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國聯報告書與建議案的述評

國聯報告書與建議案的述評

　　當十九路軍因瀏河受迫脅從上海退兵的第三夜（廿一年三月四夜），我還在北平協和醫院裡，忽然有幾個護土特別跑進我病室裡來，手裡拿著各種晚報，十分高興的說：「胡先生，十九路軍又打回去了！日本人大敗了！」我細細看了報紙，搖頭對她們說：「這個消息靠不住。恐怕沒有這樣好的事。」她們見我不相信，臉上都很失望；我很不願意掃她們的興，可是我知道她們到了明天失望還得更大。果然，到了第二天，每個護士都是很懊喪的樣子；我回想她們昨晚狂喜的神氣，我幾乎忍不住要掉眼淚了，——因為她們的狂喜真是從心坎裡出來的對國家的熱望。

　　過了一年，我到上海，聽我的朋友們談起那一夜上海的人民為了一句謠言，人人都發了瘋狂，滿街上爆竹的殘紙堆到幾寸厚；還有幾個人在那隆冬天氣赤裸著半截身體，開著汽車，吹著喇叭，滿市狂走！我聽了兩眼都噙著熱淚，抬不起頭來，因為我能瞭解那狂喜的意義，也能想像那第二天失望的奇慘。

　　在那狂喜裡，在那失望的奇慘裡，我們經驗了整個民族的精神的悲哀！

　　現在——在那狂喜與奇慘的一夜的一周年紀念的時候——我們全國的人民得著熱河全省陷落的警報。南方同胞派來的慰勞抗日將士團的代表還在津浦車上，帶著一百五十箱的慰勞品，每箱裡裝著無數男女同胞的熱烈的期望！他們夢裡也想不到熱河六十萬方裡的土地已在十天之內完全被我們的敵人不戰而得去了！他們夢裡也想不到孤軍深入的敵軍，一百二十八人，四輛鐵甲車，可以爬山越嶺，直入承德，如入無人之境！他們夢裡也想不到熱河境內的中國軍隊已開始總退卻，退入長城以內了！

　　這一天的全國國民所受的精神上的慘痛，只有去年今天（3月5日）的全國狂喜之後的大慘痛可以比擬。所不同的是去年十九路軍與第五軍在淞滬苦戰的成績確有引起全國熱望勝利的理由，而今天的慘痛只是我們雖然不曾期望張學良湯玉麟的軍隊會打勝仗，然而也決不曾想到失敗的如此神速！

　　我們初受著這種慘痛的刺激，都感覺到慚愧，失望，痛恨：慚愧的是我們這個民族如何能抬頭見世人，失望的是我們本不應該希望這種軍隊有守土的能力，痛恨的是國家的大事真如同兒戲。

　　在這猛烈的刺激之下，我們應該鎮靜我們自己，回頭想想這件事的教訓。這回熱河的事件給我們的第一個教訓是敵人的勝利真是疾風掃落葉，絲毫不費勁；我們的失敗是摧枯拉朽的失敗。

　　第二，從這回的熱河事件，我們可以證明一件歷史事實：就是前年「九一八」的失敗，也不是有計劃的「無抵抗」，其實也是一種摧枯拉朽的崩潰。幾百個決死攻城的日本兵眼裡就沒有看見那二十萬的東北大兵。即使沒有那9月6日張學良將軍「不准衝突」的密令（見《李頓報告書》頁一一〇），即使沒有王以哲司令「不抵抗」的命令（見同書頁一一一），那二十萬大兵也不會抵抗的，也會在很短的時間就崩潰的。當時變起倉猝，來不及抵抗，還可以說是有主張的避免衝突。但我們看後來錦州的退卻，北滿的潰敗，這都是有了相當準備時期以後的情形，都夠證明當日的不抵抗只是無有抵抗的能力。今年元旦的山海關事件又是「九一八」事件的縮影，少數的敵兵黑夜爬城，也就可以使中國軍隊驚惶失措，一晝夜的接觸，「天下第一關」就入敵人之手！

　　元旦以來，重兵十幾萬雲集灤河東西，熱河的必被侵攻是人人皆知的，然而榆關方面毫無反攻計劃；直到日兵已大舉進攻熱河了，榆關方面的十萬大兵也始終沒有反攻榆關進兵綏中以牽掣日軍後路的計劃。日軍孤軍深入，絲毫沒有顧忌，正因為敵人眼裡早已不看見那十幾萬的正式軍隊，更不看見那號稱十幾萬的義勇軍。日軍一晝夜衝鋒五十英里，因為他們經過的是雖有人而等於無人的土地！一百二十八個日本先鋒沖進了承德，十幾萬的中國大兵就總退卻了！這不但是湯玉麟的軍隊的潰滅，也不但是義勇軍的消滅，這是東北軍隊的第二次大潰敗，這也是華北軍隊的整個失敗。所以我說，這回的事件足夠證明前年東三省二十萬大兵的不抵抗是實在沒有能力抵抗。一年零五個月的整理與補充還不能抵抗，熱河的絕好的天險地利還不能抵抗，可以證明這種腐敗軍隊遇著現代式的敵軍勢必如枯葉之遇勁風，朽木之遇利斧，無有不崩潰之理。

　　第三個教訓是我們從這回的大敗可以看出這樣摧枯拉朽式的崩潰究竟原因在什麼地方。3月5日北平《世界日報》列舉熱戰失敗的四個主因：

　　（1）指揮缺乏統一
　　（2）溝壕工事太不堅固
　　（3）全線未能一致動作
　　（4）民眾之不合作

　　同日《大公報》也提出四個結論：

　　（1）中央地方當局者自始未曾盡力佈置熱河之防禦。
　　（2）如此重大之軍事而無作戰的計劃。
　　（3）將帥未融為一體，呼應不靈，指揮亦不當。
　　（4）賞罰不明，軍紀不整，棄土喪軍者罰不及身，無以獎勇士而勵怯懦。

　　這些評論自然都是事實。但依我們的觀察，此次大潰敗的主要原因有這些：

　　（1）軍隊全沒有科學的設備，沒有現代的訓練。3月5日宋子文院長發表談話，敘述熱河的情形，「我國守熱河之軍隊絕無所謂參謀工作。軍事長官逍遙後方，遲遲其行。太古式之車輛用作運輸，自北平至前方用駱駝須數星期方能運達。最前線各部軍隊一無聯絡，高射炮及排壕工具絲毫未備。軍士所受者僅操場之訓練」。他又泛論吾國「養兵數百萬，而器械窳劣，衣食不周，幾等烏合」。這是政府最高官吏的評語。丁文江先生在本刊第三十七號《抗日的效能與青年的責任》一篇裡曾痛論中國軍隊的缺乏現代科學的設備，及中國軍官教育的落後。他屢次對我說，中國軍官都不會看地圖。

　　我起先還不相信，近日我才相信了。前幾日北平一個機關負責的人對我說，「此次軍隊出發，都沒有地圖，都來問我們要地圖。我們半價買了許多幅蘇甲榮編印的東三省熱河地圖送給他們」。我聽了真不勝詫異。蘇甲榮先生的地圖只可供我們平常人看報時的幫助而已，豈能用作軍事地圖！何況各軍連這種簡單的地圖都沒有呢？舉此一端，可見中國軍隊完全是太古式的軍隊。此種軍官與此種軍隊，即使擁有貴重的新式設備，也只是「齎寇兵，資盜糧」，拱手送給敵人，如瀋陽的飛機與兵工廠一樣而已。

　　（2）軍官的貪污墮落。朱慶瀾將軍曾說，「軍官有了兩萬塊錢以上的財產，決不能打仗了」。東北軍隊從前曾有能戰的名譽，近年所以一蹶不振，都由於軍官積產太豐厚，生活太奢侈，久已無鬥志了。石友三一役，能勉強一戰的已不是東北嫡系的軍隊了。「九一八」以後，東北軍人雖遭絕大恥辱，而他們在關內的行為無一不是存了日暮途遠的頹廢心理，只想快發財，毫不體恤士卒，更不繫念國家。拿這種頹廢墮落的軍官來抵抗那抱著併吞東亞的野心的日本軍人，豈非以卵投石嗎？

　　（3）地方政治的貪污腐敗。熱河政治之腐敗，人民之怨毒，是人人知道的。錦州失守後，北票朝陽已成了前線，而湯玉麟父子叔侄們還只用種種苛法剝掠這地方的人民，使人民天天盼望有人來解救他們的迫切的苦痛。關內民眾團體的代表，如朱慶瀾、熊希齡諸先生都曾向湯玉麟呼籲過，勸他解除苛捐雜稅，並且替他籌劃補充餉源的方法。但中央與北平的當局都塞了耳朵，不肯協助餉源，使湯玉麟一群人有所藉口繼續敲剝人民的脂膏。

　　朝陽一帶的人民，本有自衛的組織，抗捐至一年之久；後來因抗日救國的民眾團體的勸告，自動的把一年的抗捐全數補繳給政府！這可見人民真是好人民。但這種可愛敬的舉動絲毫不能感動那一群貪官污吏的天良；苛政苛稅借軍事而更加嚴重，竟使人民不能不暫時投入仇敵的懷抱裡以求避免當前水深火熱的暴政。張學良將軍前幾天親對我們說，熱河人民因痛恨湯玉麟而痛恨一切抗日軍隊，所以丁春喜旅進入熱河，途中丟了兩個營長，大概是被老百姓殺害了。是的，熱河人民因痛恨虐政而痛恨一切曾庇護這虐政的更高當局，這是這回失敗的大原因。

　　（4）張學良應負絕大的責任。張學良將軍自從民國十七年以來負了東北四省軍政全權的責任；自從十八年以來更負了華北的軍政領袖的大責任。東三省之淪陷，他應負最大的責任，這是他去年8月7日自己曾承認的。他的體力與精神，智識與訓練，都不是能夠擔負這種重大而又危急的局面的。倘使他在前年引咎辭職了，中央還可以有一年多的時間來佈置熱河與華北的防務。倘使他去年八月初真能實行了他辭職去國的決心，中央也還有半年多的時間可以計劃佈置。不幸他受了他的部下的包圍，變更了去職的決心，又不能振作起精神來積極準備。惡惡而終不能去，善善而終不能用。

　　湯玉麟、高紀毅、沈能毅、周大文、張學銘一班人的飯碗雖然保全至今，然而六十萬方裡的熱河全省終於在他統治之下送在敵人的手裡！他的罪過，綜括說來，至少有五點（一）自己以叢咎叢怨之身，明知不能負此大任而偏要戀戰，貽誤國家，其罪一；（二）庇護湯玉麟，縱容他禍害人民，斷送土地，其罪二；（三）有充分時間而對於熱河榆關不作充分的準備，其罪三；（四）事機已急，而不親赴前線督師，又至今還不引咎自譴，其罪四；（五）性情多疑，不能信任人，故手下無一個敢負責作事的人才，亦無一部能負責自為戰的軍隊；事必躬親，而精力又不容許；部下之不統一，指揮之無人，聯絡之缺乏，設備之不周，都由於無一個人敢替他負責任：其罪五。

　　（5）中央政府也應負絕大的責任。湯玉麟的責任應由張學良擔負；張學良的責任至少有一大部分是應由中央政府擔負的。要而言之，中央政府對於此次事件，至少有四層罪過：（一）容留湯玉麟在熱河，其罪一。（二）容許張學良在華北，又不督責他作有效的準備，其罪二。（三）當此強敵壓境之日，中央不責成軍事領袖蔣中正北上坐鎮指揮，乃容許他逗留在長江流域作剿匪的工作，輕重失宜，誤國不淺，其罪三。（四）如宋子文3月5日的談話，他明知熱河不能守至「一星期至十日」，此言如果確實，則是中央最高行政當局明知熱河必不能守而靜待這六十萬方裡土地的淪失了！既明知不能守，宋院長何必在承德發那大言的通電來欺騙國人與世人？何不電召蔣中正委員長飛來指揮挽救？何不徵召全國最精良軍隊出關補救？何不明告政府全體，早日籌劃軍事以外的救濟方法？此種罪過豈但如宋院長所謂「驅市人而戰」？簡直是他自己說的「拱手讓人」了！其罪四。

　　以上三個大教訓，我想全國人都不會不承認的。最後又最重要的教訓，是我們應該深刻的反省我們為什麼這樣的不中用？為什麼只是這樣做勁風裡的枯葉，利斧下的朽木，做人刀俎上的魚肉？

　　是不是因為這個國家上上下下整個的沒有現代化，整個的沒有走上科學工業的路？是不是因為在這個現代世界裡我們還不肯低頭做小學生的苦學，所以不能抵抗一個受過現代科學工業文化的洗禮的民族？

　　是不是因為我們的老祖宗和我們自己都是罪孽深重，腐化太深，所以鬧了三四十年的維新至今還是不可雕的朽木，禁不起風吹的敗葉？

　　是不是因為我們自從庚子以後，受了國際均勢之下的苟安局勢的麻醉，誤認「彼入我京師而不能滅我」（王壬秋語）的形勢可以長久存在，誤認中國真是亡不了的，所以又陷入了醉生夢死的昏迷狀態裡，既不能自立又不肯埋頭學人家自立的本領，既不能吸收他人的新把戲又不肯刮除自己的腐肉臭膿，就成了這樣一個禁不起風吹草動的無用民族？

　　現在到了這個大試驗的日子了。在全世界人的眼光注視之下，我們的一切法寶——口號標語，精神文明，寶華山念經，金剛時輪法會，「太古式」的軍備與運輸，等等——都不靈了，我們方才明白我們原來至今還只是一個束手坐待強人宰割的國家！

　　這就是說，世界儘管變了，我們這個國家的危機還和十九世紀末年的情勢相差不遠。也許比那時代還更危急，因為那時代遠東的一點均勢局面現在久已不存在了，我們的近鄰還是我們最可怕的侵略者，而全世界沒有能力也沒有決心制裁她的暴行。我們絲毫沒有準備怎樣在這個現代世界裡求民族之自由平等，所以幾百噸的大言空談，抵不過「九一八」夜的一炮，也抵不過今天朝陽承德之間橫衝直撞的敵軍。

　　古人說的，「多難所以興邦」，這不是欺人之談，這是人類歷史的教訓。我們這個民族在甲午以後，歐戰以前那二十年中，屢經大難，所以確有一點自己悔悟的態度，有譴責自己的雅量，有冒險出國求學的少年精神，——這都是「興邦」的氣象。歐戰至今，二十年中，國外有形的壓迫稍稍鬆懈了一點（雖然無形的經濟的壓迫只有加重而無輕鬆），我們的虛驕與誇大狂又都回來了，那二十年前剛萌芽的一點自責與願學的虛心都銷滅了。不先整頓自己的國家，而妄想用空言打倒一切強敵；不先學一點自立的本領，而狂妄的藐視一切先進國家的文化與武備；不肯拼命去謀自身的現代化，而妄想在這個冷酷的現代世界裡爭一個自由平等的地位：這都是亡國的徵象。

　　這種迷夢，今日應該醒醒了！「養兵數百萬，而器械窳劣，衣食不周，幾等烏合」，這個國家是不能自存于這個現代世界的。沒有科學，沒有工業，「太古式之車輛用作運輸」，這個國家是不能自存于這個現代世界的。貧到這樣地步，鴉片白麵害到這樣地步，貪污到這樣地步，人民愚昧到最高官吏至今還信念經誦咒可以救國的地步，這國家是不能自存于這個現代世界的。

　　二千五百年前，一個哲人曾說：「既不能強，又不能弱，所以斃也！」我們今天的最大教訓是要認清我們的地位，要學到「能弱」，要承認我們今日不中用，要打倒一切虛驕誇大的狂妄心理，要養成虛懷願學的雅量，要準備使這個民族低頭苦志做三十年的小學生。這才不辜負這十八個月（也許還更長）的慘痛的教訓。

　　除此一條活路之外，我看不出別的什麼自救的路子。

　　廿二，三，六夜寫完

　　（原載1933年3月12日《獨立評論》第4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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