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第七章法國大革命、俄國的十月革命和中國的長期革命(16)

第七章法國大革命、俄國的十月革命和中國的長期革命(16)

　　本書無意以「褒貶」亦即以道德上的名義互相標榜。況且中國傳統的朝代，向來為官僚主義之淵藪，我們即要攻擊官僚主義，也無需顧左右而言他。研究資本主義，可以看出十月革命在歷史上和非人身關係上的動機旨在將俄國現代化，與各國之維新與所謂進入資本主義之體制無異。這種組織與運動純靠將低層機構裡各種因素，造成一種統統能互相交換的局面，於是農業的生產與分配才能與工商業交流，然後全國的經濟力量才能作最有效的通盤使用。列寧與斯大林並未全部違背這些原則，否則他們無從使俄國除舊佈新抵抗強敵，獲得英美支持。但是他們以戰時動員之作風所定互相交換的方針，以大單位在短期間對國家之貢獻為準則，不以個人的私人財產，包括其勞動力之價值為依歸，沿用至今，工資與價格全由官僚按他們的業務方便決定，無需通過內在的公平。

　　況且「民主集中」，真理總是由上至下，因之只能做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局面。前段所述中央集權，缺乏民主，無適當之鼓勵，頭重腳輕、積習難移、營私舞弊，雖說變態多端，而其後面的總原因無法脫離由官方指派之交換方式，這種交換方式限制了生產，因為工資抵不過農工所付出的勞力，所以勞動者只有越做越窮，於是索性不做。俄國大量的人力與資源不能作最高度的發揮，肇因於此。

　　以上蘇聯體制，在學理上無法被承認為實施共產主義，甚至稱之為社會主義，也需附帶加入保留的條件。歷史上的社會主義，無非是對資本主義的一種修正。亦即在私人財產權已在原則上固定之後，針對其原則上的罅隙和不及之處，加以補助和加強。卡爾教授所解釋的凱恩斯經濟，因其能導致全部人民就業，即符合此種方式。如果最低度的私人財產權，包括工人勞動之保障，尚未固定，即謂已實行社會主義，也容易產生誤會。

　　本書成稿之日，適值報載蘇共中央委員會接受戈爾巴喬夫方案，准許農民獲得私有土地使用權，延長其使用時間，並可以世襲。而且計劃中其他改革將容許農民組織小規模農場獨立經營，自行發賣其產品，至此也算逐漸走上確定私人財產權之初步。我們與其說蘇聯之改組與開放為成熟之社會主義，不如說他是將戰時體制改為平時體制，開始正規地進入社會主義（現代資本主義的作家與馬克思主義的作家同樣承認各人之勞力為其最基本的人身財產，詳第五章。要是連這樣的財產權也缺乏保障，我們無法稱之為何種主義，只好視其為戰時體制）。

　　很多專家刻下正在議論這種重建與開放前途仍是障礙重重。對西方的國家，這樣的發展包括絕好的機緣，也潛伏著實際的危機。揣測未來事項，不是歷史家的本分。況且蘇聯的發展是一個深奧複雜的問題，除非學有專長，不當隨便置喙。我們站在研究歷史的立場，只能指出，要瞭解蘇聯今日的重建與開放，至少需將其背景前推約70年，包括十月革命。我們只能在接受尼克松及基辛格之仲裁，顧慮著核子戰爭的危險時，才有道義上的力量，主張東西兩方都不含舊惡，才可以在群眾運動的積極性中，和本節所敘曲折之事蹟中尋求歷史長期的合理性。

　　總之將一個橫跨歐亞，縱長逾7600英里，包含不同的人種語言與文化的國家，從舊型農業管制之方式進為新型商業管制之方式，不可能輕而易舉，如以暴力主持，倉卒為之，必更增加當中的苦難，只有使人民更為遭殃。無論蘇聯今後的出處如何，我們刻下能掌握的歷史資料，包括列寧、斯大林、勃列日涅夫、戈爾巴喬夫的行止在內，已使我們對很多常用語辭，如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和國家主義，有了與前人不同的看法。是否一種組織的變態和一種運動之畸形即表示另一種體制為正宗？其間牽涉過多，容下一章作結論時道及。此時我們檢閱這一段歷史，當前的收穫即是以上的經驗，可以輔助我們對中國長期革命的觀察和瞭解。

　　中國的長期革命

　　鴉片戰爭迄今已一個半世紀，即是光緒帝的百日維新，轉瞬間也近百年。如果以人物和事實為討論的重心，則雖十部本書篇幅的巨著，也難將其中關鍵交代清楚。然則當我們考慮中國命運荊棘改造艱難的總原因，則本書以上各章已提出不少資料。與之相較，顯而易見的可以看出傳統中國的政治與社會結構與西方現代型國家的經濟組織相去甚遠，而且自思想理論至生活經驗，中國文化中可以改造利用者相當少。從這主題上發揮，不難將百年來的歷史高度壓縮成一般讀者與專家通能共同研討的一種大綱。

　　過去的中國近百年史，過於注重上層結構，很少涉及低層。譬如說，民國初年的立憲運動與政黨，他們本身對社會是一種外來異物（foreign body）。領導人物不乏高尚的理想，他們後面卻無支持的選民（constituency），滿腹經綸也無從化為具體方案，以透入民間，所以一遇軍閥逞兇，就無能為力，而他們在歷史上的意義也因而消失了。在有意簡化歷史的情況下，縱然將這段事蹟大力刪略，也不會產生實質的差異。軍閥混戰的情形亦複如是，他們所代表的不外私人的軍事力量，唯其如此，他們在行動時一定通電全國，表明心跡。實際上各軍人就地以不同的方式派餉招兵，甚至營私和販賣鴉片，其下層結構中不能造成一種公平而互相交換的局面，例如孫傳芳的一個團長不能與張宗昌的團長對調。此外其士兵既是雇傭而來，軍官間的團結也全靠各人的私人情感，所以不能承受內外的絕大壓力。

　　若能掌握此中因果關係，則能瑞想當時的社會狀態。縱使不知道有第二次直奉戰爭，縱使遺忘了岑春煊、倪嗣沖諸人的名字，也無妨於大範圍內瞭解歷史的目的。甚至即使未提到曹錕賄選或張勳復辟，仍不會對歷史的瞭解發生無可補救的缺陷。若忽略傳統中國社會之形貌，閉目而不加思索地以為其功能與結構必與西方社會無異，則可能在討論上層結構時造成嚴重誤解。不久之前有一個例子：伊朗國王巴列維（Reza Shah Pahlevi）有意將賣石油賺得的錢支持國家現代化。他曾不斷創辦學校、開設醫院、建造飛機場、規劃現代軍隊，甚至因而產生了城市中的新中產階級。只是種種設施未能與內地鄉間的經濟交流，而他的行動亦與傳統習慣相違，引起人民反對，他只好加強特務政治，以後更發展到全國造反，曾受他裨益的軍隊與年輕人也隨著眾叛親離，情願回歸到傳統的社會價值體系中去。

　　美國漢學家費正清（John K．Fairbank）在他的回憶錄裡，提及他的業師蔣廷黻曾說：現代中國人物對西方外在的事物瞭解得明白，而對本國內地的情形反倒瞠目茫然，也是類似情形。亦即當時擁有羡慕的對象，而看不清自己在低層結構的位置。在同樣眼光下，不少寫歷史的人尚未抓住此中要點，氣憤滿胸，也隨著外界的作家將前清的君臣一律指為「故步自封」，在鋪陳現代政治時，不分畛域的以貪污、腐化、無能，作一切問題的解釋。殊不知一個國家之現代化，或如我們刻下所述進入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之體制，無不需要在低層結構中創造一種各因素統能互相交換的局面。除非客觀的條件已成熟，除非其財政措施已近於商業化趨向，否則改造必相當艱難。舊體制已解散新體制尚未登場之際，必有前後矛盾，本末顛倒的事態。有了這樣的一種瞭解，我們在分析中國長期革命的時候，即可事半功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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