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第七章法國大革命、俄國的十月革命和中國的長期革命(15)

第七章法國大革命、俄國的十月革命和中國的長期革命(15)

　　英國之卡爾（E．H．Carr）教授，是研究共產主義及運動的專家。他的《蘇聯史》（History of SovietRussia）籌備著筆30年，不僅篇幅浩繁，而且公認為英文中對此題目發揮最淋漓之著作。他即視斯大林為一種現象，不為之感情衝動，甚至不追究其人身關係。作者指出一個落伍的國家發動革命後的舉止艱難（因為背景上凡事落伍，軍事行動之後，一切規劃就要立即趕上時代）。卡爾說：「很少大人物有如斯大林那樣明顯地是他們生存之時間與地點的產物。」這樣的看法，可以把十月革命看成一個有機體，它既為巨靈，業已打開局面，則要繼續求生存。它的經驗不是每個人的人身經驗．而是在一次大戰甲喪失三四百萬人命，以後又經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條件，四國干涉，和三年內戰的集體經驗。斯大林一再說，「我們比先進國家落後五十年到一百年。我們必須在十年之內迎頭趕上．否則只有被他們壓碎。」從這觀點出發，蘇聯一直沒有脫離戰鬥經驗，她不是備戰，就是實際在作戰。

　　斯大林尚不止於清黨及強迫構成集體農場。他在第二次大戰爆發前夕，納粹德國針鋒畢露的時候，尚與希特勒簽定互不侵犯條約，協議瓜分波蘭。戰事始開，他繼續以物資援德，將摩爾曼斯克（Murmansk）的海軍基地供德國潛水艇使用。德軍每一勝利，他都致電向希特勒慶賀。甚至有一說他願意參加三國（防共？）協定。邱吉爾是一個長期防俄反共的台柱，為什麼他會在1940年遣派親蘇的工黨人物克利浦斯（Cripps）出任駐俄大使，並且在蘇聯被德軍侵犯的時候立即主動援蘇？他的答案可以在他幽默的文字與言談看出。邱吉爾說：「俄國是一個神秘的謎語，包在一個迷惑中。但是此中可能有一個解答，這解答即是俄國國家之利益。」邱吉爾能瞭解蘇聯，因為他自己也一直記掛著大英帝國的利益，在這大前提之下，可以不計小嫌。這些資料使我們看清，凡事包含一種群眾運動，是好是壞不說，其中必有邏輯。讀者不必同情它的看法，可是在贊成與反對之前，先必看清其邏輯在歷史上的來龍去脈。

　　有了這樣的瞭解，我們回頭再看斯大林的「一國之內實行社會主義」，在邏輯上為合理。本書一再提及，資本主義一行，一定要資金流通，經理人才不分畛域的聘雇，而且交通通信保險等等服務性質之事業共通使用。這當中即有一個基層機構之中各種人力、物力都能公平而自由交換的原則，然後所有權與雇傭才能自分並離合的程序中構成一個大羅網，而且越做越大。經濟的組織，也是國家軍備後勤的組織。其實社會主義的措施大致亦複如是，只是所有權可能屬公眾，各人之職責可由官僚機構調派，公平而自由的交換則可換成由上級指令出納受授，應垮臺破產的事業可予以津貼而繼續維持，而且由分配原料、厘定價格、管制交通等等辦法，使國民經濟受政府干預。即在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其公平而自由的交換也有賴於信用，而信用不能沒有法律支持，執行法制者則為國家機構。

　　在實行社會主義時，政府之干預愈深，只有使官僚機構的活動範圍日益龐大。在這情形之下，如何能說「工人無祖國」？可見得正規之馬克思主義者，包括不少布爾什維克在內，以為現代國家純系資本家剝削勞工之工具，因之對國家與軍備存有輕視態度。斯大林無此幻想，他的規劃有實際的功效。雖說他主持對希特勒的戰事時的領導力量受到無數學者指責，蘇聯在第二次大戰時之作為與帝俄在第一次大戰時之作為不同，有目共睹，而且當中相距只20年，斯大林能實際建設的時間更短。所以新體制有它的作用，無法一筆勾銷。只是下層之義務全由上級指派，上級只能出現為一種專制獨裁的體制。而中層的官僚機構作風也與原始共產主義理想的自由與解放相去甚遠。

　　卡爾教授1946年在牛津大學演講時，特別提出凱恩斯的經濟思想已在斯大林之系統下實施。他提綱摯領地說凱恩斯的設計也是一種干預的政策。因為由私人個人之節省，不一定能擴充資本，有時反會損壞國民經濟。我們體會傳統中國之富家，將金銀製成器皿，又埋窖於地下，實際將一部財富不用於投資，反而逐放於流通和消耗之外，不難瞭解此中意義。凱恩斯主張除了私人自動節省，單獨牟利之外，也可以透過國家機構，以財政政策造成「社團之節省」。再之則是「投資全面社會化」。這種種辦法之主旨在使所有人民就業。

　　演講者之目的，在闡述英國在第二次大戰後若干經濟措施亦包含不少社會主義色彩，與蘇聯之計劃經濟沒有基本的區別。他的言論我們無法全盤接受。英國戰時和復員政策已由卡爾教授解釋，我們無妨稱之為「雙重預算」。政府除編制傳統預算規劃本身開支外，又用分配資源、調整貨幣、管制物價等等辦法，使民間經濟之人力物力在它領導下，以量入為出的方式達成有計劃的交接收受，總之使之在大範圍中成為一種較為疏鬆、較為非正式的預算。唯政府接收掌管民間經濟單位不是重點，即工黨政策如此．也只是暫時政策。

　　蘇聯之五年計劃，可謂在字面上符合了「投資全面社會化」，可是蘇聯政治領導力量與經濟管制力量凝合為一，管制的衙門也兼有執行的權力，所有生產和分配縱使不全由政府領轄，也通過稅收和強迫價買的辦法受其掌握。當然，造成這種制度，俄國人民付出了絕大代價。五年計劃實施之日，半數以上農戶在五個月內歸併於集體農場，有些地方因此而產生饑謹。因此，才造成廣大的農場、農業機械化、勞動者領工資、政府全年以低價收買糧食，而以這節省下來的財富和剩餘的人力擴展工業。

　　然而卡爾教授的分析也給我們另一種瞭解。蘇聯的體制，由戰時處理及戰時狀態造成。這種經濟結構的主要目的在使全民動員，強迫少吃多做，造成投資的全面社會化，高速地使蘇聯成為一個工業化國家。

　　這種體制迄今沒有重大變更。二次世界大戰蘇聯死難2000萬，占其人口10％弱。而戰爭破壞程度之深，則甚于戰敗國。戰後復興未已，即致力於冷戰，一意擴張勢力範圍，與美國作正面的軍備競爭，又花費很多財政預算與經濟的力量作提高聲望的事業，如太空探索。最近這種過度集中，由中央管制帶戰時意味的經濟組織不能持續，才逐漸暴露。起先有西方學者之研究，如今克里姆林宮亦自發檢討。

　　溯本歸源，當日斯大林建造現有體制的時候，包含著三個重點：一、不惜人民付出代價，二、飛速完成，三、與國防密切聯繫。所以極力地投資於能源、鋼鐵與機床。發電也注重大型的水力站，集體農場平均6萬英畝至8萬英畝，最大的至48萬英畝。所以自始就造成一個龐大而粗線條的結構。其重點如是顯明，其低層機構必被忽視，更無從使之綿密細緻。最近與戈爾巴喬夫接近的一位經濟學家著書聲稱，根據他本身經驗，遲至1953年，一座距莫斯科不到百英里的村莊，無電器、交通工具、道路，鄰村才有一家商店，每週開門兩次，所售唯糖與鹽，所以村民除了以物易物之外，實在是耕田而食，鑿井而飲。

　　參加集體農場所得工資不敷勞動力成本（即所得不能糊口），而純靠私田為生。作者並未提及最近情形，但是農產品供應不繼的報道仍然甚囂塵上，往來於西伯利亞鐵路間的旅客，抱怨沿途無物可購，而且最近描述蘇聯經濟危機的書刊也指出政府財政上的赤字，缺乏消費品，人民有錢無處花，只好存於銀行，於是信用才為政府挪用，則可見縱有改善，仍只修正枝節，尚未動搖根本。我們可以想見，鋼鐵廠繼續增加其鋼鐵生產，能源又用以增強其能源，機床又用以產生機床，最後則製造大批戰車飛彈、火箭太空船，字面上蘇聯刻下生產量超過1950年全世界生產量總和，究其實，俄國人民並未受其實惠。

　　難道所有蘇聯領袖都坐視如此的成果為當然，而不知改弦更張？專家公認過去曾有好幾次嘗試，赫魯曉夫即是一例，而且改革也在短時間生效，使人民的生活有實質上的增進，可是這樣的改進有週期性，不久，功效達到某種程度，改革也停頓，於是又恢復原狀。這當中也有些特殊的技術原因，例如在中亞腹地開墾耕地，無法克服天候地理的限制，將拖拉機交集體農場接收，不曾將保養修理的單位同時下放，不久就損害頻仍。然則最大的障礙，還是出於人事與制度。總而言之，就是與蘇聯之體制有關。

　　這些體制上的障礙，如政治上中央集權過甚，缺乏民主精神（蘇聯學者Aganbegyan已一再提及），生產者和經理者缺乏適當的鼓勵，頭重腳輕，積刁難改，官僚營私舞弊等（Goldman即指出勃列日涅夫之女兒為例），早已經常被提及，還有一位美國作家批評一般俄國人只畏強權，不顧法律。其指責既如是層出不窮，則後面必有技術上之原因。以上所有弊病，可以綜結乃由於私人財產權缺乏法律保障。如果人民普遍不守法，成文法只在裝飾門面，「真正的法律」就是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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