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政治統一的意義

政治統一的意義

　　在幾個月之前，我們幾個朋友在獨立評論上討論到「建國」的問題（《獨立》第七七號到八八號）。當時我個人提出的一個結論是：「凡夢想武力統一的人，大概都是對於別的統一方法全抱悲觀了。……中國統一的破壞，由於各省缺乏向心力，就成了一個割據的局面。……我所設想的統一方法，簡單說來，只是用政治制度來逐漸養成全國的向心力。……今日必須建立一個中央與各省互相聯貫的中央政府制度，方才可以有一個統一國家的起點。」（第八十六號）

　　那時我舉了一個例子，就是國會制度。後來頗有人笑我遷腐。其實我當時明說：「我要請大家注意的只要一個連貫中央與各省的機關，要建立一個象徵全國全民族的機關。」國會的根本觀念只是「讓各省的人到中央來參加全國的政治，所以是養成各地方向心力的最有效的一步」。

　　我所說的「政治統一」，只是指那些維繫全國，把中央與地方連貫成一個分解不開的全體的制度和關係。關係有多種，如經濟的利害相關，如國防的安危相關，如交通的往來相關，等等。但這種種的相互關係，若沒有統一的政治制度的表現與統制，明明相互的關係也可以鬆懈到不相關；甚至於相衝突的地位。政治統一全靠政治家能充分瞭解各部分的相互關係，用政治的制度去培植他們，鞏固他們。一個國家的統一，決不能單靠武力一項把持各部分使他們不分崩。國家的統一其實就是那無數維繫各部分的相互關係的制度的總和。武力統一之後，若沒有那種種維繫，統一還是不能保持長久的。

　　秦始皇的統一是武力的統一，他把天下人的兵器收去了，卻沒有造成一些可以維繫全國各部分的制度，所以他的帝國不久就瓦解了。漢高祖革命成功之後，他並沒有收天下的兵器，然而漢朝不但保持了四百年的統一，還留下了兩千年的統一規模，使我們到於今還自稱為「漢人」，真可說是替中國建立下了「大一統的民族國家」的基礎。所以者何？在漢家初期，在那「與民休息」的七十年中，各種維繫全國各部分的制度，如統一的法律，統一的賦稅，統一的貨幣，選舉的制度等，都逐漸成立，並且實行有效了，所以人民漸漸感覺統一帝國的利益。四百年的統一是建築在這些維繫之上的。二千年的統一的民族國家，也就是建築在這些大維繫之上的。

　　在這最近二十年的短期紛亂之下，我們所以還能保持一個民族國家的大輪廓，也全靠我們還留得一些雖鬆懈而不曾完全割斷的大維繫在。有些維繫是歷史上遺留下來的：如歷史，文化，語言，文字，風俗，宗教等等。這些當然是最基本的維繫，因為他們是一個民族國家的靈魂。凡這些根本關係存在的地方，都有統一的可能，因為都有潛伏的偉大向心力存在。凡這些根本關係不存在或很薄弱的地方，向心力就薄弱，一遇到機會，離心力就容易發展了。

　　但這些歷史的維繫，儘管是根本的，往往可以被暴力搖動，拆散，割斷。這二十年中的分裂局面，並不是因為那些根本的維繫不存在了，只是因為我們在這時期裡所造成的制度還不夠維持那些歷史遺留的老關係，更不夠建立這個新時代所需要的種種新關係。所以二千年的統一，禁不起十幾個軍人的割裂。然而在那割裂之中，還能多少保持一個中國大輪廓，這不完全仰仗那些歷史的大維繫，其中也還有一些新興的統一勢力。第一是近幾十年的新教育，無論如何淺薄，至少比向來普遍多了，容易瞭解多了。第二是一些銷行全國的大報紙，無論如何幼稚，總算是向來沒有的一種新的統一勢力。第三是從報紙與學校裡傳播出去的一點點民族觀念，國家觀念，愛國思想，——雖然薄弱的可憐，也居然能使一個地方發生的對外事件震撼全國，使窮鄉僻壤的小學生認為國恥國難。第四是新興的交通機關，如電報、郵政、輪船、鐵路、公路等等，也究竟縮小了不少的距離，使全國各地的人增添了不少互相接觸的機會。

　　今日我們的民族國家的輪廓的統一，是靠那些老的歷史關係和這些新的連鎖支撐著的。這許多新舊大連鎖是超政治的。去年福建人民政府成立之後，改國號，改元，分一省為四省，真所謂「儼然一敵國」了。然而我每回收到福建各地的信件，檢看郵局蓋的印子，年月仍舊是中華民國的紀年，地名仍舊是老地名。郵局是統一的，電報是統一的。又如教育部規定的各省中學畢業會考，在中央勢力管轄之下的各省當然舉行了，可是那政治上獨立的廣東省何以也會舉行中學會考呢？名義上儘管是廣東教育當局自動的舉行的，事實上我們看見的廣東會考的試題和別省的會考試題並沒有多大的分別。但是如果廣東不舉行會考，廣東學生就不能投考外省的大學，所以廣東也就不能不有會考了。所以就這一點上看，教育也是統一的。司法制度至今還能維持一種統一的系統，也是因為同樣的道理：如果一個割據省分不承認中央的最高法院，訴訟人就少了一次上訴的權利，他們當然不情願的。

　　我所謂「政治的統一」，就是充分發展這些維繫統一的大連鎖，建立貫串中央與各省的密切關係，使全國各地都感覺在這重重疊疊的關係之中，沒有法子分開。歷史的舊連鎖固然是應該繼續培植的，適應新的需要的新維繫更是應該趕緊建立的。

　　今日各省與中央之間的維繫實在是很薄弱的。不是要錢，不是告急，各省都不感覺中央的需要。鄒魯先生要想增加中山大學的經費了，就忽然認得中央政府了。雲南發生了對法國的交涉了，於是張維翰先生就跑到南京來了。四川軍隊被共產黨打潰了，於是四川代表來中央請派兵入川了。這樣「無事不登三寶殿」的關係，不是統一的途徑。所以我們主張，政治的統一必須建設在平時的維繫全國各部分的相互關係的政治制度之上。我們所指出的國會制度不過是一個最扼要又最能象徵一個全國大連鎖的政治統一的制度。但我們觀察將近三讀的憲法草案，看那個國民大會的組織，不能不疑心今日指導政治的人們似乎還不曾感覺這種大連鎖的需要。這是我們不能不感覺失望的。

　　（原載1934年10月21日《獨立評論》第12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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