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墨家哲學(2)

墨家哲學(2)

　　§二、《墨子》考

　　《墨子》書今本，有五十三篇，依我看來，可分作五組：

　　第一組自《親士》到《三辯》，凡七篇、皆後人假造的（黃震、宋濂所見別本，此七篇題曰經）。前三篇全無墨家口氣。後四篇乃根據墨家的餘論所作的。

　　第二組《尚賢》三篇、《尚同》三篇、《兼愛》三篇、《非攻》三篇、《節用》兩篇、《節葬》一篇、《天志》三篇、《明鬼》一篇、《非樂》一篇、《非命》三篇、《非儒》一篇、凡二十四篇。大抵皆墨者演墨子的學說所作的。其中也有許多後人加入的材料。《非樂》、《非儒》兩篇更可疑。

　　第三組《經上、下》、《經說上、下》、《大取》、《小取》六篇。不是墨子的書，也不是墨者記墨子學說的書。我以為這六篇就是《莊子·天下》篇所說的「別墨」做的。這六篇中的學問，決不是墨子時代所能發生的。況且其中所說和惠施、公孫龍的話最為接近。惠施、公孫龍的學說差不多全在這六篇裡面。所以我以為這六篇是惠施、公孫龍時代的「別墨」做的。我從來講墨學，把這六篇提出，等到後來講「別墨」的時候才講他們。

　　第四組《耕柱》、《貴義》、《公孟》、《魯問》、《公輸》這五篇，乃是墨家後人把墨子一生的言行輯聚來做的，就同儒家的《論語》一般。其中有許多材料比第二組還更為重要。

　　第五組自《備城門》以下到《雜守》，凡十一篇。所記都是墨家守城備敵的方法。於哲學沒什麼關係。

　　研究墨學的可先讀第二組和第四組。後讀第三組。其餘二組，可以不必細讀。

　　§三、墨子哲學的根本方法

　　儒墨兩家根本上不同之處，在於兩家哲學方法的不同，在於兩家的「邏輯」不同。《墨子·耕柱》篇有一條最形容得出這種不同之處。

　　葉公子高問政于仲尼，曰：「善為政者若之何？」仲尼對曰：「善為政者，遠者近之，而舊者新之。」（《論語》作「近者悅，遠者來。」）

　　子墨子聞之曰：「葉公子高未得其問也。仲尼亦未得其所以對也。葉公子高豈不知善為政者之遠者近之而舊者新之哉？問所以為之若之何也……」

　　這就是儒墨的大區別。孔子所說是一種理想的目的。墨子所要的是一個「所以為之若之何」的進行方法。孔子說的是一個「什麼」，墨子說的是一個「怎樣」。這是一個大分別。

　　《公孟》篇又說：

　　子墨子問於儒者，曰：「何故為樂？」曰：「樂以為樂也。」子墨子曰：「子未我應也。今我問曰；『何故為室？』曰；『冬避寒焉，夏避暑焉，室以為男女之別也，』則子告我為室之故矣。今我問曰：『何故為樂？』曰：『樂以為樂也。』是猶曰：『何故為室？』曰：『室以為室也。』」

　　儒者說的還是一個「什麼」。墨子說的是一個「為什麼」。這又是一個大分別。

　　這兩種區別，皆極重要。儒家最愛提出一個極高的理想的標準，作為人生的目的，如論政治，定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或說：「近者悅、遠者來；」這都是理想的目的，卻不是進行的方法。如人生哲學（人生哲學，或譯倫理學，倫理學之名不當，但可以稱儒家之人生哲學耳。故不用）則高懸一個「止於至善」的目的，卻不講怎樣能使人止於至善。所說細目，如「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父，止于慈；為人子，止於孝；與國人交，止於信」（《大學》）全不問為什麼為人子的要孝，為什麼為人臣的要敬；只說理想中的父子君臣朋友是該如此如此的。所以儒家的議論，總要偏向「動機」一方面。「動機」如俗話的「居心」。孟子說的「君子之所以異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存心是行為的動機。大學說的誠意，也是動機。儒家只注意行為的動機，不注意行為的效果。推到了極端，便成董仲舒說的「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只說這事應該如此做，不問為什麼應該如此做。

　　墨子的方法，恰與此相反。墨子處處要問一個「為什麼」。例如造一所房子，先要問為什麼要造房子。知道了「為什麼」，方才可知道「怎樣做」。知道房子的用處是「冬避寒焉，夏避暑焉，室以為男女之別」，方才可以知道怎樣佈置構造始能避風雨寒暑，始能分別男女內外。人生的一切行為，都是如此。如今人講教育，上官下屬都說應該興教育。於是大家都去開學堂，招學生。大家都以為興教育就是辦學堂，辦學堂就是興教育。從不去問為什麼該興教育，因為不研究教育是為什麼的，所以辦學和視學的人也無從考究教育的優劣，更無從考究改良教育的方法。我去年回到內地。有人來說，我們村裡，該開一個學堂。我問他為什麼我們村裡該辦學堂呢？他說，某村某村都有學堂了，所以我們這裡也該開一個。這就是墨子說的「是猶曰，何故為室？曰：室以為室也」的理論。

　　墨子以為無論何種事物、制度、學說、觀念，都有一個「為什麼」。換言之，事事物物都有一個用處。知道那事物的用處，方才可以知道他的是非善惡。為什麼呢？因為事事物物既是為應用的，若不能應用，便失了那事那物的原意了，便應該改良了。例如墨子講「兼愛」，便說：

　　用而不可，雖我亦將非之。且焉有善而不可用者？（《兼愛下》）

　　這是說，能應「用」的，便是「善」的；「善」的便是能應「用」的。譬如我說這筆「好」，為什麼「好」呢？因為能中寫，所以「好」。又如我說這會場「好」，為什麼「好」呢？因為他能最合開會講演的用，所以「好」。這便是墨子的「應用主義」。

　　應用主義又可叫做「實利主義」。儒家說「義也者，宜也」。宜即是「應該」。凡是應該如此做的，便是「義」。墨家說：「義，利也」（《經上》篇，參看《非攻下》首段）。便進一層說，說凡事如此做去便可有利的即是「義的」。因為如此做才有利，所以「應該」如此做。義所以為「宜」，正因其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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