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陶希聖《一個時代錯誤的意見》附記

陶希聖《一個時代錯誤的意見》附記

　　我們在《時代公論》第二十三號上讀了楊公達先生的一篇《革命的回憶和國民黨的復興》，其中說統一國民黨有漸進方法和非常手段兩種方式，他嫌那漸進方法「收效極為遲緩」，所以他傾向於那「非常手段」的方式，他說：

　　或者國民黨現存派別中，有一派能以統一黨權為己任，本大無畏的精神，不避一切艱險，採取史達林對付託洛斯基，孟梭裡尼對付尼蒂的手段，不惜放逐異己的別派，舉一網而打盡之，國民黨由此亦可以統一。此種方式收效極為迅速。

　　這番話出於國民黨中的一個學者的筆下，很可以使我們詫異。

　　接著在《時代公論》的第二十四號上，我們又讀了楊公達先生的一篇《國難政府應強力化》，其中主張取消五院制，採用元首制，並且提出「元首的條件」：

　　要絕對負責。不特要負興國的責任，還須要負亡國的責任；不特要做岳武穆，還須要做李鴻章；不特要下流芳百世的決心，還須要立遺臭萬年的遺囑。

　　接著又在《時代公論》的第二十五期上，楊先生在他的一篇《九一八以來之中國政治》裡，宣告他對於「精誠團結」的絕望，主張「與其多方面的組織政府，不如一方面的組織政府」。他說：

　　如果是清一色的政府的話，則亡國興國，責皆由負（？），良心所在，能不努力？

　　這些話都是很明顯的主張，表示出一些人，在這個煩悶的政局之下因忍耐不住而想求一條「收效極為迅速」的捷徑，這種心理雖學者也不能免，這是我們很感覺惋惜的。

　　我本想討論楊公達先生的主張，今天收到陶希聖先生的文章，我的文字可以暫時不做了，所以把楊先生的原文的主張摘抄幾句，附在這裡，供讀此文者的參考。

　　上個月，我收到上海一位老輩先生來信，其中說：

　　近來政治不上軌道，當然政府之過，亦因社會寬縱過甚（除共產派外），不免陷長君逢君之病。平心言之，當局者非絕對不可為善。

　　是的，我們自命負言論之責的人，都應該領受這種很忠厚的勸告。

　　（原載1932年10月2日《獨立評論》第2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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