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文江的傳記二他的恩師——龍研仙先生

二他的恩師——龍研仙先生

　　泰興縣舊屬南通州，是江北的一個小縣，丁文濤先生說那是一個「風氣錮塞」的「濱江偏邑」。在那麼一個小地方做一個絕頂聰明的神童，是最危險的事。王荊公有《傷仲永》一篇短文，指出那個神童方仲永陷在一個不良的環境裡，沒有做學問的機會，結果是到了二十歲時竟是「泯然眾人矣」。文濤先生說他們泰興人「遠涉數百里，已非習見，遑論異國！」丁在君能從那個狹窄的地方跑出來，十五六歲就到了日本，十八歲就到了英國，大膽的走到大世界的新學術的大路上去——這個大轉變，這個大解放，都是因為他在十五歲時候，忽然遇著一位恩師——湖南攸縣的龍研仙先生。

　　文濤先生這樣記載這一件奇緣：

　　弟年十三，出就學院試。時蓋「戊戌政變」後之翌年也。會攸水龍公璋以通人宰邑政，興黌舍，倡新學。聞弟有異材遠志，語先嚴挈弟入署，將面試之。弟……入謁，〔龍公〕試以《漢武帝通西南夷論》。弟文多所闡發，龍大歎異，許為國器，即日納為弟子，並力勸遊學異國，以成其志。而赴日本留學之議乃自此始。

　　我細讀此段，不能不指出一兩個疑問。第一，在君出去「就學院試」，那是童生考秀才的考試。文濤先生沒有說在君曾否取中秀才。照那時代的慣例，幼童應考，往往得到學院「提堂」的優待，在君已能作文字，他被取作秀才，似無可疑。海外無可稽考，只好等待丁文淵先生去考定了（丁文淵按：在君家兄並未取中秀才。）。第二，在君應學院考試在他十三歲時（光緒二十五年己亥，1899），但他初見知縣龍璋先生，似乎在兩年之後（文淵按：適之先生的考證，一點沒有錯。家兄想要到上海投考南洋公學，照當時的習慣，須要經地方官保送才可。家兄初見知縣龍璋先生。就因為這個緣故，和院試無關。），在他十五歲時（光緒二十七年辛醜，1901）。因為他在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五日和朱經農先生去游南嶽衡山，憑弔龍研仙先生的紀念碑，曾有詩兩首，其一首說：

　　十五初來拜我師，為文試論西南夷。
　　半生走遍滇黔路，暗示當年不自知。

　　文濤先生此文裡用了一個「會」字，就好像龍知縣面試在君的事也在在君十三歲時了。我們似當依據在君自己的詩句——只可惜在君的詩，我們沒有看見原稿，只靠朱經農「記憶所及寫出來的」本子。但「十五」兩字，依平仄看來，似乎不錯。

　　我們因此推想，這位龍研仙先生（他是攸縣名士龍汝霖的兒子，龍潤霖的侄子。龍汝霖就是光緒五年在長沙翻刻《宋元學案》的學者。在《宋元學案》的後序裡，他曾提到他的「兒子璋」。）收了在君在他門下，必定還指導他去研讀那個「戊戌維新」時代的「新學」。文濤先生記載的顧亭林、黃梨洲、王船山諸公的書（文淵按：我們家中可能因為先曾祖曾游宦浙江，頗藏有若干書籍。我們年少時，每年須將藏書曝曬一次，尚能記及顧、黃、王諸公文集。先曾祖余堂公僅有子女各一人，子為先祖振園公；女則嫁六合唐府[名已記不清]其翁某為翰林，和曾文正公同時，奉命在鄉主辦團練。後因太平之亂，六合失守，先祖姑夫婦逃到我們家中避難。先祖姑就死在我們家裡，她僅生有一女，因外祖母鍾愛[即先曾祖母]。從小就留居外家，至出嫁時．才回其父家。我們這位表姑母，我們從小稱她為「寅姑媽」，她的大名，我從來沒有知道。她和蘇州名進士曹叔彥先生結婚以後，她們夫婦起初每年都來我家一次。拜見外祖母，以後也往來不絕。我這位表姑父嘗治《孝經》[我們家中也藏有此書]，雖未做官。然而對清室極忠，終身做遺老，不肯剪辮子。我在1935年。到蘇州的時候，還拜見過他老人家。他對家兄們的讀書，似有影響，因為先母的遺志，本來是要在君家兄去蘇州，從叔彥先生攻讀。先母去世時，在君家兄十四歲。）都不像是那個「風氣錮塞」的泰興私塾裡的讀物，可能都是他的恩師龍公指示他去閱讀的。內地的私塾先生教人讀《綱鑒易知錄》，或乾隆《御批通鑒輯覽》，那是可能的。在君幼年讀《資治通鑒》，又讀《四史》（《史記》、兩《漢書》、《三國志》），我猜想也是龍公的指示。他讀宋明諸儒語錄及學案，大概也是龍公指導的，他讀的《宋元學案》大概是龍家新刻的長沙本。

　　龍研仙先生對在君一生的最大造就，是他勸丁家父兄把在君送到日本去求學。這是泰興縣破天荒的事，所以文濤先生說：「戚友多疑阻，先嚴不免為所動。」龍公不但用「父母官」和「恩師」的力量來勸導，還替在君設法，托湖南的鬍子靖先生帶他到日本去。這樣的出力，才打破了家庭的阻力，才使丁老先生「舉債以成其行」。

　　這位湖南新教育家的恩惠，是在君終身不忘的。在他死之前一個月——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五日——他站在衡山上烈光亭的龍研仙先生紀念碑前，他還向朱經農說起當年如何遇見龍研仙先生，面試《通西南夷論》，如何勸他研究科學，並托鬍子靖先生帶他出洋。他說，他若不遇見龍先生，他一生的歷史或者完全不同，至少不能夠那樣早出洋留學。（朱經農先生的紀錄，見《獨立評論》一八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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