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3)|胡適

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3)

　　中山先生又說：

　　歐洲之所以駕乎我們中國之上的，不是政治哲學，完全是物質文明。……至於講到政治哲學的真諦，歐洲人還要求之於中國。（第四講）

　　他又說：

　　講到中國固有的道德，中國人至今不能忘記的，首是忠孝，次是仁愛，其次是信義，其次是和平。這些舊道德，中國人至今還是常講的。但是現在受外來民族的壓迫，侵入了新文化；那些新文化的勢力此刻橫行中國。一般醉心新文化的人，便排斥舊道德，以為有了新文化便可以不要舊道德。不知道我們固有的東西，如果是好的，當然是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棄。（第六講）

　　這些話都可以表示中山先生實在不能瞭解當時的新文化運動的態度。新文化運動的大貢獻在於指出歐洲的新文明不但是物質文明比我們中國高明，連思想學術，文學美術，風俗道德都比我們高明的多。陳獨秀先生曾指出新文化運動只是擁護兩位先生，一位是賽先生（科學），一位是德先生（民治）。吳稚暉先生後來加上一位穆拉爾姑娘（道德）。中山先生既歡迎科學，又分明推崇民治政治，卻不幸在這裡極力用誇大的口氣，抬高中國的舊政治思想和舊道德，說話之間稍有輕重，便使讀者真以為中山先生相信「歐洲的新文化都是我們中國幾千年以前的舊東西」了。這種附會的見解，在三四十年前的老新黨的言論裡毫不足奇怪，但在中山先生的講演裡便是很可詫異，更可惋惜的了。

　　中山先生又曾說：

　　中國從前的忠孝仁愛信義種種的舊道德，固然是駕乎外國人；說到和平的道德，更是駕乎外國人。（第六講）

　　三十年周遊歐美的孫中山先生尚且說這樣沒有事實根據的話，怪不得不曾出國門的葉楚傖先生要說「中國本來是一個由美德築成的黃金世界」了！在這一點上，我們不能不佩服吳稚暉先生的偉大。他老人家在六十歲時還能大膽地宣言中國人的道德低淺，而西洋人的道德高明。孫中山先生也並非不明白這種事實，不過他正在講「民族主義」，故不能不繞灣子，爭面子。例如他講「仁愛」，曾說：

　　照這樣實行一方面講起來，仁愛的好道德，中國現在似乎遠不如外國。中國所以不如的原故，不過是中國人對於仁愛沒有外國人那樣實行。但是仁愛還是中國的舊道德。

　　這是很費力的回護。更隔幾分鐘，他便輕輕地宣言中國從前的仁愛也是「駕乎外國人」的了。吳稚暉先生是個世界主義者，沒有衛道的熱心，故他敢老實說西洋人「什麼仁義道德，孝弟忠信，吃飯睡覺，無一不較有作法，較有熱心」。但吳老先生這種論調是國民黨中的「國粹」分子所不能瞭解的。

　　以上說所，都可以證明國民黨的歷史上本來便充滿著這保存國粹和誇大傳統文化的意味。民國八年五月以後，國民黨受了新文化運動的大震動，決計加入新文化的工作，故這種歷史的守舊性質和衛道態度暫時被壓下去了，不很表現在《星期評論》《建設》《覺悟》的論壇裡。民國十三年改組以後，國民黨中吸收了許多少年新分子，党的大權漸漸移入一班左傾的激烈分子手裡，稍稍保守的老黨員都被擯斥了。所以這種歷史的反動傾向更不容易出現了。直到近兩年中，鐘擺又回到極右的一邊，國民黨中的暴烈分子固然被淘汰了，而稍有革新傾向的人也就漸漸被這沙汰的運動趕出黨外，於是國民黨中潛伏著的守舊勢力都一一活動起來，造成今日的反動局面。

　　即如上文指出國民黨對於文學革命的態度，我們從歷史上看去，毫不足奇怪。許多國民黨的領袖人物，如孫中山，汪精衛，王寵惠諸先生對於新文學運動都曾表示不贊成的態度。國粹保存家與南社詩人反對新文學，更不用說了。中山先生在《孫文學說》第三章裡，很明白地說古文勝於白話，他說：

　　言語有變遷而無進化，而文字則雖仍古昔，其使用之技術實日見精研。所以中國語言為世界中之粗劣者；往往文字可達之意，言語不得而傳。是則中國人非不善為文，而拙於用語者也。亦惟文字可傳久遠，故古人所作，模仿匪難；至於言語，非無傑出之士妙於修辭，而流風餘韻無所寄託，隨時代而俱湮，故學者無所繼承。然則文字有進化而言語轉見退步者，非無故矣。抑歐洲文字基於音韻，音韻即表言語，言語有變，文字即可隨之。中華制字以象形會意為主，所以言語雖殊，而文字不能與之俱變。要之，此不過為言語之不進步，而中國人民非有所闕於文字，歷代能文之士，其所創作，突過外人，則公論所歸也。

　　這種見解的大錯誤，九年前我在《國語的進化》一篇裡（《胡適文存》卷三，《國語文法概論》）已有詳細的駁論了。中山先生此書成於民國八年春間，在新青年同人提倡文學革命之後二年，他這種議論大概是暗指這個運動的。他在當時很不贊成白話文學的主張，這是很明白的。這種議論雖然是他個人一時的錯誤，但也很可以作為後來國民黨中守舊分子反對新文學的依據。中山先生有「手不釋卷」的名譽，又曾住過歐美，他尚且說中國「歷代能文之士，其所創作，突過外人」，怪不得一班不能讀外國文學的國粹家和南社文人要擁護古文駢文了！

　　民國八年五月以後，國民黨的刊物幾乎都改用白話了，《星期評論》和《覺悟》成了南方的新文學重要中心。然而十年之後，革命的國民黨成了專政的國民黨了，新文學和新思想的假面具都可以用不著了，於是保存國粹的喊聲漸漸起來，於是古文駢文的死灰又複燃了，八九年前在新文學的旗幟之下搖旗呐喊的人物，到今年雙十節便公然宣告胡適的《嘗試集》和同善社的《性欲叢書》是同樣害人的惡勢力了。這種情形，毫不足奇怪，因為在擁護古文駢文的局面之下，《嘗試集》當然成了罪魁禍首了。這不是死文學的僵屍復活，這不過是國民黨原有的反動思想的原形呈現而已。

　　我們這樣指出國民黨歷史上的反動思想，目的只是要國民黨的自覺。一個在野政客的言論是私人的言論，他的錯誤是他自身的責任。但一個當國的政黨的主張便成了一國的政策的依據，便是一國的公器，不是私人責任的問題了。一個當國專政的政黨的思想若含有不合時代的反動傾向，他的影響可以阻礙一國文化的進步。所以我們對於國民黨的經典以及党中領袖人物的反動思想，不能不用很誠實的態度下懇切的指摘。過去歷史上的錯誤是不用諱飾的；但這種錯誤思想，若不討論個明白分曉，往往可以有很大的惡影響；個人的偏見可以成為統治全國的政策；一時的謬論可以成為教育全國的信條。所以我們要明白指出國民黨裡有許多思想在我們新文化運動者的眼裡是很反動的。如果國民黨的青年人們不能自覺地糾正這種反動思想，那麼，國民黨將來只能漸漸變成一個反時代的集團，決不能作時代的領導者，決不能擔負建立中國新文化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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