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墨家哲學(14)

墨家哲學(14)

　　以上所說，為公孫龍一班人的知識論。知識須有三個主要部分；一方面是物，一方面是感覺認識的心神，兩方面的關係，發生物指與感覺，在物為「指」，在心為「知」（此知是《經上》「知，接也」之知），其實是一事。這三部分之中，最重要的，還只是知物的心神。一切物指，一切區別同異，若沒有心神，便都不能知道了。

　　九、第四，論名有了「物指」，然後有「名」。一物的名乃是代表這物一切物指的符號。如「火」代表火的一切性質，「梅蘭芳」代表梅蘭芳的一切狀態性質。有了正確的「名」，便可由名知物，不須時時處處直接見物了。如我說「平行線」，聽者便知是何物。故「正名」一件事，於知識思想上極為重要。古代哲學家，自孔子到荀子，都極注重「正名」，都因此故。《公孫龍子》有《名實論》，中說道：

　　……正其所實者、正其名也。其名正，則唯乎其彼此焉（唯，應也）。謂彼而不唯乎彼，則「彼」謂不行。謂此而不唯乎此，則「此」謂不行。……故彼彼止於彼，此此止於此，可彼此而彼且此，此彼而此且彼，不可夫名，實謂也。知此之非此也，如此之不在此也，則不謂也。

　　這段說「正名」極明白。《荀子·正名》篇說名未制定之時，有「異形離心交喻，異物名實互紐」的大害。上文（4）條說「犬可以為羊」，又（19）條說「白狗黑」，是說犬羊黑白，都系人定的名字。當名約未定之時，呼犬為羊，稱白為黑，都無不可。這就是「異形離心交喻，異物名實互紐」；就是《公孫龍子》所說「彼此而彼且此，此彼而此且彼」了。

　　若有了公認正確的名，自然沒有這種困難。（20）條說「孤駒未嘗有母」，《列子》作「孤犢未嘗未母」。魏牟解說道：「有母非孤犢也」。這是說「孤犢」一名，專指無母之犢。犢有母時，不得稱孤；犢稱孤時，決不會有母了。這便是「彼彼止於彼，此此止於此」。一切正確之名都要如此，不可移易。

　　十、結論以上說公孫龍及「辯者」二十一事完了。這班人的學說，以為一切區別同異，都起於主觀的分別，都非絕對的。但在知識思想上，這種區別同異卻不可無有。若沒有這些分別同異的「物指」，便不能有知識了。故這些區別同異，雖非實有，雖非絕對的，卻不可細為辨別，要使「彼彼止於彼，此此止於此」。有了正確之「名」，知識學術才可有進步。

　　公孫龍一班人的學說，大旨雖然與惠施相同，但惠施的學說歸到一種「泛愛萬物」的人生哲學，這班人的學說歸到一種「正名」的名學。這是他們的區別。但公孫龍到處勸人「偃兵」，大概也是信兼愛非攻的人，可知他終是墨家一派。

　　（附言）鄙人兩年來所作論公孫龍之文先後凡四次。每次都大有更動。此為最近改作之稿，亦不敢謂為定論，但覺此善於彼耳，所望國中學者，更有以匡正之。

　　§十一、墨學結論

　　我們已講了墨學的兩派：一是宗教的墨學，一是科學—哲學的墨學。如今且講墨學的滅亡和所以滅亡的原因。

　　當韓非之時，墨學還很盛。所以《韓非子·顯學》篇說「世之顯學，儒墨也」。韓非死于秦始皇十四年，當民國前2144年。到司馬遷做《史記》時（民國前2001年），不過一百五十年，那時墨學早已銷滅，所以《史記》中竟沒有墨子的列傳。《孟子荀卿列傳》中說到墨子的一生，只有二十四個字。那轟轟烈烈，與儒家中分天下的墨家，何以銷滅得這樣神速呢？這其中的原因，定然很複雜，但我們可以懸揣下列的幾個原因：

　　第一，由於儒家的反對墨家極力攻擊儒家，儒家也極力攻擊墨家。孟子竟罵墨子兼愛為「無父」，為「禽獸」。漢興以後，儒家當道，到漢武帝初年竟罷黜百家，獨尊孔氏。儒家這樣盛行，墨學自然沒有興盛的希望了（參看荀子攻擊墨家之語，及《孔叢子·詰墨》篇）。

　　第二，由於墨家學說之遭政客猜忌其實墨學在戰國末年，已有衰亡之象。那時戰爭最烈，各國政府多不很歡迎兼愛非攻的墨家。《管子》（是戰國末年的偽書）《立政》篇說：

　　寢兵之說勝，則險阻不守。兼愛之說勝，則士卒不戰。

　　又《立政九敗解》說：

　　人君唯毋（唯毋二字合成一語辭，有唯字義。說詳《讀書雜誌》）聽寢兵，則群臣賓客莫敢言兵。……人君唯毋聽兼愛之說，則視天下之民如其民，視國如吾國（語略同《兼愛上》）。如是，則……射禦勇力之士不厚祿，覆軍殺將之臣不貴爵。

　　又《韓非子·五蠹》篇說：

　　故不相容之事，不兩立也。斬敵者受賞，而高慈惠之行；拔城者受爵祿，而信兼愛之說，……舉行如此，治強不可得也。

　　這都是指墨家說的。可見那時墨學不但不見容於儒家，並且遭法家政客的疾忌。這也是墨學滅亡的一個大原因。

　　第三，由於墨家後進的「詭辯」太微妙了。別墨惠施、公孫龍一般人，有極妙的學說。不用明白曉暢的文字來講解，卻用許多極怪僻的「詭辭」，互相爭勝，「終身無窮」。那時代是一個危急存亡的時代，各國所需要的乃是軍人政客兩種人才，不但不歡迎這種詭辯，並且有人極力反對。如《韓非子·五蠹》篇說：

　　且世之所謂智者，微妙之言也。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難知也。……夫治世之事，急者不得，則緩者非所務也。今所治之政，民間夫婦所明知者不用，而慕上知之論，則其於治反矣。故微妙之言，非民務也。

　　又《呂氏春秋》說：公孫龍與孔穿論「臧三耳」（本作藏三牙，今據《孔叢子》正），明日，孔穿對平原君說：

　　謂臧三耳甚難而實非也。謂臧兩耳甚易而實是也。不知君得從易而是者乎？將從難而非者乎？

　　又《韓非子·問辯》篇說：

　　夫言行者，以功用為之的彀者也。……亂世之聽言也，以難知為察，以博文為辯。……是以……堅白無厚之辭章，而憲令之法息。

　　這都是說別墨與公孫龍一般人的論辯，太「微妙」了，不能應用。墨學的始祖墨翟立說的根本在於實際的應用。如今別家也用「功用」為標準，來攻擊墨學的後輩，可謂「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了。這不但可見墨學滅亡的一大原因，又可見狹義的功用主義的流弊了。

　　（本文為1918年3月24、31日，4月7、14日胡適在北京西城區手帕胡同教育部會場的演講，1918年8月10日北京大學學術演講會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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