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王書五、出世的思想(2)

五、出世的思想(2)

　　故這種暮氣的出世哲學的完成，乃是中國民族的思想大踏步走入中古世界的信號。這時候印度的宗教還不曾開始征服中國，然而中國人已自己投入中古的暮氣裡去了。中國人已表示不願做人而要做神仙了，不願生活而願意「存而若亡，生而若死」了！

　　這種哲學可叫做精神哲學，其主旨有二：在天地萬物之中，則賤物而貴身；在一身之中，則賤形而貴神。凡惡動主靜之學，厭世無生之論，都附屬於這兩點。

　　貴生重己之論，本是古代思想的一個重要貢獻；楊朱之書雖不可考了，但我們在《呂氏春秋》裡可以看見古代確曾有一種很健全的貴生重己的思想。神仙家到處訪求芝菌丹藥，研究導引養生之法，也可以算是貴生重己的一個方面。道家「賤物而貴身」的思想也可以說是從古代的貴生重己的個人主義變出來的，但越變越遠了。《原道訓》說：天下之要不在於彼而在於我，不在於人而在於我身。身得則萬物備矣。徹於心術之論，則嗜欲好憎外矣。是故無所喜而無所怒，無所樂而無所苦；萬物玄同，無非無是；化育玄耀，生而如死。夫天下者亦吾有也，吾亦天下之有也，天下之與我豈有間哉？

　　夫有天下者，豈必攝權持勢，操殺生之柄，而以行其號令耶？吾所謂有天下者，非謂此也，自得而已。自得，則天下亦得我矣。吾與天下相得，則常相有已，又焉有不得容其間者乎？所謂自得者，全其身者也。全其身則與道為一矣。

　　故雖游于江潯海裔，馳要褭（馬名），建翠蓋，日觀掉羽武象之樂，耳聽滔朗奇麗激抮之音，……射沼濱之高鳥，逐苑囿之走獸，此齊民之所以淫泆流湎，聖人處之不足以營其精神，亂其氣志，使心怵然失其情性。

　　處窮僻之鄉，側溪穀之間，隱于榛薄之中；環堵之室，茨之以生茅；蓬戶甕牖，揉桑為樞；上漏下濕，……雪霜滖灖，……此齊民之所為形植黎黑而不得志也。聖人處之不為愁悴怨懟，而不失其所以自樂也。

　　是何也？則內有以通於天機，而不以貴賤貧富勞逸失其志德者也。故夫烏之啞啞，鵲之唶唶，豈嘗為寒暑燥濕變其聲哉？是故夫得道（疑脫「者」字）己定而不待萬物之推移也，非以一時之變化而定吾所以自得也。同篇又說：吾所謂樂者，人得其得者也。夫得其得者，不以奢為樂，不以廉為悲。……聖人不以身役（《御覽》引作「徇」）物，不以欲滑和，是故其為歡不忻忻，其為悲不惙惙，萬方百變消搖而無所定，吾獨慷慨遺物而與道同出。

　　是故有以自得之也，喬木之下，空穴之中，足以適情。無以自得之也，雖以天下為家，萬民為臣妾，不足以養生也。能至於無樂者，則無不樂。無不樂則至樂極矣。這是「賤物而貴身」的理想。我們試用這種思想和《呂氏春秋》的貴生重己的思想相比較，便可以看出中古所謂「貴身」已不是百年前所謂貴生重己了。《呂氏春秋》的「貴生」、「尊生」、「全生」，只是要人「六欲各得其宜」，「雖貴富，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故不欲不能全得其宜，便是「虧生」；六欲莫得其宜，而反得其所甚惡，便是「迫生」，迫生便不如死（看第二章）。這還是近人情的人生觀。《淮南王書》的「貴身」卻是教人排除「嗜欲好憎」，教人「無所喜而無所怒，無所樂而無所苦」：「能至於無樂者，則無不樂」。這才是「自得」。故《原道訓》說：喜怒者，道之邪也。憂樂者，德之失也。好憎者，心之過也。嗜欲者，性之累也。……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性（今本作通，依《御覽》改）而不變，靜之至也。嗜欲不載，虛之至也。無所好憎，平之至也。不與物散，粹之至也。能此五者，則通於神明。通於神明者，得其內者也。故他們所謂「自得」，只是要「得其內」而不問外境是何等樣子。無嗜欲，無好憎，故能「萬方百變消搖而無所定，吾獨慷慨遺物而與道同出」。他們說：夫烏之啞啞，鵲之唶唶，豈嘗為寒暑燥濕變其聲哉？他們所謂「通於神明」，原來不過希望「同于烏鵲」而已！其實烏鵲與其他鳥獸也不能沒有嗜欲好憎喜怒，也不能不為寒暑燥濕改變其生活狀態。《淮南書》不曾說嗎？含牙戴角，前爪後距，奮翼攫肆，蚑行蟯動之蟲，喜而合，怒而鬥，見利而就，避害而去，其情一也。（《修務訓》）故他們那種無所喜怒苦樂的理想境界，其實還夠不上說「同於禽獸」，只是槁木而已，死灰而已。烏之啞啞，鵲之唶唶，比這強多啦！名為「貴身」，乃至不能下比烏鵲，只可自比於槁木死灰，豈非「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莊子》「天下篇」語）嗎？

　　他們所謂「貴身」，其實是「賤身」，因為他們所貴的不是身的全體，只是他們所認為「精神」的部分；精神以外的部分都是不重要的。《精神訓》說：精神，天之有也。而骨骸者，地之有也。又說：精神者，所受於天也。而形體者，所稟於地也。「精神」是什麼呢？是一是二呢？這個問題似乎不曾引起多少人的注意。高誘注《淮南·精神訓》說：精者，人之氣。神者，人之守也。又《天文訓》「天地之襲精為陰陽」，高注云：精，氣也。又《精神訓》云：煩氣為蟲（高注，煩，亂也），精氣為人。此語是高注「精者人之氣」的根據。精有微細之意，《莊子·秋水篇》所謂「精，小之微也」。古人相信人得天地之精氣，故說精是人之氣。《管子·內業篇》也說：「精也者，氣之精者也。」班固《白虎通》的《情性》章說：精神者何謂也？精者，靜也，太陰施化之氣也。象火之化任生也。神者，恍惚，太陰（今本作陽，此依徐乃昌翻元大德本）之氣也。神也是氣。《大戴記·曾子天圓篇》說：「陽之精氣曰神。」《禮記·聘義》鄭玄注：「精神，亦謂精氣也。」《詩·楚茨》鄭箋：「言其精氣謂之神，神者魂魄之氣。」《越絕書·內傳》說神是「主生氣之精」。精與神同是氣；氣的精微的，叫做「精」；其中又好像有一種主宰制裁的能力，便叫做「神」。古人對於人身只有模糊混沌的知識，故用名詞多不正確，多不耐分析。《淮南書》用「精神」，有時似一物，有時又似二物。如《精神訓》首段用「精神」和「形體」對舉，則精神似是一物。但《原道訓》說：形者，生之舍也；氣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則二者傷矣。……故夫形者非其所安也而處之，則廢；氣不當其所充而用之，則泄；神非其所宜而行之，則昧。此三者不可不慎守也。據此，則形與神之間還有第三者，叫做「氣」。這氣是不是「精」呢？平常說「精神」，是不是包括這「氣」呢？總觀《淮南》全書，「氣」似乎可以分作兩事：一面是血氣之氣，近於形體；一面是氣志之氣，稍近於精神，而不即是精神。試看《原道訓》接著又說道：今人之所以眭然能視，然能聽，形體能抗，而百節可屈伸，察能分白黑，視醜美，而知能別同異，明是非者，何也？氣為之充而神為之使也？何以知其然也？凡人之志各有所在；而神有所系者，其行也足趎坎，頭抵植木，而不自知也；招之而不能見也，呼之而不能聞也。耳目非去之也，然而不能應者，神失其守也。故在於小則忘於大，在於中則忘於外，在於上則忘於下，在於左則忘於右。無所不充則無所不在。是故貴虛者，以豪末為宅也。

　　今夫狂者，……豈無形神氣志哉？然而用之異也，失其所守之位，而離其外內之舍，……雖生與人鈞，然而不免為人戮笑者，形神相失也。氣志有所在，即是「神有所系」；「神為之使」而必須「氣為之充」。「在於小則忘於大，在於中則忘於外，無所不充則無所不在」。《俶真訓》也說：夫目察秋豪之末，耳不聞雷霆之音；耳調玉石之聲，目不見太山之高。何則？小有所志而大有所忘也。這樣看來，精神雖是主使，而神之所注即是氣志之所充。所以我們可以說，當時的人把精神確看作一種精氣；因為有主使制裁的作用，故尊為「神」；因為無形體，故認為一種精氣，故又稱「精神」；精神之所系，也認作精氣之所貫注，故叫做「氣志」，也可稱為「精」。《白虎通》說神是「太陰之氣」，而精是「太陰施化之氣」，同是一氣，其本體是神，其施化之作用是精，合而言之，叫做「精神」。

　　因為認精神是一種精氣，故神仙家有按摩導引之術，以為養氣可以養神。玄學化的道家嫌此等方術為太粗，故說：若吹呴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伸，鳧浴猿躩，鴟視虎顧，是養形之人也，不以滑心。他們不滿意於「養形」的神仙家，而主張要養神。養神之道只在排斥嗜欲，無所好憎。他們造出一種很武斷的心理學作根據。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而後動，性之害也。物至而神應，知之動也。知與物接，而好憎生焉。好憎成形，而知誘於外，不能反己，而天理滅矣。（《原道訓》）「人生而靜」，開口便錯。此等論斷，全無事實的根據，並且和事實絕對相違反，全是主觀成見的武斷。然而此語因為混入了《禮記》的《樂記》，成為儒生的經典，二千年來不但無人指斥，並且成為理學的一個基本思想，豈非絕可怪異的事！以靜為天性，自然要主靜無欲了。《精神訓》說的更徹底了：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五聲嘩耳，使耳不聰；五味亂口，使口爽傷；趣舍滑心，使行飛揚：此四者，天下之所〔以〕養性（高注，性，生也）也，然皆人累也。故曰：嗜欲者，使人之氣越；而好憎者，使人之心勞。弗疾去則志氣日耗。夫人之所以不能終其壽命而中道夭于刑戮者，何也？以其生生之厚。夫惟能無以生為者，則所以得修（長）生也。一切所以養生之具，都認為「人累」了；並且很明白的說得長生之道在於「無以生為」了。這都是出世的人生觀。

　　他們以為這樣排除一切「人累」，可以得長生，還可以知道過去未來。《精神訓》說：使耳目精明玄達而無誘慕，氣志虛靜恬愉而省嗜欲，五藏定寧充盈而不泄，精神內守形骸而不外越，則望於往世之前，而視於來事之後，猶未足為也。豈直禍福之間哉？這是妄想作未卜先知的仙人了。此種前知的妄想，與上文所引「入火不焦，入水不濡」、「出入無間，役使鬼神」的夢想，都是這出世的人生觀的理想境界。

　　這種人生觀不想做人而妄想做「真人」；名為「貴身」，而其實是要謝絕「人累」而做到「無以生為」的境界。《精神訓》說的最沉痛：吾處於天下也，亦為一物矣。不識天下之以我備其物歟？且惟（雖）無我而物無不備者乎？……其生我也將以何益？其殺我也將以何損？這是「貴身」呢？還是「賤身」呢？又說：夫造化者既以我為坯矣，將無所違之矣。吾安知夫剌炙而欲生者之非惑也？又安知夫絞經而求死者之非福也？或者生乃徭役也，而死乃休息也？……

　　吾生也有七尺之形，吾死也有一棺之土。吾生之比於有形之類，猶吾死之淪於無形之中也。然則吾生也，物不以益眾；吾死也，土不以加厚。吾又安知所喜憎利害〔於〕其間者乎？

　　夫造化者之攫援物也，譬猶陶人之埏埴也。其取之地而已為盆盎也，與其未離於地也無以異。其已成器而破碎漫瀾而複歸其故也，與其為盆盎也，亦無以異矣！這樣哀豔的文章，發揮一個最悲觀的人生觀，而出於一個安富尊榮的王者的書裡，這是何等重要的時代象徵！我們試回想幾百年前的儒者教人「知其不可而為之」，教人「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教人「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試回想不過一百年前的《呂氏春秋》「天下莫貴於生」的人生觀——我們試一比較，便不能不感覺這一百年之中世界真大變了，中國真已深入中古時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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