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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的文學觀念論


  居今日而言文學改良,當注重「歷史的文學觀念」。一言以蔽之,曰: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此時代與彼時代之間,雖皆有承前啟後之關係,而決不容完全抄襲;其完全抄襲者,決不成為真文學。愚惟深信此理,故以為古人已造古人之文學,今人當造今人之文學。至於今日之文學與今後之文學究竟當為何物,則全系於吾輩之眼光識力與筆力,而非一二人所能逆料也。惟愚縱觀古今文學變遷之趨勢,以為白話之文學種子已伏于唐人之小詩短詞。及宋而語錄體大盛,詩詞亦多有用白話者(放翁之七律七絕多白話體。宋詞用白話者更不可勝計。南宋學者往往用白話通信,又不但以白話作語錄也)。元代之小說戲曲,則更不待論矣。

  此白話文學之趨勢,雖為明代所截斷,而實不曾截斷。語錄之體,明、清之宋學家多沿用之。詞曲如《牡丹亭》、《桃花扇》,已不如元人雜劇之通俗矣。然昆曲卒至廢絕,而今之俗劇(吾徽之「徽調」與今日「京調」、「高腔」皆是也)乃起而代之。今後之戲劇或將全廢唱本而歸於說白,亦未可知。此亦由文言趨於白話之一例也。小說則明、清之有名小說,皆白話也。近人之小說,其可以傳後者,亦皆白話也(筆記短篇如《聊齋志異》之類不在此例)。故白話之文學,自宋以來,雖見屏於古文家,而終一線相承,至今不絕。

  夫白話之文學,不足以取富貴,不足以邀聲譽,不列于文學之「正宗」,而卒不能廢絕者,豈無故耶?豈不以此為吾國文學趨勢,自然如此,故不可禁遏而日以昌大耶?愚以深信此理,故又以為今日之文學,當以白話文學為正宗。然此但是一個假設之前提,在文學史上,雖已有許多證據,如上所雲,而今後之文學之果出於此與否,則猶有待於今後文學家之實地證明。若今後之文人不能為吾國造一可傳世之白話文學,則吾輩今日之紛紛議論,皆屬枉費精力,決無以服古文家之心也。

  然則吾輩又何必攻古文家乎?曰,是亦有故。吾輩主張「歷史的文學觀念」,而古文家則反對此觀念也。吾輩以為今人當造今人之文學,而古文家則以為今人作文必法馬、班、韓、柳。其不法馬、班、韓、柳者,皆非文學之「正宗」也。吾輩之攻古文家,正以其不明文學之趨勢而強欲作一千年二千年以上之文。此說不破,則白話之文學無有列為文學正宗之一日,而世之文人將猶鄙薄之以為小道邪徑而不肯以全力經營造作之。如是,則吾國將永無以全副精神實地試驗白話文學之日。夫不以全副精神造文學而望文學之發生,此猶不耕而求獲不食而求飽也,亦終不可得矣(施耐庵、曹雪芹諸人所以能有成者,正賴其有特別膽力,能以全力為之耳)。

  吾輩既以「歷史的」眼光論文,則亦不可不以歷史的眼光論古文家。《記》曰:「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災必及乎身。」(朱熹曰:反,複也。)此言復古者之謬,雖孔聖人亦不贊成也。古文家之罪正坐「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古文家盛稱馬、班,不知馬、班之文已非古文。使馬、班皆作《盤庚》《大誥》「清廟生民」之文,則馬、班決不能千古矣。古文家又盛稱韓、柳,不知韓、柳在當時皆為文學革命之人。彼以六朝駢儷之文為當廢,故改而趨於較合文法,較近自然之文體。

  其時白話之文未興,故韓、柳之文在當日皆為「新文學」。韓、柳皆未嘗自稱「古文」,古文乃後人稱之之辭耳。此如七言歌行,本非「古體」,六朝人作之者數人而已。至唐而大盛,李、杜之歌行,皆可謂創作。後之妄人,乃謂之曰「五古」,「七古」,不知五言作於漢代,七言尤不得為古,其起與律詩同時(律詩起於六朝。謝靈運、江淹之詩,皆為駢偶之體矣,則雖謂律詩先于七古可也)。若《周頌》《商頌》則真「古詩」耳。故李、杜作「今詩」,而後人謂之「古詩」;韓、柳作「今文」,而後人謂之「古文」。不知韓、柳但擇當時文體中之最近于文言之自然者而作之耳。故韓、柳之為韓、柳,未可厚非也。

  及白話之文體既興,語錄用於講壇,而小說傳於窮巷。當此之時,「今文」之趨勢已成,而明七子之徒乃必欲反之于漢、魏以上,則罪不容辭矣。歸、方、劉、姚之志與七子同,特不敢遠攀周、秦,但欲近規韓、柳、歐、曾而已,此其異也。吾故謂古文家亦未可一概抹煞。分別言之,則馬、班自作漢人之文,韓、柳自作唐代之文。其作文之時,言文之分尚不成一問題,正如歐洲中古之學者,人人以拉丁文著書,而不知其所用為「死文字」也。

  宋代之文人,北宋如歐、蘇皆常以白話入詞,而作散文則必用文言;南宋如陸放翁常以白話作律詩,而其文集皆用文言,朱晦庵以白話著書寫信,而作「規矩文字」則皆用文言,此皆過渡時代之不得已,如十六七世紀歐洲學者著書往往並用己國俚語與拉丁兩種文字(狄卡兒之《方法論》用法文,其《精思錄》則用拉丁文。倍根之《雜論》有英文、拉丁文兩種。倍根自信其拉丁文書勝於其英文書,然今人罕有讀其拉丁文《雜論》者矣),不得概以古文家冤之也。惟元以後之古文家,則居心在於復古,居心在於過抑通俗文學而以漢、魏、唐、宋代之。此種人乃可謂真正「古文家」!吾輩所攻擊者亦僅限於此一種「生於今之世反古之道」之真正「古文家」耳!

  民國六年五月

  (原載1917年5月1日《新青年》第3卷第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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