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留學日記自序

自序

　　這十七卷劄記是我在美國留學時期（一九一〇—一九一七）的日記和雜記。我在美國住了七年，其間大約有兩年沒有日記，或日記遺失了。這裡印出的劄記只是五年的記錄：

　　一九一〇年八月以後，有日記，遺失了。

　　一九一一年一月至十月，有簡單日記。（卷一）

　　一九一一年十一月至一九一二年八月，這中間只有短時期的日記（名為北田Northfield日記），遺失了。

　　一九一二年九月至十二月底，有日記。（卷二）

　　一九一三年一月至九月，只有四月間記了一條劄記（卷三的首二頁），其餘全缺。

　　一九一三年十月至一九一七年七月回到上海，有禮記十五卷。（卷三至卷十七）

　　這些劄記本來只是預備給兄弟朋友們看的。其實最初只是為自己記憶的幫助的，後來因為我的好朋友許怡蓀要看，我記完了一冊就寄給他看，請他代我收存。到了最後的三年（一九一四——一九一七），我自己的文學主張，思想演變，都寫成劄記，用作一種「自言自語的思想草稿」（thinking aloud）。我自己發現這種思想草稿很有益處，就不肯寄給怡蓀，留作我自己省察的參考，因此我對於這種劄記發生了很大的興趣，所以無論怎麼忙，我每天總要騰出一點工夫來寫劄記，有時候一天可以寫幾千字。

　　我從自己的經驗裡得到一個道理，曾用英文寫出來：

　　Expression is the most effective means of appropriating impressions.

　　譯成中國話就是：

　　要使你所得印象變成你自己的，最有效的法子是記錄或表現成文章。

　　試舉一個例子。我們中國學生對於「儒教」大概都有一點認識。但這種認識往往是很空泛的，很模糊的。假使有一個美國團體請你去講演「儒教是什麼」，你得先想想這個講演的大綱；你拿起筆來起草，你才感覺你的知識太模糊了，必須查書，必須引用材料，必須追溯儒教演變的歷史。你自己必須把這題目研究清楚，然後能用自己的話把它發揮出來，成為一篇有條理的講演。你經過這一番「表現」或「發揮」（expression）之後，那些空泛的印象變著實了，模糊的認識變清楚明白了，那些知識才可算是「你的」了。那時候你才可以算是自己懂得「儒教是什麼」了。

　　這種工作是求知識學問的一種幫助，也是思想的一種幫助。它的方式有多種，讀書作提要、劄記、寫信、談話、演說、作文，都有這種作用。劄記是為自己的瞭解的；談話，討論，寫信，是求一個朋友的瞭解的；演說，發表文章，是求一群人的瞭解的。這都是「發揮」，都有幫助自己瞭解的功用。

　　因為我相信劄記有這種功用，所以我常用劄記做自己思想的草稿。有時我和朋友談論一個問題，或通信，或面談，我往往把談論的大概寫在劄記裡，或把通信的大要摘抄在劄記裡。有時候，我自己想一個問題，我也把思想的材料、步驟、結論，都寫出來，記在劄記裡。例如，我自己研究《詩三百篇》裡「言」字的文法，讀到《小雅·彤弓篇》的「受言藏之」「受言櫜之」，始大悟「言」字用在兩個動詞之間，有「而」字的功用。又如，我研究古代魯語的代名詞「爾」「汝」「吾」「我」等字，隨筆記出研究的結果，後來就用劄記的材料，寫成我的《爾汝篇》和《吾我篇》。又如我的世界主義、非戰主義、不抵抗主義，文學革命的見解，宗教信仰的演變，都隨時記在劄記裡，這些劄記就是我自己對於這些問題的思想的草稿。

　　我寫這一大段話，是要我的讀者明白我為什麼在百忙的學生生活裡那樣起勁寫劄記。

　　我開始寫劄記的時候，曾說「自傳則吾豈敢」（卷三首頁）。但我現在回看這些劄記，才明白這幾十萬字是絕好的自傳。這十七卷寫的是一個中國青年學生五七年的私人生活、內心生活、思想演變的赤裸裸的歷史。他自己記他打牌，記他吸紙煙，記他時時痛責自己吸紙煙，時時戒煙而終不能戒；記他有一次忽然感情受衝動，幾乎變成了一個基督教信徒；記他在一個時期裡常常發憤要替中國的家庭社會制度作有力的辯護；記他在一個男女同學的大學住了四年，而不曾去女生宿舍訪過女友；記他愛管閒事，愛參加課外活動，愛觀察美國的社會政治制度，到處演說，到處同人辯論；記他的友朋之樂，記他主張文學革命的詳細經過，記他的信仰思想的途徑和演變的痕跡。（在這裡我要指出，劄記裡從不提到我受杜威先生的實驗主義的哲學的絕大影響。這個大遺漏是有理由的。我在一九一五年的暑假中，發憤盡讀杜威先生的著作，做有詳細的英文提要，都不曾收在劄記裡。從此以後，實驗主義成了我的生活和思想的一個嚮導，成了我自己的哲學基礎。但一九一五年夏季以後，文學革命的討論成了我們幾個朋友之間一個最熱鬧的題目，劄記都被這個具體問題占去了，所以就沒有餘力記載那個我自己受用而不發生爭論的實驗主義了。其實我寫《先秦名學史》、《中國哲學史》都是受那一派思想的指導。我的文學革命主張也是實驗主義的一種表現；《嘗試集》的題名就是一個證據。劄記的體例最適宜於記載具體事件，但不是記載整個哲學體系的地方，所以禮記裡不記載我那時用全力做的《先秦名學史》論文，也不記載杜威先生的思想。）這就是我的留學時代的自傳了。

　　這十七卷的材料，除了極少數（約有十條）的刪削之外，完全保存了原來的真面目。我後來完全不信任何神教了，但我不諱我曾有一次「自願為耶穌信徒」。我後來很攻擊中國舊家庭社會的制度了，但我不刪削我當年曾發憤要著一部《中國社會風俗真詮》，「取外人所著論中國風俗制度之書一一評論其得失」（頁一〇三）。我近年已拋棄我的不抵抗主義的和平論了，但我完全保存了劄記裡我的極端不抵抗主義的許多理論。這裡面有許多少年人的自喜、誇大、野心、夢想，我也完全不曾刪去。這樣赤裸裸的記載，至少可以寫出一個不受成見拘縛而肯隨時長進的青年人的內心生活的歷史。

　　因為這一點真實性，我覺得這十幾卷劄記也許還值得別人的一讀。所以此書印行的請求，我拒絕了二十年，現在終於應允了。

　　整理這一大批劄記的工作，我的朋友章希呂用力最多最勤（劄記的分條題目，差不多全是希呂擬的），我要特別致謝。亞東圖書館的幾位朋友的抄寫、整理、校印，也是我很感謝的。

　　最後，我用十分謝意把這部劄記獻給我的死友許怡蓀。他在二十年前曾摘抄《藏暉室劄記》在《新青年》上陸續登載。這部劄記本來是為他記的，它的印行也是他最盼望的。

　　一九三六，七，二十
　　在太平洋上總統柯立芝船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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