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紀念「五四」

紀念「五四」

　　「五四」是十六年前的一個可紀念的日子。民國八年五月四日（星期）下午，北京的十幾個學校的幾千學生集會在天安門，人人手裡拿著一面白旗，寫著「還我青島」，「誅賣國賊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日本人之孝子賢孫四大金剛三上將」等等字樣。他們整隊出中華門，前面兩面很大的國旗，中間夾著一副挽聯，上款是「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遺臭千古」。下款是「北京學界淚挽」。他們沿路散了許多傳單，其中最重要的一張傳單是這樣寫的：

　　北京學界全體宣言

　　現在日本在萬國和會要求併吞青島，管理山東一切權利，就要成功了！他們的外交大勝利了！我們的外交大失敗了！山東大勢一去，就是破壞中國的領土！中國的領土破壞，中國就亡了！所以我們學界今天排隊到各國公使館去要求各國出來維持公理。務望全國工商各界一律起來設法開國民大會，外爭主權，內除國賊。中國存亡，就在此一舉了！今與全國同胞立兩個信條道：

　　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斷送！

　　中國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頭！國亡了！同胞起來呀！

　　他們到東交民巷西口，被使館界巡警阻止不得通過，他們只能到美國使館遞了一個說帖，又舉了六個代表到英、法、意三國使館去遞說帖。因為是星期日，各國公使都不在使館，只有參贊出來接見，表示同情。

　　大隊退出東交民巷，經過戶部街，東長安街，東單牌樓，石大人胡同，一直到趙家樓的曹汝霖住宅。曹家的大門緊閉，大家齊喊「賣國賊呀！」曹宅周圍有一兩百警察，都站著不動。有些學生用旗杆搗下房上的瓦片，有幾個學生爬上牆去，跳進屋去，把大門打開，大家就擁進去了。這一天，曹汝霖和章宗祥都在這屋裡，群眾人太多了，反尋不著這兩個人。他們捉到曹汝霖的爹，小兒子，小老婆，都放了出去。他們打毀了不少的家具。後來他們捉到了章宗祥（駐日公使），打了他一頓，打的頭破血流。這時候，有人放了火，火勢大了，學生才跑出去。警察總監吳炳湘帶隊趕到，大眾已散去了，只捉去了在路上落後的三十三個人。

　　這是「五四」那天的經過。（那時我在上海，以上的記載是根據《每週評論》第二十一期的材料。）

　　這一天的怒潮引起了全國的波動。北京政府最初採用壓迫的手段，拘捕學生，封禁《益世報》，監視《晨報》、《國民公報》，下令褒獎曹、陸、章三人的功績。學生被拘禁了四天，由各校校長保釋了。北京各校的學生天天組織露天講演隊，勸買國貨，宣傳對日本的經濟抵制。全國各地的學生也紛紛響應。日本政府來了幾次抗議，使中國青年格外憤慨。這樣鬧了一個多月，到6月3日，北京政府決心作大規模的壓迫，開始捉拿滿街講演的學生。

　　6月4日，各校學生聯合會也決議更大規模的愛國講演。6月3、4兩日被捉的學生約有兩千多人，都被拘禁在北河沿北京大學法科。越捉越多，北大法科容不下了，馬神廟的北大理科也被圍作臨時監獄了。5日的下午，各校派大隊出發講演，合計三千多人，分做三個大縱隊：從順治門到崇文門，從東單牌樓到西單牌樓，都有講演隊，捉也無從捉起了。政府才改變辦法：只趕跑聽眾，不拘捕學生了。

　　那兩天，兩千多學生被關在北大法科理科兩處，北河沿一帶紮了二十個帳棚，有陸軍第九師，步兵一營和第十五四駐紮圍守，從東華門直到北大法科，全是兵士帳棚。我們看6月4日警察廳致北京大學的公函，可以想像當日的情狀：

　　徑啟者：昨夜及本日迭有各學校學生一二千人在各街市遊行演說，當經本廳遵照五月二十五日大總統命令，派出員警盡力制止，百般勸解，該學生等終不服從，猶複強行演說。當時地方秩序頗形擾亂，本廳商承警備總司令部，為維持公安計，不得已將各校學生分送北京大學法科及理科，酌派軍警監護，另案呈請政府，聽候解決。惟各該校人數眾多，所有飲食用具，應請貴校速予籌備，以資應用。除函達教育部外，相應函達查照辦理。此致北京大學。八年六月四日。

　　6月4日上海、天津得著北京拘捕學生的電報，各地人民都很憤激，學生都罷課了，上海商人一致宣佈罷市三天。天津商人也宣佈罷市了。上海罷市消息傳到北京，政府才驚慌了，5日下午，北河沿的軍隊悄悄的撤退了，二十個帳棚也撤掉了。

　　這回學生奮鬥一個月的結果，最重要的有兩點：一是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的免職，二是中國出席和會的代表不敢在斷送山東的和約上簽字。政府屈服了，青年勝利了（以上記載參用《每週評論》第二十五期的記事）。

　　「五四運動」一個名詞，最早見於八年五月二十六日的《每週評論》（第二十三期）。一位署名「毅」的作者，——我不記得是誰的筆名了，——在那一期裡寫了一篇《五四運動的精神》，那篇文章是值得摘抄在這裡的：

　　什麼叫做「五四運動」呢？

　　民國八年五月四日北京學生幾千人，因山東問題失敗，在政府高壓的底下，居然列隊示威，作正當民意的表示。這是中國學生的創舉，是中國教育界的創舉，也是中國國民的創舉。大家不可忘了！……這次運動裡有三種真精神，可以關係中國民族的存亡。

　　第一，這次運動是學生犧牲的精神。……一班青年學生奮空拳，揚白手，和黑暗勢力相鬥，……這樣的犧牲精神不磨滅，真是再造中國的元素。

　　第二，是社會裁制的精神。……這學生雖然沒有把他們（賣國賊）一個一個的打死，但是把他們在社會上的偶像打破了！以後的社會裁制更要多哩！……

　　第三，是民族自決的精神。……這學生不問政府，直接向公使團表示，是中國民族對外自決的第一聲。不求政府，直接懲辦賣國賊，是對內自決的第一聲。

　　這篇文章發表在「五四運動」收到實際政治的效果之前，這裡的三個評判是很公道的估計。

　　現在這個壯烈的運動已成了十六年前的史跡了。我們現在追敘這個運動的起源，當然不能不回想到那個在察元培先生領導之下的北京大學。蔡先生到北大，是在六年一月，在那兩年之中，北大吸收了一班青年的教授，造成了一點研究學術和自由思想的風氣。在現在看來，那種風氣原算不得什麼可驚異的東西。但在民國七八年之間，北大竟成了守舊勢力和黑暗勢力最仇視的中心。那個時代是安福俱樂部最得意的時代；那一班短見的政客和日本軍閥財閥合作，成立了西原借款和中日軍事協定。在那強鄰的勢力和金錢的庇護之下，黑暗的政治勢力好像是安如泰山的了。當時在北方的新勢力中心只有一個北京大學。

　　蔡先生初到北大，第一天就提出「研究學術」的宗旨，這是不致引起政府疑忌的。稍稍引起社會注意的是陳獨秀先生主辦的《新青年》雜誌，最初反對孔教，後來提倡白話文學，公然主張文學革命，漸漸向舊禮教舊文化挑戰了。當時安福政權的護法大神是段祺瑞，而段祺瑞的腦筋是徐樹錚。徐樹錚是林紓的門生，頗自居于「衛道君子」之流。《新青年》的同人攻擊舊文學與舊禮教，引起了林紓的反攻；林纖著了幾篇短篇小說，登在上海《新申報》上，其中《荊生》一篇，很明顯的攻擊陳獨秀、胡適、錢玄同三人，並且希望有個偉丈夫荊生出來，用重十八斤的銅鐧，來制伏書癡。那篇小說的末尾有一唱三歎的論贊，中有云：

　　如此混濁世界，亦但有田生（陳）狄生（胡）足以自豪耳！安有荊生！

　　這是反激荊生的話，大家都很明白荊生暗射小徐將軍，——荊徐都是州名。所以在八年的春初，北京早已鬧起「新舊思潮之爭」，北大早已被認為新思想的大本營了。

　　但單有文學禮教的爭論，也許還不至於和政治勢力作直接衝突。七年的《新青年》雜誌是有意不談政治的。不談政治而專注意文藝思想的革新，那是我的主張居多。陳獨秀、李大釗、高一涵諸先生都很注意政治的問題。蔡先生也是關心政治的改善的。這種政治興趣的爆發是在歐戰終了（七年十一月十一）的消息傳來的時候。停戰的電報傳出之夜，全世界都發狂了，中國也傳染著了一點狂熱。北京各學校，十一月十四日到十六，放了三天假，慶祝協約國的戰勝。那幾天，「旌旗滿街，電彩照耀，鼓樂喧闐，好不熱鬧！東交民巷以及天安門左近，遊人擁擠不堪」（用陳獨秀的克林德碑文中的話）。這時候，蔡先生（他本是主張參戰的）的興致最高，他在那三天慶祝之後，還向教育部借了天安門的露天講臺，約我們一班教授做了一天的對民眾的「演說大會」（演說辭散見《新青年》五卷五號及六號。他老人家也演說了好幾次。

　　這樣熱烈的慶祝協約國的勝利，難道蔡先生和我們真相信「公理戰勝強權」了嗎？現在回想起來，我們在當時都不免有點「借他人之酒杯，澆自己之塊磊」。我們大家都不滿意於國內的政治和國際的現狀，都渴望起一種變化，都渴望有一個推動現狀的機會。那年十一月的世界狂熱，我們認作一個世界大變局的起點，也想抓住它作為推動中國社會政治的起點。同時我們也不免都受了威爾遜大總統的「十四原則」的麻醉，也都期望這個新世界可以使民主政治過平安日子。蔡先生最熱心，也最樂觀，他在那演說大會上演說「黑暗與光明的消長」（《蔡先生言行錄》頁八四——九十），他說：

　　我們為什麼開這個演說大會？因為大學職員的責任並不是專教幾個學生，更要設法給人人都受一點大學教育。在外國叫做平民大學。這一回的演說大會就是我國平民大學的起點。

　　這幾句話可以顯出蔡老先生的偉大精神。這是他第一次借機會把北京大學的使命擴大到研究學術的範圍以外。他老人家忍了兩年，此時他真忍不住了！他說：

　　但我們的演說大會何以開在這個時候呢？現在正是協約國戰勝德國的消息傳來，北京的人都高興的了不得。請教為什麼要這樣高興？

　　諸君不記得波斯拜火教嗎？他用黑暗來比一切有害於人類的事，用光明來比一切有益於人類的事。所以說世界上有黑暗的神與光明的神相鬥，光明必占勝利。這真是世界進化的狀態。……距今一百三十年前的法國大革命，把國內政治上一切不平等黑暗主義都消滅了。現在世界大戰爭的結果，協約國占了勝利，定要把國際間一切不平等的黑暗主義都消滅了，別用光明主義來代他。

　　第一是黑暗的強權論消滅，光明的互助論發展。

　　第二是陰謀派消滅，正義派發展。

　　第三是武斷（獨裁）主義消滅，平民主義發展。

　　第四是種族偏見消滅，大同主義發展。

　　我們在十六七年後回頭重讀這篇偉大的演說，我們不承認蔡先生的樂觀完全失敗了。但我們不要忘記：第一，蔡先生當日的樂觀是根據於他的哲學信仰上的樂觀，他是誠意的信仰互助論必能戰勝強權論的，所以他的樂觀是有熱力的，能感動人的。第二，他的樂觀是當日（七年十一月）全世界渴望光明的人們同心一致的樂觀，那「普天同慶」的樂觀是有感動人的熱力與傳染性的。這種樂觀是民國八年以後中國忽然呈現生氣的一個根苗，而蔡先生就是散佈那根苗的偉大領袖。若沒有那種樂觀，青年不會有信心，也決不會有「五四」「六三」的壯烈運動起來。

　　「五四」的事件固然是因為四月底巴黎和會的惡消息傳來，威爾遜總統的理想主義完全被現實政治的妥協主義打消了，大家都深刻的感覺那六個月的樂觀的幻滅。然而正因為有了那六個月的樂觀與奢望，所以那四五月間的大失望能引起有熱力的反動。況且我們看那幾千學生5月4日在美國使館門口高喊著「大美國萬歲！威爾遜大總統萬歲！大中華民國萬歲！世界永久和平萬歲！」我們不能不承認那引起全世界人類樂觀的威爾遜主義在當日確是「五四」運動的一種原動力。蔡先生和當日的幾個開明的政治家（如林長民、汪大燮）都是宣傳威爾遜主義最出力的人。

　　蔡先生這篇演說的結語也是最值得注意的。他說：

　　世界的大勢已到這個程度，我們不能逃在這個世界以外，自然隨大勢而趨了。我希望國內持強權論的，崇拜武斷（獨裁）主義的，好弄陰謀的，執著偏見想用一派勢力統治全國的，都快快拋棄了這種黑暗主義，向光明方面去呵！

　　這是很明顯的向當日的黑暗政治勢力公開宣戰了！從這一天起，北京大學就走上了干涉政治的路子，蔡先生帶著我們都不能脫離政治的努力了。

　　天安門演說之後，不多幾天，我因母親死了，奔喪南下。我走之後，獨秀、守常先生更忍不住要談政治了，他們就發起《每週評論》用白話來做政治的評論。《每週評論》12月22日出版，它的發刊詞也可以使我們看出那個狂熱的樂觀時代的大影響：

　　自從德國打了敗仗，「公理戰勝強權」這句話幾乎成了人人的口頭禪。……凡合乎平等自由的，就是公理；倚仗自家強力侵害他人的平等自由的，就是強權。……這「公理戰勝強權」的結果，世界各國的人都應該明白，無論對內對外，強權是靠不住的，公理是萬萬不能不講的了。美國大總統威爾遜屢次的演說都是光明正大，可算得現在世界上第一個好人。他說的話很多，其中頂要緊的是兩個主義：第一不許各國拿強權來侵害他國的平等自由。第二不許各國政府拿強權來侵害百姓的平等自由。這兩個主義不正是講公理不講強權嗎？……我們發行這《每週評論》的宗旨也就是「主張公理，反對強權」八個大字。

　　這裡固然有借題發揮的話，但獨秀和蔡先生在那時候都是威爾遜主義麻醉之下的樂觀者，他們天天渴望那「公理戰勝強權」的奇跡的實現，一般天真爛漫的青年學生也跟著他們渴望那奇跡的來臨。八年四月底，巴黎的電報傳來，威爾遜的理想失敗了，屈服了！克裡蒙梭和牧野的強權主義終於戰勝了！日本人自由支配山東半島的要求居然到手了！這個大打擊是青年人受不住的。他們的熱血噴湧了，他們赤手空拳的做出一個壯烈的愛國運動，替國家民族爭回了不少的權利。因為如果沒有他們的「五四運動」，我們的代表團必然要簽字的。簽了字，我們後來就不配再說話了。三年之後，華盛頓會議的結果，使我們收回山東的失敗，其中的首功還得算「五四運動」的幾千個青年學生。

　　最後，我們要引孫中山先生評論「五四運動」的話來做這篇紀念文字的結論。孫先生說：

　　自北京大學學生發生五四運動以來，一般愛國青年無不以新思想為將來革新事業之預備，於是蓬蓬勃勃，發抒言論，國內各界輿論一致同倡。各種新出版物為熱心青年所舉辦者，紛紛應時而出，揚葩吐豔，各極其致，社會遂蒙絕大之影響。雖以頑劣之偽政府，猶且不敢攖其鋒。此種新文化運動在我國今日誠思想界空前之大變動。推原其始，不過由於出版界一二覺悟者從事提倡，遂至輿論放大異彩，學潮彌漫全國，人皆激發天良，誓死為愛國之運動。倘能繼長增高，其將來收效之偉大且久遠者，可無疑也。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賴於思想之變化。兵法攻心，語曰革心，皆此之故，故此種新文化運動實為最有價值之事。（九年一月二十九日，《與海外同志書》）

　　中山先生的話是「五四」之後七個多月寫的。他的評判，我們認為很公允。他的結論「吾黨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賴於思想之變化」，這是不可磨滅的名言。我們在這紀念「五四」的日子，不可不細細想想今日是否還是「必有賴於思想的變化」。因為當年若沒有思想的變化，決不會有「五四運動」。

　　二十四，四，二十九夜

　　（原載1935年5月5日《獨立評論》第14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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