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雙十節的感想

雙十節的感想

　　我們這一期報的付印正當雙十節的前夕，所以我們也要借這個機會來想想這個革命紀念節的歷史的意義。

　　雙十節有兩層重大意義：種族的革命和政治的革命。

　　第一，辛亥革命在當時最容易使一般人瞭解的意義是「排滿」，是種族的革命。種族的革命在當時頗有人反對，一半是因為有些持重的人恐怕革命要引起瓜分，一半是因為有些人對於滿洲皇室還抱一點中興的希望。現在回頭看來，怕瓜分還有點歷史的根據，期望滿洲皇室的中興是完全錯誤的。滿洲民族，到了乾隆以下，已成了強弩之末；皇室都成了敗家子弟，後來竟連兒女都生不出來了；八旗兵丁也都「文」化了，在乾嘉之間的匪亂裡，他們的戰鬥力已大衰了。太平天國之變更證明了這一群外族統治階級已絲毫沒有抵抗力了。從十九世紀中葉到辛亥革命，滿族的統治權全靠漢族新興領袖的容忍。

　　其間戊戌年的「百日維新」，不足以證明滿族可以出個維新皇帝，只足以證明他們只配擁戴一個昏殘頑固的西太后。拳匪之禍，主要的政治領袖都是皇室貴族，從此滿洲皇室更被全國人民厭了。崩潰的統治階級早已不能抵抗那幾次爆發的民族仇恨了；只有那七百年理學餘威還在那裡支持一個尊君的局面，使曾國潘、左宗棠、李鴻章諸人不敢作進一步取而代之的革命。但理學的本身也早已成了強弩之末，禁不起那西來的民族觀念與平等自由的思想的摧蕩。這一道最後的壁壘有了漏洞之後，他所掩庇的滿洲帝室自然瓦解了。所以辛亥革命「排滿」成功的意義只是推倒一個久已不能自存的外族統治；那種「摧枯拉朽」的形勢，更可以證明時機的真正成熟。這個說法不是小看了革命先烈的功績，這正是要表明他們的先見遠識。倘使當時那班昏愚的帝室親貴能繼續維持他們的統治權到今日，中國的形勢更不堪想像了！

　　第二，帝制推翻之後，中國變成一個民主共和，這也是歷史造成的局勢。在二百七十年的滿族統治之下，漢人沒有一家能長久保持一種特殊尊貴地位的，也沒有一家能得國民愛戴，有被擁戴做統治中國的皇室的。即使君主立憲黨人出頭當政，他們也沒有法子憑空捏造出一個皇室來，所以辛亥革命不能不建立一種共和政體，乃是歷史必然的趨勢。還有一個歷史的理由，就是中國向來的專制帝政實在太糟，太無限制，太醜惡了，一旦戮穿了紙老虎，只看見萬惡而無一善。

　　這是中國和日本的一個根本不同之點。日本自從九世紀以來，一千餘年中，天皇沒有實權，大權都在權臣的手裡；天皇深居宮中，無權可以為惡，而握專制實權的幕府成為萬惡所歸，所以後來憂國的志士都要尊王倒幕。後來日本天皇成為立憲的君主，其實很得了那一千多年倒黴的幫助。中國則不然：一切作威作福的大權都集中在皇帝一身，所以一切罪惡也都歸到他的一身。在紙老虎有威風的時候，一切人都敢怒而不敢言。等到紙老虎不靈的時候，「專制萬惡」的思想處處都可以得著鐵憑鐵據，自然眾口一聲的要永遠推翻專制帝政了。帝制的罪惡是歷史上最明顯的事實，何況還有共和自由平等的幸福的期望在將來等著我們的享受？所以日本維新變成君主立憲，而中國革命不能不打倒帝制，都是歷史上的自然趨勢。袁世凱張勳的帝制失敗都是這個趨勢的旁證。

　　但辛亥革命的政治的意義不止於此。帝制的推翻，雖然好像是不曾費大力，然而那件事究竟是五千年中國歷史上的一件最大的改革。在一般人的心裡，這件事的意義是：「連皇帝也會革掉的！」這是中國革新的一個最深刻的象徵。辛亥以前，中國人談了四五十年的改革，實在沒有改變多少。因為那班老狗是教不會新把戲的。八股改了，來的是策論；策論廢了，來的是紅頂子做監督提調的學堂。要「預備立憲」了，來的是差不多「清一色」的親貴政府。——但是辛亥以後，帝制倒了，在積極方面雖然沒有能建立起真正的民主政體，在破壞的方面確是有了絕大的成績。第一是整個的滿洲親貴階級倒了，第二是妃嬪太監的政治倒了，第三是各部的書辦階級倒了，第四是許多昏庸老朽的舊官僚也跟著帝制倒了。這多方面的崩潰，造成了一個大解放的空氣。

　　這個大解放的空氣是辛亥政治革命的真意義。在辛亥以前，無論什麼新花樣，——例如編排一出新戲——只消一位昏庸的禦史上一個參本，就可以興起一場大獄。在辛亥以後，許多私人提倡的改革事業都可以自由發展，不能不說是政治革命的恩賜。即如民國六七年北京大學的教授提倡的白話文學，在當時雖然也有林紓先生們夢想有大力的人出來干涉，究竟沒有受著有效的摧殘。若在帝政之下，我們那班二十多歲的青年壓根兒就不能走進京師大學堂的門牆裡去講中國學問，更不用說在「輦轂」之下提倡非聖無法的思想了！民國十三年以後的政治社會的改革當然是比辛亥革命激烈的多了；但若沒有辛亥革命的政治大解放，也決不會有這十年來的種種革命。辛亥革命變換了全國的空氣，解除了一個不能為善而可以為惡的最上層高壓勢力，然後才能有各種革命的新種子在那個解放的空氣裡生根發芽。

　　所以我們可以說辛亥革命是後來一切社會改革的開始。中國古來的政治雖然是完全放任的，然而那個「天高皇帝遠」的放任政治之下，一切社會制度實在都還是倚靠那個禮法分不清的政治制度的維持。放任是放任的，但變換新花樣是不容許的；其實也並不是有意的不容許，只是無法子變換出來。那個上層的硬殼子僵化了，他的壓力自然能僵化一切他所籠罩的東西。辛亥革命只是揭起了，打破那個硬殼子，底下的社會就顯出流動性來了。

　　這二十年中最容易看見的改革是婦女的解放。然而婦女的解放運動，無論在家庭，在學校，在社會，都直接間接的受了辛亥政治革命的推動。即如今日男女同學的普遍，在舊日帝制之下，是誰也夢想不到的。又如新民法根本推翻了舊禮教所護持的名分，親屬關係，宗法觀念，造成了一種不流血的禮教革命。這樣徹底的法律革命，在舊日禮教與刑法互相維護的帝政之下決沒有實行的機會。這不過是隨便舉出的一兩點，已可以說明辛亥革命有解放全社會的大影響了。

　　我們在今日紀念這個革命節日，一面當然感謝那許多為革命努力犧牲的先烈，一面當然也不能不感覺我們自己在這二十年中太不努力了，所以雖有一點成績，究竟不夠酬償他們流的血，出的力。他們夢想一個自由平等，繁榮強盛的國家。二十三年過去了，我們還只是一個抬不起頭來的三等國家。他們夢想造成一國民主立憲的自由國民，二十三年了，卻有不少的人自以為眼界變高了，瞧不起人權與自由了，情願歌頌專制，夢想做獨裁下的新奴隸！這是我們在今日不能不感覺慚愧的。

　　廿三，十，九，晨

　　（原載1934年10月14日《獨立評論》第12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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