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蔡元培與北京教育界

蔡元培與北京教育界

　　我們讀了蔡先生的宣言，應該明白兩點；第一，他個人因為政治太黑暗了，「不能再忍而立刻告退了」。他自己的態度並不是完全消極的；他自己指出「退的舉動並不但是消極的免些糾紛，間接的還有積極的勢力」。這句話的意思，依我們看來，似乎是說：他的一去，明明是對惡政治的一種奮鬥方法。假如他的抗議能引起一般人已經麻木了的政治感覺，那就是積極的勢力了。無論如何，他的去志是十分堅決的。他既以他的一去為奮鬥，他決不會回來了，這一點是很明白的。

　　明白了這一點，我們所以不主張挽留蔡先生，蔡先生是挽留不住的；我們不如承認他的決心，體貼他抗議而去的精神；我們只能希望他能以自由個人的地位，繼續作謀政治清明的奮鬥；我們不應該學那個糊塗的黎元洪，勸他「勉抑高懷，北來視事」！

　　第三，他對北京大學的態度，也是很明白的。他說，「五四風潮以後，我鑒於為一個校長的去留的問題，生了許多枝節，我雖然抱了必退的決心，終不願為一人的緣故，牽動學校。所以近幾年來，在校中設立各種機關，完全倚教授為中堅，決不至因校長問題發生什麼危險了」。這是他對於北京大學的態度。他不願為一人而牽動北京大學，自然更不願為一人而牽動北京學界了。

　　明白了這一點，我們所以主張：北京教育界應該認清蔡先生「不願為一人的緣故，牽動學校」的苦心；應該繼續維持各學校。北京教育界中的人，自然有許多對於蔡先生抗議的精神極端表示同情的；但同情的表示盡可以採取個人行動的方式，不必牽動學校。如有贊成他的不合作主義的，盡可以自行抗議而去。如有嫌他太消極的，盡可以進一步作積極的準備；個人行動也好，秘密結合也好，公開鼓吹也好，但都不必牽動學校。

　　至於北京教育界現在已經用團體名義進行的兩件事——去彭允彝與國會毆打學生案——自然不能不仍用團體名義進行。但非至十分不得已的時候，總應該以不牽動學校為是。這幾年的經驗給我們的教訓是：一切武器都可用；只有「罷課」一件武器，無損於敵人而大有害於自己，是最無用的。

　　至於政府方面，我們也不能不對他們提出一種「盡人事」的忠告。我們的忠告是：

　　（1）彭允彝是不能不去的。這一個無恥政客本不值得教育界全體的攻擊；但事到如今，可不同了。教育界攻擊彭允彝，並不是攻擊他本身，乃是攻擊他所代表的東西。

　　第一，彭允彝代表「無恥」。第二，彭允彝代表政府與國會要用維持一個無恥政客來「整飭學風」的荒謬態度。這個態度，從黎元洪對教員代表的談話和張我華、王用賓們在參議院的宣言裡，都可以看出來的。如果黎元洪、王用賓們真以為維持一個無恥的小人就可以整飭學風，他們真是添柴而想止沸，真是昏憒糊塗之極了。

　　（2）北京大學的校長是斷不可隨便任命的。今日的北京大學，有評議會和教授會可以維持秩序；蔡先生就不回來，這種「教授治校」的制度是可以維持下去的，此時國中絕無可以繼任蔡先生之人；現政府的夾袋中自然更沒有可以做北大校長的人了。如果政府倒行逆施的硬要派一個新校長來，——如民國八年徐世昌派胡仁源的故事，——我們可以預料全國（不但北大）一定要反抗的。我們不看見北京高等師範的故事嗎？高師鬧了許多校長的風潮，現在沒有校長，由評議會治校，倒可以維持秩序了。

　　這兩點，我們明知是白白地說了的。但我們為教育界前途計，明知無益，終於忍不住要說了。

　　十二、一、二十五

　　（原載1923年1月28日《努力週報》第3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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