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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廣西的印象(2)


  廣西給我的第三個印象是治安。廣西全省現在只有十七團兵,連兵官共有兩萬人,可算是真能裁兵的了。但全省無盜匪,人民真能享治安的幸福。我們作長途旅行,半夜後在最荒涼的江岸邊泊船,點起火把來遊岩洞,驚起茅蓬裡的貧民,但船家客人都不感覺一毫危險。汽車路上,有山坡之處,往往可見一個灰布少年,拿著槍桿,站在山上守衛。這不是軍士,只是民團的團員在那兒擔任守衛的。

  廣西本來頗多匪禍,全省岩洞最多,最容易窩藏盜匪。有人對我說,廣西人從前種田的要背著槍下田,牧牛的要背著槍趕牛。近年盜匪肅清,最大原因在於政治清明,縣長不敢不認真作事,民團的組織又能達到農村,保甲的制度可以實行,清鄉的工作就容易了。人民的比較優秀分子又往往受過軍事的訓練,政府把舊式槍械發給兵團,人民有了組織,又有武器,所以有自衛的能力。廣西諸領袖常說他們的「三自政策」——自衛,自給,自治。現在至少可以說是已做到了人民自衛的一層。我們所見的廣西的治安,大部分是建築在人民的自衛力之上的。

  在這裡, 我可以連帶提到廣西給我的第四個印象, 那就是武化的精神。我用 「武化」 一個名詞,不是譏諷廣西,實是頌揚廣西。我的朋友傅益真先生曾說,「學西洋的文明不難,最難學的是西洋的野蠻。」他的意思是說,學西洋文化不難,學西洋的武化最難。我們中國人聰明才智足夠使我們學會西洋的文明,但我們的傳統的舊習慣,舊禮教,都使我們不能在短時期內學會西洋人的尚武風氣。西洋民族所到的地方,個個國家都認識他們的武力的優越,然而那無數國家之中,只有一個日本學會了西洋的武化,其餘的國家——從紅海到太平洋——沒有一個學會了這個最令人羡慕而又最不易學的方面。然而學不會西洋武化的國家,也沒有工夫來好好的學習西洋的文化,因為他們沒有自衛力,所以時時在救亡圖存的危機中,文化的努力是不容易生效力的。

  中國想學人家的武化(強兵),如今已不止六十年了,始終沒有學到家。這是很容易解釋的。中國本是一個受八股文人統治的國家,根本就有賤視武化的風氣,所以當日倡辦武備學堂和軍官學校的大臣,絕不肯把他們自己的子弟送過去學武備。日本所以容易學會西洋的武化,正因為武士在封建的日本原是地位最高的一個階級。在中國,儘管有歌頌綠林好漢的小說,當兵卻是社會最賤視的職業,比做綠林強盜還低一級!在這種心理沒有轉變過來的時候,武化是學不會的。

  在最近十年中,這種心理才有點轉變了,轉變的原因是頗複雜的:第一是新式教育漸漸收效了,「壯健」漸漸成為人們羡慕的對象了,運動場上的好漢也漸漸被社會崇拜了。第二是辛亥革命以來中央各省的政權往往落在軍人手裡,軍人的地位抬高了。第三是民十四五年之間,革命軍隊有了主義的宣傳,多有青年學生的熱心參加,使青年人對於「革命軍人」發生信仰與崇羨。第四是最近四年的國難,尤其是淞滬之戰與長城之戰,使青年人都感覺武裝捍衛國家是一種最光榮的事業。—— 這裡最後的兩個原因,是上文所說的心理轉變的最重要原因。軍人的可羡慕,不在乎他們的地位之高成權威之大,而在乎他們的能為國家出死力,為主義出死力。這才是心理轉變的真正起點。

  可惜這種心理轉變來的太緩,太晚,所以我們至今還不曾做到武化,還不曾做到民族國家的自衛力量。但在全國各省之中,廣西一省似乎是個例外。我們在廣西旅行,不能不感覺到廣西人民的武化精神確是比別省人民高的多,普遍的多。這不僅僅是全省灰布制服給我們的印象,也不僅僅是民團制度給我們的印象。我想這裡的原因,一部分是歷史的,一部分是人為的。一是因為廣西民族中有苗、猺、獞、狪、狑、猓猓(今日官書均改寫「徭,童,同,令,果果」)諸原種,富有強悍的生活力,而受漢族柔弱文化的惡影響較少。(廣西沒有鄒魯校長和古直主任,所以我這句話是不會引起廣西朋友的誤會的。)一是因為太平天國的威風至今還存留在廣西人的傳說裡。一是因為廣西在近世史上頗有受民眾崇拜的武將,如劉永福,馮子材之流,而沒有特別出色的文人,所以民間還不曾有重文輕武的風氣。一是因為在最近的革命戰史上,廣西的軍隊和他們的領袖曾立大功,得大名,這種榮譽至今還存在民間。一是因為最近十年中,全省雖然屢次經過大亂,收拾整頓的工作都是幾個很有能力的軍事領袖主持的,在全省人民的心目中,他們是很受崇敬的。—— 因為這種種原因,廣西的武化,似乎比別省特別容易收效。我到邕寧的時候,還在 「新年」時期,白健生先生邀我到公共體育場去看「舞獅子」的競賽。獅子有九隊,都是本地公務人員和商人組織的。舞獅子之外,還有各種武術比賽,參加的有不少的女學生,有打拳的,有舞刀的。利用「過年」來提倡尚武的精神,也是廣西式的一種表示。至於民團訓練的成績是大家知道的……廣西學校裡的軍事訓練,施行比別省早,成績也比別省好。在學校裡,不但學生要受軍訓,校長教職員也要受軍訓,所以學校裡的「次隊長」的地位與權力往往比校長高的多。中央頒佈的兵役法,至今未能實行,廣西卻已在實行了……廣西徵兵之法是預先在各地宣傳國民服兵役的重要和光榮;由政府派定各區應抽出壯丁的比例,例如某村又壯了百人,應徵二十分之一,村長(即小學校長,即後備隊隊長)即召集這一百壯了,問誰願應徵;若願去者滿五人,即已足額;若不足五人,即用抽籤法決定誰先去應徵。這次征來的新兵,我們在桂林遇見一些,都是很活潑高興的少年,有進過中學一兩年的,有高小畢業的。在那獨秀峰最高亭子上的晚照裡,我們看那些活潑可愛的灰布青年在那兒自由眺望,自由談論,我們真不勝感歎國家民族爭生存的一線希望是在這一輩武化青年的身上了!

  廣西給我的印象,大致是很好的。但是廣西也有一些可以使我們代為焦慮的地方。

  第一,財政的困難是很明顯的。廣西是個地瘠民貧的地方,擔負那種種急送的新建設,是很吃力的。據第一回廣西年鑒的報告,二十二年度的全省總收入五千萬元之中,百分之三十五有零是「禁煙罰金」,這是煙土過境的稅收。這種收入是不可靠的;將來貴州或不種煙了,或出境改道了,都可以大影響到廣西省庫的收入。同年總支出五千二百萬元之中,百分之四十是軍務費,這在一個貧瘠的省份是很可驚的數字。萬一收入驟減了,這樣巨大的軍務費是不是能跟著大減呢?還是裁減建設經費呢?還是增加人民負擔呢?

  第二,歷史的關係使廣西處於一個頗為難的政治局勢,成為所謂「西南」的一部分。這個政治局勢,無論對內對外都是很為難的。我們深信李德鄰、白健生先生的國家思想是很可以依賴的,他們也曾鄭重宣言他們絕無用武力向省外發展的思想。但我們總覺得兩廣現在所處的局勢,實在不能適應現時中國的國難局面。現在國人要求的是統一,而敵人所渴望的是我們的分裂。凡不能實心助成國家的統一的,總不免有為敵人所快意的嫌疑。況且這個獨立的形勢,使兩廣時時感覺有對內自保的必要,因此軍備就不能減編,而軍費就不能不擴張。這種事實,既非國家之福,又豈是兩廣自身之福嗎?

  第三,我們深信,凡有為的政治,——所謂建設——全靠得人與否。建設必須有專家的計劃,與專家的執行。計劃不得當,則傷財勞民而無所成。執行不得當,則雖有良法美意,終歸於失敗。廣西的幾位領袖的道德,操守,勤勞,都是我們絕對信任的。但我們觀察廣西的各種新建設,不能不感覺這裡還缺乏一個專家的「智囊團」做設計的參謀本部;更缺乏無數多方面的科學人才做實行計劃的工作人員。最有希望的事業似乎是獸醫事業,這是因為主持的美國羅鐸(Redier)先生是一位在菲律賓創辦獸醫事業多年並且有大成效的專家。我們看他帶來的幾位菲律賓專家助手,或在試種畜牧的草料,或在試驗畜種,或在幫助訓練工作人員,我們應該可以明白一種大規模的建設事業是需要大隊專家的合作的,是需要精密的設備的,是需要長時期的研究與試驗的,是需要訓練多數的工作人員的。然而邕甯人士的議論已頗嫌羅鐸的工作用錢太多了,費時太久了,用外國人太多了,太專斷不受商量了。

  「求治太急」的毛病,在政治上固然應該避免,在科學工藝的建設上格外應該避免。我在邕甯的公務人員的講演會上,曾講一次「元祐黨人碑」,指出王荊公的有為未必全是,而司馬溫公諸人的主張無為未必全非。有為的政治有兩個必要的條件:一是物質的條件,如交通等等;一是人才的條件,所謂人才,不僅是廉潔有操守的正人而已,還須要有權威的專家,能設計能執行的專家。這種條件若不具備,有為的政治是往往有錯誤或失敗的危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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