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吳敬梓年譜(5)

吳敬梓年譜(5)

　　乾隆六，辛酉（1741），先生四十一歲。

　　是年惠士奇死。

　　是年吳檠中舉人（《全椒志》十二）。杜慎卿果然「中了」！（參看《外史》三十一回杜慎卿對鮑廷璽說的話。）

　　先生始見程晉芳，時年二十四（程晉芳《嚴東有詩序》）。

　　程晉芳的族伯祖麗山與先生有姻連。先生在南京，常常絕糧；麗山時時周濟他。程晉芳說：

　　方秋，霖潦三四日，族祖告諸子曰，「比日城中米奇貴，不知敏軒作何狀。可持米三鬥，錢二千，往視之」。至，則不食二日矣。然先生得錢，則飲酒歌呶，未嘗為來日計（《文木先生傳》）。

　　這位程麗山，他處無可考。《外史》第四十一回寫莊濯江是杜少卿的表叔，也許就是此人。（莊濯江是莊征君之侄，必也是姓程的。我初疑是程晉芳；但程晉芳是先生時，還是二十四歲的少年，而莊濯江四十年前與杜少卿的父親相聚，此時已是「清清疏疏，三綹白須」了。）

　　程晉芳又寫先生的貧狀如下：

　　〔先生〕移居江城東之大中橋，環堵蕭然，擁故書數十冊，日夕自娛。窮極則以書易米。或冬日苦寒，無酒食，邀同好汪京門、樊聖□輩五六人，乘月出城南門，繞城堞行數十裡，歌吟嘯呼，相與應和。逮明，入水西門，各大笑散去。夜夜如是，謂之「暖足」。（《文木先生傳》）

　　汪京門不可考。樊聖□原缺一字，今考定為樊聖謨。按《江甯府志文苑傳》：

　　樊明征，字聖謨，一字軫亭，句容人。博學而精思。其于古人禮樂車服，皆考核而制其器。有受教者，舉器以示之，不徒為空言也。著書四十余種，尤詳金石之學。

　　這自然是《外史》裡的遲衡山了。

　　乾隆七，壬戌（1742），先生四十二歲。

　　程晉芳說：

　　辛酉壬戌間，延〔先生〕至余家，與研詩賦，相贈答，愜意無間。而性不耐久客，不數月，別去。

　　程家是淮安鹽商，袁枚作程晉芳的《墓誌》說：

　　乾隆初，兩淮殷富；程氏尤豪侈，多畜聲色狗馬。君獨愔愔好儒，罄其貲購書五萬卷，招致方聞綴學之士，與共討論。海內之略識字，能握筆者，俱走下風，如龍魚之趨大壑。……先生到程家時，程家尚在這樣興盛的時代。

　　乾隆九，甲子（1744），先生四十四歲。

　　是年姚鼐生，錢坫生，汪中生。有人疑《外史》中的匡超人即是汪中，那是錯的。

　　乾隆十，乙丑（1745），先生四十五歲。

　　是年吳檠中進士。

　　余蕭客生，武億生。

　　乾隆十一，丙寅（1746），先生四十六歲。

　　是年洪亮吉生。

　　乾隆十四，己巳（1749），先生四十九歲。

　　是年方苞死，黃景仁生。

　　程晉芳《春帆集》（起戊辰，盡庚午之二月，故系於此年）有《懷人詩》十八首，一首注「全椒、吳敬梓，字敏軒」。詩云：

　　寒花無冶姿，貧士無歡顏。嗟嗟吳敏軒，短褐不得完。家世盛華纓，落魄中南遷。偶游淮海間，設帳依空園。颼颼窗紙響，槭槭庭樹喧。山鬼忽調笑，野狐來說禪。心驚不得寐，歸去澄江邊（此指先生到程家住數月之事）。白門三日雨，灶冷囊無錢。逝將乞食去，亦且賃舂焉。《外史》紀儒林，刻畫何工妍！吾為斯人悲，竟以稗說傳！

　　這一首詩極有用，因為我們因此可以知道當這個時候，——戊辰至庚午（1748—1750）——《儒林外史》已成書了，已有朋友知道了。《外史》刻本有「乾隆元年春二月閑齋老人」的一篇序。這個年月是不可靠的。先生于乾隆元年三月在安慶應考博學鴻詞的省試，前一月似無作小說序之餘暇。況且書中寫杜少卿、莊紹光應試事，都是元年的事；決無元年二月已成書之理。況且那時的吳敬梓只有三十六歲，見解還不曾成熟，還不脫熱心科名的念頭，元年《除夕述懷》詩可以為證。那時的吳敬梓決做不出一部空前的《儒林外史》來！

　　我們看他對於科第功名的大覺悟，起於乾隆二年以後。（說見上文。）我們可以推測他這部《儒林外史》大概作於乾隆五年至十五年（1740—1750）之間；到程晉芳作《懷人詩》時，《外史》已成功了，——至少大部分已成功了。

　　吳敬梓是一個八股大家的曾孫，自己也在這裡面用過一番工夫來，經過許多考試，一旦大覺悟之後，方才把八股社會的真相——醜態——窮形盡致的描寫出來。他是八股國裡的一個叛徒。程晉芳說他

　　生平見才士，汲引如不及。獨嫉時文士如仇；其尤工者，則尤嫉之。

　　他為什麼這樣痛恨八股呢？我們在他的詩集裡尋出一篇《哭舅氏》的詩，大概是乾隆五六年間做的；這詩大可以表出他那時候對於科舉時文的態度：

　　河幹屋三楹，叢桂影便娟，緣以荊棘籬，架以蒿床眠。南鄰侈豪奢，張燈奏管弦。西鄰精心計，秉燭算緡錢。籲嗟吾舅氏，垂老守殘編。弱冠為諸生，六十猶屯邅。皎皎明月光，揚輝屋東偏。秋蟲聲轉悲，秋藜爛欲然。主人既抱病，強坐芸窗前。其時遇賓興，力疾上馬韉。夜沾荒店露，朝沖隔江煙。射策不見收，言歸泣涕漣。嚴冬霜雪凝，偃臥小山巔。酌酒不解歡，飲藥不獲痊。百憂摧肺肝，抱恨歸重泉。吾母多弟兄，惟舅友愛專。諸舅登仕籍，俱已謝塵緣。有司操尺度，所持何其堅！士人進身難，底用事丹鉛？貴為鄉人畏，賤受鄉人憐。寄言名利者，致身須壯年。

　　他這一位母舅簡直是一位不得志的周進、範進。認得了這一位六十歲「抱恨歸重泉」的老秀才，我們就可以明白吳敬梓發憤做《儒林外史》的心理了。

　　有人說，「清朝是古學昌明的時代，八股的勢力並不很大，八股的毒焰並不曾阻礙經學史學與文學的發達。何以吳敬梓單描寫那學者本來都瞧不起的八股秀才呢？那豈不是俗話說的打死老虎嗎？」我起初也如此想，也覺得《儒林外史》的時代不像那康熙、乾隆的時代。但我現在明白了。看我這篇年譜的人，可以看出吳敬梓的時代恰當康熙大師死盡而幹、嘉大師未起的過渡時期。清朝第一個時期的大師，毛奇齡最後死。學問方面，顧炎武、黃宗羲、閻若璩、胡渭都死了。文學方面，尤侗、朱彝尊、王士禎也死了。當吳敬梓三十歲時，戴震只有八歲，袁枚只有十五歲，《四庫全書》的發起人朱筠只有兩歲，汪中、姚鼐都還不曾出世呢。

　　當這個青黃不接的時代，八股的氣焰忽然又大盛起來了。我可以引章學誠的話來作證：

　　前明制義盛行，學問文章遠不古若，此風氣之衰也。國初崇尚實學，特舉詞科；史館需人，待以不次；通儒碩彥，磊落相望，可謂一時盛矣。其後史事告成，館閣無事，自雍正初年至乾隆十許年，學士又以四書文義相為矜尚。僕年十五六時（1752—1753，當吳敬梓將死的時候），猶聞老生宿儒自尊所業，至目通經服古謂之雜學，詩古文辭謂之雜作。士不工四書文，不得為通，——又成不可藥之蠱矣！（《章氏遺書》卷四，《答沈楓墀論學書》）（「四書文」即八股詩文。）

　　這正是吳敬梓做《儒林外史》的時代。懂得這一層，我們格外可以明白《儒林外史》的真正價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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