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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教(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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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江紹原先生的考察,現在這一家人都大進步了。小孩在牆上會寫「打倒阿毛」了。他媽也會喊「打倒周小妹」了。他爸爸也會貼「打倒王慶來」了(《貢獻》九期,江紹原《小品》百七八)。 他家裡人口不平安,有病的,有死的。這也有好法子。請個道士來,畫幾道符,大門上貼一張,房門上貼一張,毛廁上也貼一張,病鬼便都跑掉了,再不敢進門了。畫符自然是「名教」的重要方法。 死了的人又怎麼辦呢?請一班和尚來,念幾卷經,便可以超度死者了。念經自然也是「名教」的重要方法。符是文字,經是文字,都有不可思議的神力。 死了人,要「點主」。把神主牌寫好,把那「主」字上頭的一點空著。請一位鄉紳來點主。把一隻雄雞頭上的雞冠切破,那位趙鄉紳把朱筆蘸飽了雞冠血,點上「主」字。從此死者的靈魂遂憑依在神主牌上了。 弔喪須用挽聯,賀婚賀壽須用賀聯;講究的送幛子,更講究的送祭文壽序。都是文字,都是「名教」的一部分。 豆腐店的老闆夢想發大財,也有法子。請村口王老師寫副門聯:「生意興隆通四海,財源茂盛達三江。」這也可以過發財的癮了。 趙鄉紳也有他的夢想,所以他也寫副門聯:「總集福蔭,備致嘉祥。」 王老師雖是不通,雖是下流,但他也得寫一副門聯:「文章華國,忠孝傳家。」 豆腐店老闆心裡還不很滿足,又去請王老師替他寫一個大紅春帖:「對我生財」,貼在對面牆上,於是他的寶號就發財的樣子十足了。 王老師去年的家運不大好,所以他今年元旦起來,拜了天地,洗淨手,拿起筆來,寫個紅帖子:「戊辰發筆,添丁進財。」他今年一定時運大來了。 父母祖先的名字是要避諱的。古時候,父名晉,兒子不得應進士考試。現在寬的多了,但避諱的風俗還存在一般社會裡。皇帝的名字現在不避諱了。但孫中山死後,「中山」儘管可用作學校地方或貨品的名稱,「孫文」便很少人用了;忠實同志都應該稱他為「先總理」。 南京有一個大學,為了改校名,鬧了好幾次大風潮,有一次竟把校名牌子抬了送到大學院去。 北京下來之後,名教的信徒又大忙了。北京已改做「北平」了1928年國民政府定都南京。6月21日北京改名北平。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恢復北京舊名。今天又有人提議改南京做「中京」了。還有人鄭重提議「故宮博物院」應該改作「廢宮博物院」。將來這樣大改革的事業正多呢。 前不多時,南京的《京報副刊》的畫報上有一張照片,標題是「軍事委員會政治訓練部宣傳處藝術科寫標語之忙碌」。圖上是五六個中山裝的青年忙著寫標語;桌上,椅背上,地板上,滿鋪著寫好了的標語,有大字,有小字,有長句,有短句。 這不過是「寫」的一部分工作;還有擬標語的,有討論審定標語的,還有貼標語的。 5月初濟南事件發生以後,我時時往來淞滬鐵路上,每一次四十分鐘的旅行所見的標語總在一千張以上;出標語的機關至少總在七八十個以上。有寫著「槍斃田中義一」的,有寫著「活埋田中義一」的,有寫著「殺盡矮賊」而把「矮賊」兩字倒轉來寫,如報紙上尋人廣告倒寫的「人」字一樣。「人」字倒寫,人就會回來了;「矮賊」倒寫,矮賊也就算打倒了。 現在我們中國已成了口號標語的世界。有人說,這是從蘇俄學來的法子。這是很冤枉的。我前年在莫斯科住了三天,就沒有看見牆上有一張標語。標語是道地的國貨,是「名教」國家的祖傳法寶。 試問牆上貼一張「打倒帝國主義」,同牆上貼一張「對我生財」或「抬頭見喜」,有什麼分別?是不是一個師父傳授的衣缽? 試問牆上貼一張「活埋田中義一」,同小孩子貼一張「雷打王阿毛」,有什麼分別?是不是一個師父傳授的法寶? 試問「打倒唐生智」、「打倒汪精衛」,同王阿毛貼的「阿發黃病打死」,有什麼分別?王阿毛盡夠做老師了,何須遠學莫斯科呢? 自然,在党國領袖的心目中,口號標語是一種宣傳的方法,政治的武器。但在中小學生的心裡,在第九十九師十五連第三排的政治部人員的心裡,口號標語便不過是一種出氣洩憤的法子罷了。如果「打倒帝國主義」是標語,那麼,第十區的第七小學為什麼不可貼「殺盡矮賊」的標語呢?如果「打倒汪精衛」是正當的標語,那麼「活埋田中義一」為什麼不是正當的標語呢? 如果多貼幾張「打倒汪精衛」可以有效果,那麼,你何以見得多貼幾張「活埋田中義一」不會使田中義一打個寒噤呢? 故從歷史考據的眼光看來,口號標語正是「名教」的正傳嫡派。因為在絕大多數人的心裡,牆上貼一張「國民政府是為全民謀幸福的政府」正等於門上寫一條「姜太公在此」,有靈則兩者都應該有靈,無效則兩者同為廢紙而已。 我們試問,為什麼豆腐店的張老闆要在對門牆上貼一張「對我生財」?豈不是因為他天天對著那張紙可以過一點發財的癮嗎?為什麼他元旦開門時嘴裡要念「元寶滾進來」?豈不是因為他念這句話時心裡感覺舒服嗎? 要不然,只有另一個說法,只可說是盲從習俗,毫無意義。張老闆的祖宗下來每年都貼一張「對我生財」,況且隔壁剃頭店門口也貼了一張,所以他不能不照辦。 現在大多數喊口號,貼標語的,也不外這兩種理由:一是心理上的過癮,一是無意義的盲從。 少年人抱著一腔熱沸的血,無處發洩,只好在牆上大書「打倒賣國賊」,或「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寫完之後,那二尺見方的大字,那顏魯公的書法,個個挺出來,好生威武,他自己看著,血也不沸了,氣也稍稍平了,心裡覺得舒服的多,可以坦然回去休息了。於是他的一腔義憤,不曾收斂回去,在他的行為上與人格上發生有益的影響,卻輕輕地發洩在牆頭的標語上面了。 這樣的發洩情感,比什麼都容易,既痛快,又有面子,誰不愛做呢?一回生,二回熟,便成了慣例了,於是「五一」、「五三」、「五四」、「五七」、「五九」、「六三」……都照樣做去:放一天假,開個紀念會,貼無數標語,喊幾句口號,就算做了紀念了! 於是月月有紀念,周周做紀念周,牆上處處是標語,人人嘴上有的是口號。於是老祖宗幾千年相傳的「名教」之道遂大行於今日,而中國遂成了一個「名教」的國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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