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第七章法國大革命、俄國的十月革命和中國的長期革命(14)

第七章法國大革命、俄國的十月革命和中國的長期革命(14)

　　總之，共產黨之編成與發韌與軍事行動相始終。它繼續了沙皇統治下的軍事傳統，也掌握了中樞的地盤。三年之內黨員也曾遭到無數險阻艱辛，他們各人的事業成功也無不與內戰有關，因此算是與列寧的革命哲學吻合，因為彼此都沉潛於軍事思想與軍事紀律之間。

　　反面而言，所謂戰時共產主義，並不是任何人都能供奉的一種「主義」。它沒有預定的計劃，只不過是倉皇應付非常狀態的各種措施。它如果有任何中心思想，也不過是起于動員時的群眾心理，由痛恨資本家，推廣至於前後左右的富人，它的方針則是由國家主持所有生產，並由中樞分配。因此大至工廠、礦場，小至房舍、金銀、首飾、器皿，無不可以徵收。「自製造火車頭至開公眾浴室」、「自供應麵包至蘑菇」，企圖全部由國家主持。積習既久，則索性由武裝部隊進入村莊，挨戶搜索，除了農家本身食用之外，多餘糧食一概拿走，並且主張停用貨幣。

　　戰時共產主義引起生產劇烈降低及停頓和經濟脫節，不足為奇。這時候大城市的人口減少1／3，工人的生產率只有歐戰爆發前的1／4。農業生產也降低約40％。而奇跡是，在各種饑寒交迫情形下，蘇維埃政府尚能供應紅軍，並且使之轉守為攻，轉敗為勝。由國家所徵集的煙草，全部交與紅軍，大批肉食也是如此。在最後兩年內，每年由政府分發紅軍靴鞋，約500萬雙，而只有200萬雙給約7600萬人民。由內戰引導出來的軍需問題固然產生了一個龐大的官僚機構，即在戰時已經由共產黨發動對本身的各種整肅，可是共產黨鐵石心腸的紀律仍是不可抹殺，即批評者也不加以否認。

　　有了以上的認識，我們覺得以之作背景，不難用以解釋日後蘇聯之體制。自帝俄1914年參加歐戰，全部發展都是空前的特殊。這當中只有非常之人，行非常之事。既然如是，我們看不出還有什麼理由要繼續跟著蘇維埃的理論家把以上情形削足適履的解釋來與馬克思的一般原則符合。並且從一個政治學家的眼光來看，即辯論實況與馬克思的理論不相銜接也是多餘。因為我們可以完全放棄兩者之間的理論，另從17世紀霍布斯的學說和20世紀凱恩斯（Lord John Maynard Keynes）的學說，更容易將蘇聯的問題解釋為一個數學上的問題。

　　俄國從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之間，可謂將沙皇體制徹底推翻。如果此時這國家還沒有進入一個「所有人和所有人作戰」的階段，事實上也相去不遠。當克朗士德特水兵向彼得格勒的市民開火，大城市裡麵包供應不及的時候，已經象徵法制完全解散，除舊佈新，一切都待重來。根據霍布斯的觀察，在這關頭亟要推舉一個「國家最高主權」，列寧所謂「無產階級與農民的民主專政」，也就符合所說的宗旨。

　　我們務必看清楚：霍布斯書中很多辭語都以集體性（collec-tive）和象徵式（figurative）的方法著筆。他的國家最高主權人（sovereign）可為一人，也可以為很多人，或是一個團體。他所謂推舉，也不必由公民投票的方式選出，國家最高主權人亦可由武力征服上臺。而且推舉這最高主權人的用場，不外使人民很多的意見「以少數服從多數的辦法，凝結為單一的意向」。

　　列寧所揭櫫的無產階級與農民，當然占俄國人口之絕大多數。但是他們的意向不容易徵集。俄國民智未開，人民渾渾噩噩。農民以分得地主的幾畝田為滿足。即是工廠裡的工人，如果讓他們各行所是，他們也未必衷心於工會運動，只要增加工資，改善工作條件，即已達到目的，不會在制度上要求改革。所以只有共產黨員，眼光遠大，又不計較本身利害，才能成為革命的先鋒，不致陷革命於沼澤（列寧實際使用marsh這個字）。

　　本來中國古代的政治家覺得治下人民只顧目下利害，無長遠打算，已經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說法，也有同樣的優越感。這種情況也有似盧梭（Rousseau）所說，社會必有其「共同意志」（general will）。共同意志並不是各人私人意向之總和，它有集體性，也有高度的道德價值，所以又必待賢哲如盧梭者才能從中發現。這些旁證說法，可以解釋列寧的「民主集中」的真髓所在。其民主是以人民為主體，而必須集中，則只有優秀分子能瞭解，只有共產黨由上致下的紀律才能掌握。這些說法都不曾出現於馬克思的思想系統中。

　　而霍布斯也在他的書中說起國家最高主權人有權宣戰講和，只有他（他們）明瞭怎樣才符合公眾利益。所以誰是友國、誰是敵國、軍隊如何編組、如何補給，全由國家最高主權人決定。這種說法施用於20世紀，可以推而廣之，支持布爾什維克奪權以來一切作為，也可使列寧和斯大林擺脫生前死後的任何批判。霍布斯認為國家主權人不可能做壞事，前已言之（見第五章，他唯一失職之處，乃是不能保護人民）。《巨靈》曾說起：「他不可能傷害任何下屬，下屬的人也不當指斥他不公平，因為他受茲人之命行事，不可能又傷害茲人。」

　　在此我們可以想像霍布斯有時候將他筆下的國家最高主權人形容成有如列寧筆下之職業的革命家，說成一個一塵不染的透明體。他（他們）都只照顧公眾之利害，沒有本身之是非。另一方面，俄國在20世紀初期和英國在17世紀中期一樣，高層的高尚理想無法灌輸到下層社會裡，於是只好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列寧之施行特務政治與恐怖政策，亦與霍布斯的意見相似。《巨靈》裡有言，最高主權人以賞罰作為推進政策的工具，可以執行體罰，可以在現行成文法不及之處施恩處刑，由他自訂辦法。這種說法與英國傳統裡「內在的公平」（intrinsicjustice）的觀念也不相違。所以當列寧等人尚為「巨靈」的時候，倒也與中國更換朝代的情形相似，而且其想法與作風可以上溯韓非與李斯。

　　可是蘇聯之體制及其登場，符合霍布斯之理想及其所著書之要點，至此而止。霍布斯認為人之富貴貧賤由於天命，所以有贊助資本主義的趨向。他雖接近無神論，仍主張以基督教為國家籠絡人心的工具。列寧是共產黨，他對國家沒有真實的信念。我們企望認識蘇聯的現代性格時，尤其瞭解斯大林的籌謀時，還是先看清凱恩斯男爵的一段說明為宜。

　　斯大林這個「現象」，曾給歷史家不少麻煩。他在1924年列寧死後，以朋黨勾結的方式奪權，放逐托洛茨基。新經濟政策已使經濟復蘇，他反其道而行，強迫將民間田地歸併為集體農場，無數富農（Kulaks）被槍殺，家屬被放逐。有些村莊內15％的農民被稱為富農。村民因不甘心家產被奪，於是焚燒穀物，宰殺牲口，搗毀農具。1928年蘇聯原有馬3200萬匹，至1934年只剩1150萬匹。集體農場之改組於該年底完成。可是人民每年消耗肉食量，目每人47公斤降至17公斤。

　　斯大林在1930年間的清黨運動，更是駭人聽聞。他曾使高級布爾什維克在公開訊問時承認通敵賣國，有些外國新聞記者懷疑被告被注射麻醉劑。也有人懷疑被告在秘密審訊時，已受精神挫傷使他們自願與審判官合作，以保證家屬安全。列寧所創的政治局（Politburo）是黨政最高機關，其中所有委員被斯大林一網打盡。初期共產黨之中央委員71人中，有50人被清算。凡曾任大使的外交官，很少能倖免。托洛茨基則在墨西哥被謀殺。紅軍元帥5人中之3人，上將4人中之3人，中將全部12人均處死。至於中級人物、民間領袖，被清算者更無法確定。見於文件的則經常有一萬人或數千人成批被屠殺。據此估計其全數，當在70萬至百萬人之間。監禁於牢獄及各集中營者，可能逾700萬或甚至超過1000萬。當時蘇聯人口據估計為1億7000萬或1億8000萬，也就是說可能有5％陷於縲絏。

　　清算「人民公敵」運動，發起於第二次大戰前數年。德國撕毀凡爾賽和約，重整軍備，進佔萊茵。第三國際（Comintern）的各項活動毫無用場，蘇聯五年計劃雖有成就，但基礎未穩，斯大林提倡社會主義在一國之內創建，樹敵多而缺乏安全感。這種解釋好像為斯大林脫罪，難能澄清視聽。可是另一方面，我們如前人一樣寫下一些「人神共憤，罄竹難書」的字句，也不見得於事實有補。而且如此交代，歷史家亦未盡到他自己闡釋事蹟之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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