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公開薦舉議

公開薦舉議

　　——從古代薦舉制度想到今日官邪的救正

　　考試院舉行了兩次考試大典，費了國家一百多萬元的經費，先後共考試了二百零八人。這二百零八人，聽說至今還有不曾得著位置的。國家官吏十多萬人，都不由考試而來；獨有這兩百人由正途出身，分部則各部會沒有餘缺，外放則各省或者不用，所以考試制度至今沒有得著國人的信仰。

　　因此我想起亡友趙文銳先生，他從美國留學回來，不顧朋輩的非笑，決心去應北京政府的高等文官考試。他考的名次很高，分在某一部裡學習，月薪不過五六十元。學習了好幾年，他始終沒得著相當的位置，每年還得靠教書維持他的生活。後來政局變了，他到南方去，不久就在國民政府之下做到了杭州關監督。考試正途只能給他一個分部學習，而同學的提攜倒可以給他一個關監督。在這種狀況之下，考試任官的制度那能有成立和推行的希望呢？

　　因此我又想到幾年前北方某省的縣長考試。考取的縣長，省政府總怕他們經驗不夠，必須在行政人員講習所講習半年，又須到各處去考察半年，然後有候選補缺的資格。然而那些不由考試出身的縣長，只軍人的一張條子，或政客的一封介紹信都可以走馬上任，又都不愁「經驗不夠」了，在這種情形之下，除了極少數忠厚安分毫無「奧援」的人，誰還肯走那條考試正途呢？

　　總之，今日任官的方法全由於推薦介紹，而考試制度至今只能有萬分之一的補救。所以今日任官流弊的中心在於薦舉，而匡正官邪的關鍵也在改革薦舉方法，而不在考試制度。

　　今日的官吏都由於推引介紹，而推引介紹的方式都是私薦而不是公開的薦舉，都是循情面而不是負責任的薦舉。老實說，今日的薦舉，無論賢不肖，都用汲引私人的方式，而不是用為國家推薦人才的方式。其流弊最大者約有幾點：（一）薦條私相授受，無公開的舉狀，誰也不知某人是誰薦舉的，是以何種資格何種理由薦舉的；（二）薦舉者不必負責擔保，故可以濫薦濫保，往往重要官吏發表之後，社會上皆不知其來歷，甚至於稅收官吏虧卷公款巨萬而逃，也從沒有人追問原來保薦的人是誰；（三）薦舉只是個人的，而不是制度的，所以全無限制，又全無裁制。近年每一部換一個部長，部中人員往往全部更換。朝野名流往往濫發薦書，每年有寫薦信至七八百函的：一位交通部長曾對我說，他因為收到薦書太多，竟不能不添兩個書記專做回達薦信的事！

　　欲糾正這種流弊，我主張三個原則：

　　（一）凡薦舉必須用公開的薦舉狀，用政府規定的格式（由政府印賣）填寫，由銓敘部登記後，可以在政府公報上發表。凡私遞的薦書薦條，皆由政府立法嚴格禁止。

　　（二）凡出具薦舉狀者為「舉主」，舉主在薦舉狀裡須將被舉人的學歷經驗詳慎開載，並須聲明願負完全責任：如不稱職，願受誤舉的懲戒處分；如犯贓罪，情甘同坐。

　　（三）凡在職官吏舉薦人才，皆須有法定的限制，不得超過限制。例如特任某級官得舉薦幾人；簡任某級官得舉薦幾人。薦狀上應聲明有權可薦幾員，現今所舉為第幾員，並未超過限制。凡在野的人，無論曾任何官，不得薦舉官吏。

　　這都不是外國搬來的新法，都只是我們老祖宗早已行過的古法。試看古人的薦狀，都是公開的「明保」，都得聲明負完全責任，又都得聲明依法可薦舉幾人。試舉張淏《雲穀雜記》附錄的南宋舉狀四篇中的一篇作例：

　　肖逵舉張淏狀

　　（具官）臣蕭逵，准格節文（按此指「慶元令格節文」），職自觀文殿大學士至待制，每歲許於十科內舉三人。臣伏睹迪功郎監漳州永豐倉張淏，性姿恬靜，學問該深，博考群書，多所是正。……臣今保舉堪充「學問該博，可備顧問科」。如蒙朝廷擢用後，犯正入已髒，臣甘伏朝典。……臣照得嘉定十年分，合於十科內舉三人，已舉過一員外，今來舉張淏系第二員合舉之數。……嘉定十年十二月十四日秦狀。

　　此種文例，各家文集中皆可尋得。試再看南宋宰相周必大文集中所保存的薦狀，其舉吳概等堪任監司郡守狀尾云：

　　右臣所舉吳概等，並系保任終身。或不如所舉，甘坐謬舉之罰。（《奏議》卷一）

　　其薦尤袤石墊堪任監司郡守狀尾云：

　　兩人如蒙擢用，後犯入己贓，臣甘當同坐。（《奏議》卷六）

　　周必大又有《乞申嚴薦舉連坐之法》一疏云：

　　……法令中明有連坐之文，而其奏牘亦雲「甘當同罪」。然曠歲逾時，未嘗有所懲治也。今莫若此嚴申制，務在必行。其制既嚴，其選必慎。縱未能盡得俊傑之士，比之乏然而取，則有間矣。若治平問英宗方倚樞密直學士李彥知泰州，會所舉人坐贓，特命奪官。夫以守邊之臣宣勞于國，猶且不廢絀罰，況餘人乎？此亦救弊之要道也。（《奏議》卷七）

　　這種線裝書裡的議論和例子，可算是「漢家制度」總比「棘闈鎖院賦詩」一類的故事更值得我們的考慮罷？

　　民眾雇一個老媽子，還得問薦頭；店家用一個夥計，還須有鋪保；旅館雇一個茶房，還須有押櫃。國家的官吏豈不更重要，豈可不要公開的負責的薦舉嗎？

　　（原載1934年3月4日天津《大公報》星期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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