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又大一歲了

又大一歲了

　　這兩天忙著替這個小孩子收受各位好朋友賞給它做三周的糖果，我自己竟沒有工夫給它辦點壽果了。我現在只能代表這孩子十分誠懇的向各位好朋友謝謝贈送糖果的好意。

　　這個孩子是民國二十一年五月二十二日出世的。我們在他周歲的時候（第五十一號），曾說過：

　　我們辦這個刊物，本來不希望它做我們這十一二個人的刊物，也不希望它成為我們的朋友的刊物；我們自始就希望它成為全國一切用公心討論吐會政治問題的人的公共刊物。

　　這三年來，我們的希望可以說是漸漸實現了：《獨立評論》漸漸成為全國用公心討論政治社會問題的人的公共刊物了。

　　試舉一件值得報告的事實。《獨立》在這三年之中，總共發表了七百九十六篇文章（編輯後記不計），其中

　　社員作的　372篇　占百分之四六·七

　　社外投稿　424篇　占百分之五三·三

　　總　　計　七九六

　　試分年比較如下：

　　篇數　　社員稿　　百分比　　社外稿　　百分比

　　第一年　274　　　157　　　　57.3　　　117　　　42.7

　　第二年　244　　　109　　　　44.7　　　135　　　55.3

　　第三年　278　　　106　　　　38.2　　　172　　　61.8

　　這樣我們原來創辦人的文字逐年遞減，從全數百分之五七降到百分之三八；而社外投稿逐年遞加，從百分之四三加到百分之六二。這不是《獨立》漸漸成為一個全國公共刊物的實證嗎？

　　三年的八百篇文字，其中四百二十四篇是社外朋友義務的投稿，這個孩子當然是大家公共生育撫養的了。

　　我說這段話，當然不是有意抹煞《獨立評論》社的各位社員的創辦和維持的苦心。遠在《獨立》出版之先，從民國二十一年一月起，《獨立》社員就開始捐款，每月抽出他們的固定收入的百分之五；後來刊物稍有入款了，他們的捐款才減到百分之二．五。直到最近一年多，捐款才停止。捐款總數為四千二百零五元。這是他們對這個孩子經濟上的供給。

　　社員常作文的不過八個人，這些各有職業的忙人，在三年之中為《獨立》寫了三百七十篇文字，真可說是絞乳汁餵養這個孩子了。這是他們在文字上的供給。

　　自從《獨立》開辦以來，時常有人疑心這個孩子不是這十來個窮書生供養得起的，背後必然受有什麼「後臺老闆」的津貼。日子久了，這種疑心逐漸消滅了。現在我們不妨借這機會報告一句：《獨立》所以能維持到今日，不全靠那四千二百元的社員捐款。它的最大的經濟助力是那八百篇不取稿費的文字。這三百萬字的文稿，依五塊錢一千字計算，就要一萬五千元了。我們不能不感謝這八百篇文章的作者：若沒有他們的公心和熱誠，這個孩子早已斷乳餓死在搖籃裡了。

　　在這賀周歲的日子，我們不要忘了這個孩子還有一位忠心的看護婦。我們創辦這刊物的時候，就請黎昔非先生專管發行所的事務。說也慚愧，我是實行我的無為政治的，我在三年之中，只到過發行所一次！這三年的發行，校對，雜務，全是黎昔非先生一個人支持。每到星期日發報最忙的時候，他一個人忙不過來，總有他的許多青年朋友趕來盡義務，幫他卷報，裝封，打包，對住址。還有我的朋友羅爾綱先生，章希呂先生，他們幫我做最後一次的校對，也都是這孩子應該十分感謝的。還有北平浙江興業銀行的幾位朋友，他們盡義務替《獨立》管賬查帳，也是我們十分感激的。

　　我們特別感謝陳之邁先生送來賀壽的一篇《教孩子的方法》。他在這篇文字裡，特別發揮我們所期望的「獨立」的精神。獨立的精神就是自由思想的精神。我們在第一期的《發刊引言》裡就說過：

　　我們都不期望有完全一致的主張，只期望各人都根據自己的知識，用公平的態度，來研究中國當前的問題。……

　　不倚傍任何黨派，不迷信任何成見，用負責任的言論來發表我們各人思考的結果：這是獨立的精神。

　　這寥寥兩句話裡，兩次用了「各人」二字，這不是偶然的。在「九一八」事件發生之後不久，我們一二十個朋友曾幾次聚會，討論東三省的問題。我們公推蔣廷黻先生起草一個方案，我個人也起了一個方案。廷黻的方案已夠溫和了，我的方案更溫和。大家討論了許久，兩個方案都不能通過：又公推兩位去整理我們的草案。想合併修正作一種方案。結果是整理的方案始終沒出現。我在那時就起了一個感想：如果我的一個方案不能一致通過這十來個好朋友，我還能妄想得著多數國民的接受嗎？這是一個很悲觀的結論。但我又轉念一想：我有什麼特殊資格可以期望我的主張一定成為大家一致接受的方案呢？我的主張不過是我個人思考的結果，我要別人平心考慮我思考的結果，我也應該平心考慮別人思考的結果。我的思想有被接受的期望，別人的思想也都可以有被接受的期望。最好的方法是承認人人各有提出他自己的思想信仰的自由權利；承認人人各有權利期望他的思想信仰逐漸由一二人或少數人的思想信仰變成多數人的思想信仰。只要是用公心思考的結果，都是值得公開討論的。

　　所以我們在半年後開辦《獨立評論》，就採用這個「各人」自己負言論責任的根本態度。除了第一期的《引言》不署名之外，篇篇文字各用作者自己的姓名發表。這個態度最初還不能完全得著社員的瞭解。例如我的《論對日外交方針》（第五號）發表後，傅孟真先生曾對我說：「這篇文字要是先經過聚餐會的討論，恐怕就登不出來了。」可見那時候聰明的孟真也還看不慣這種各人自己負責任的辦法。但這個方法後來逐漸用慣了，大家也都不很覺得奇怪了。例如國聯調查團的報告書公佈時，《獨立》（第二十一至二十二號）就發表了三篇很不同的評論：我不妨稱它為「一個代表世界公論的報告」，孟真不妨稱它為「一件含糊的傑作」。此外更明顯的例子是獨裁與民治的討論，武力統一的問題，建設與無為的問題，西化的問題等等，我們總是充分登載不同的主張，有時候，獨立到《獨立》社員自己開起很激烈的筆戰來了！

　　我們很可以安慰自己的就是我們從不曾因為各人主張的不同而傷害期友的交情。《獨立》社員至今沒有一個散夥的。有一次，我的一篇《保全華北的重要》（第五十二三號）引起了孟真的抗議，他寫信來說他要永遠脫離《獨立》了。但後來我們當面談過，彼此也都諒解了，孟真至今還是《獨立評論》的臺柱子。

　　我拉雜寫了這些往事，只是要說明這種獨立的態度在這一群朋友之間的意義。關於這種精神在社會政治上的功用，我們很熱心的介紹陳之邁先生的壽文。

　　最後，我們十分高興的感謝我們的七千讀者。他們能忍耐這樣一個說平實話的刊物到三年之久，這是我們最感覺安慰的。

　　二十四，五，十四

　　（原載1935年5月19日《獨立評論》第15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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