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自述·逼上梁山(2)_胡適

逼上梁山(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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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是一九一五年夏季的事。這時候我已承認白話是活文字，古文是半死的文字。那個夏天，任叔永（鴻雋），梅覲莊（光迪），楊杏佛（銓），唐擘黃(鉞)都在綺色佳(Ithaca)過夏，我們常常討論中國文學的問題。從中國文字問題轉到中國文學問題，這是一個大轉變。這一班人中，最守舊的是梅覲莊，他絕對不承認中國古文是半死或全死的文字。因為他的反駁，我不能不細細想過我自己的立場。他越駁越守舊，我倒漸漸變的更激烈了。我那時常提到中國文學必須經過一場革命；「文學革命」的口號，就是那個夏天我們亂談出來的。

　　梅覲莊新從芝加哥附近的西北大學畢業出來，在綺色佳過了夏，要往哈佛大學去。九月十七日，我做了一首長詩送他，詩中有這兩段很大膽的宣言：

　　梅生梅生毋自鄙！神州文學久枯餒，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之來不可止；文學革命其時矣！吾輩勢不容坐視。且複號召二三子，革命軍前杖馬箠，鞭笞驅除一車鬼，再拜迎入新世紀！以此報國未雲菲：縮地戡天差可似。梅生梅生毋自鄙！

　　作歌今送梅生行，狂言人道臣當烹。我自不吐定不快，人言未足為重輕。在這詩裡，我第一次用「文學革命」一個名詞。這首詩頗引起了一些小風波。原詩共有四百二十字，全篇用了十一個外國字的譯音。任叔永把那詩裡的一些外國字連綴起來，做了一首遊戲詩送我往紐約：

　　牛敦愛迭孫，培根客爾文，
　　索虜與霍桑，「煙士披裡純」。
　　鞭笞一車鬼，為君生瓊英。
　　文學今革命，作歌送胡生。

　　詩的末行自然是挖苦我的「文學革命」的狂言。所以我可不能把這詩當作遊戲看。我在九月十九日的日記裡記了一行：

　　右叔永戲贈詩，知我乎？罪我乎？

　　九月二十日，我離開綺色佳，轉學到紐約去進哥侖比亞大學，在火車上用叔永的遊戲詩的韻腳，寫了一首很莊重的答詞，寄給綺色佳的各位朋友：

　　詩國革命何自始？要須作詩如作文。
　　琢鏤粉飾喪元氣，貌似未必詩之純。
　　小人行文頗大膽，諸公一一皆人英。
　　願共僇力莫相笑，我輩不作儒腐生。

　　在這短詩裡，我特別提出了「詩國革命」的問題，並且提出了一個「要須作詩如作文」的方案，從這個方案上，惹出了後來做白話詩的嘗試。

　　我認定了中國詩史上的趨勢，由唐詩變到宋詩，無甚玄妙，只是作詩更近于作文！更近於說話。近世詩人歡喜做宋詩，其實他們不曾明白宋詩的長處在哪兒。宋朝的大詩人的絕大貢獻，只在打破了六朝以來的聲律的束縛，努力造成一種近於說話的詩體。我那時的主張頗受了讀宋詩的影響，所以說「要須作詩如作文」，又反對「琢鏤粉飾」的詩。

　　那時我初到紐約，覲莊初到康橋，各人都很忙，沒有打筆墨官司的餘暇。但這只是暫時的停戰，偶一接觸，又爆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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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一六年，我們的爭辯最激烈，也最有效果。爭辯的起點，仍舊是我的「要須作詩如作文」的一句詩。梅覲莊曾駁我道：

　　足下謂詩國革命始於「作詩如作文」，迪頗不以為然。詩文截然兩途。詩之文字（Poetic diction）與文之文字（Prose diction）自有詩文以來。（無論中西），已分道而馳。足下為詩界革命家，改良「詩之文字」則可。若僅移「文之文字」於詩，即謂之革命，則不可也……一言以蔽之，吾國求詩界革命，當於詩中求之，與文無涉也。若移「文之文字」於詩，即謂之革命，則詩界革命不成問題矣。以其太易易也。任叔永也來信，說他贊成覲莊的主張。我覺得自己很孤立，但我終覺得他們兩人的說法都不能使我心服。我不信詩與文是完全截然兩途的。我答他們的信，說我的主張並不僅僅是以「文之文字」入詩。我的大意是：

　　今日文學大病在於徒有形式而無精神，徒有文而無質，徒有鏗鏘之韻，貌似之辭而已。今欲救此文勝之弊，宜從三事入手：第一須言之有物，第二須講文法，第三，當用「文之文字」時，不可避之。三者皆以質救文勝之敝也。（二月三日）我自己日記裡記著：

　　吾所持論，固不徒以「文之文字」入詩而已。然不避「文之文字」，自是吾論詩之一法……古詩如白香山之《道州民》，如老杜之《自京赴奉先詠懷》，如黃山谷之《題蓮華寺》，何一非用「文之文字」，又何一非用「詩之文字」耶？（三月三日）

　　這時候，我已仿佛認識了中國文學問題的性質。我認清了這問題在於「有文而無質」。怎麼才可以救這「文勝質」的毛病呢？我那時的答案還沒有敢想到白話上去，我只敢說「不避文的文字」而已。但這樣膽小的提議，我的一班朋友都還不能瞭解。梅覲莊的固執「詩的文字」與「文的文字」的區別，自不必說。任叔永也不能完全瞭解我的意思。他有信來說：

　　……要之，無論詩文，皆當有質。有文無質，則成吾國近世萎靡腐朽之文學，吾人正當廓而清之。然使以文學革命自命者，乃言之無文，欲其行遠，得乎？近來頗思吾國文學不振，其最大原因，乃在文人無學。救之之法，當從績學入手。徒於文字形式上討論，無當也。（二月十日）這種說法，何嘗不是？但他們都不明白「文字形式」往往是可以妨礙束縛文學的本質的。「舊皮囊裝不得新酒」，是西方的老話。我們也有「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古話。文字形式是文學的工具；工具不適用，如何能達意表情？

　　從二月到三月，我的思想上起了一個根本的新覺悟。我曾徹底想過：一部中國文學史只是一部文字形式（工具）新陳代謝的歷史，只是「活文學」隨時起來替代了「死文學」的歷史。文學的生命全靠能用一個時代的活的工具來表現一個時代的情感與思想。工具僵化了，必須另換新的，活的，這就是「文學革命」。例如《水滸傳》上石秀說的：

　　你這與奴才做奴才的奴才！我們若把這句話改作古文，「汝奴之奴」或他種譯法，總不能有原文的力量。這豈不是因為死的文字不能表現活的話語？此種例證，何止千百？所以我們可以說：歷史上的「文學革命」全是文學工具的革命。叔永諸人全不知道工具的重要，所以說「徒於文字形式上討論，無當也」。他們忘了歐洲近代文學史的大教訓！若沒有各國的活語言作新工具，若近代歐洲文人都還須用那已死的拉丁文作工具，歐洲近代文學的勃興是可能的嗎？歐洲各國文學革命只是文學工具的革命。中國文學史上幾番革命也都是文學工具的革命。這是我的新覺悟。

　　我到此時才把中國文學史看明白了，才認清了中國俗話文學（從宋儒的白話語錄到元朝明朝的白話戲曲和白話小說）是中國的正統文學，是代表中國文學革命自然發展的趨勢的。我到此時才敢正式承認中國今日需要的文學革命是用白話替代古文的革命，是用活的工具替代死的工具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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