞,即是此類。今日作「詩」(廣義言之),似宜注重此種長短無定之體。然亦不必排斥固有之詩詞曲諸體;要各隨所好,各相題而擇體,可矣。

  至於皮簧,則殊無謂。皮簧或十字為句,或七字為句,皆不近語言之自然。能手為之,或亦可展舒自如,不限於七字十字之句,如《空城計》之城樓一段是也。然不如直作長短句之更為自由矣。

  以上所說,皆拉雜不成統系,尚望有以教正之。

  民國六年十一月二十夜 胡適

  (原載1918年1月15日《新青年》第4卷第1號,原題《論小說及白話韻文》)


學達書庫(xuoda.com)
上一頁 回目錄 回首頁 下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