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第七章法國大革命、俄國的十月革命和中國的長期革命(13)

第七章法國大革命、俄國的十月革命和中國的長期革命(13)

　　紅軍的組成及蘇維埃政府的軍事行動，出於被動，最初由防備德奧軍進犯而發起，所以吸引不少沙皇軍隊裡的軍官自動加入。他們參加時以為新軍只用於對外，可是一旦加入，只能被調遣而無法自主。以後托洛茨基也強迫徵調，以家屬為人質及派遣政治指導員下部隊的各種辦法來管束。職業軍人又無其他技藝自存，也只好就範。因此紅軍在指揮系統上保全了帝俄的軍事傳統。初創的幾個月內，即有8000前朝的軍官，至1918年年底，增加至22000人，兩年內戰期間共引用了48000人。同期間內紅軍也徵用沙皇軍隊裡的下士官215000人，內中朱可夫（Georgi Zhukov）即由此出頭而在二次大戰中因戰功而升元帥。

　　至於列兵，當初也純用募兵。十月革命既已遣散近700萬兵員，此時重新招募僅5％或甚至只3％的人數，當然不至過於困難。徵兵開始於1918年5月，當中也有無數反抗叛變逃亡及歸順於白軍的事情，有人甚至說紅軍是一隻漏水之籃筐。可是1918年初部隊剛成立時，只招兵10萬人，迄至年底，其總數仍不過50萬至70萬之間。內戰結束前夕，據稱總兵力近乎300萬。與之相較，白軍因所在地區供應困難，行李輜重特多，戰鬥兵員總數始終未逾25萬。

　　第一次大戰期間，沙皇曾供應900萬人以上的軍需，內戰期間工廠礦場大致都在紅軍和蘇維埃政府手中，因之供應問題更今非昔比。帝俄時代曾製造及掌握步槍1100萬支、機關槍77600挺、野炮17000門。據估計當中5％至10％流入蘇維埃政府手中。白軍所在區域一般無軍需工業，因之只有接受外援，其結局有如今日很多類似場合下的情形。供給者埋怨資財白耗；受者謂言辭上的慷慨多於實際上的恩施。即如在南方戰場，英國稱曾供給白軍步槍198000支、機關槍6200挺、野炮1100餘門、戰車60輛、飛機168架，又有大量服裝。而實際上除了戰車飛機由英軍駕駛外，其他供應一來太遲，也未及時教導俄人使用。因之外援之於白軍，「只有心理功效」。

　　內戰的作戰方法與第一次世界大戰不同，騎兵較炮兵重要，雙方火力低，部隊流動性大，因之逃兵多，較第一次大戰之死傷率低。又因是本國作戰，引起後方無數非正規行動。一般白軍素質較高，曾發動五次大規模攻勢。當日之觀念，以為蘇維埃政府不能承受至大壓力，所以加之以兵威，彼方必聞風瓦解。其實列寧之政府佔據俄羅斯腹心地帶，地廣人多，戰線暫時後撤，無關大局，只要保障內部不生問題，終可以一再突破難關。反面則白軍各路戰線相去太遠，無法協同動作。同盟軍雖干預戰事，各方目的不同。英國著眼於與俄羅斯在中亞的競爭，雖援助白軍，而無意使俄方成為強大的軍事力量。法國則希望一個強大的俄國出現，足以牽制德國。日本覬覦東亞領土，美國旨在監視日本。是以列強既無共通的作戰目的，也難發生干預的實際功效。

　　布爾什維克之反戰宗旨和土地政策只能在初期收拾民心。大約至1918年初之後，其徵兵征糧已逐漸引起反感。可是紅軍方面如是，白軍亦無更好的對策。而且社會革命党及立憲民主，除了反對布爾什維克之外，缺乏鮮明的政治目標，更沒有有力的領導人物。蘇維埃利用特務政治及恐怖政策，是一個引起注意的話題。專家承認其對防止反叛與內亂確有功效。但俄國為此也付出了代價，茲後成了蘇共之傳統，這一點下節還要提及。

　　1919年秋季，白軍之進展達到最高潮。此後紅軍的攻勢開始展開，白軍一蹶不振，最高指揮官或束手就擒或遁跡海外。除了俄軍在1920年春夏與波蘭軍在國界一度作拉鋸戰外，內戰已至尾聲。1920年年底，掃蕩戰結束之後，莫斯科克里姆林宮的主人額手稱慶，全國底定。

　　俄國投入歐戰兩年半而有二月革命，八個月之後有十月革命，十月革命之後繼續三年內戰，這當中的意義還沒有為中外讀者透徹瞭解。只有從最近的發展來看，才能體會到蘇聯的胚胎，不是十月革命產生，而系由三年內戰而產生。二月革命算是否定了沙皇體制；十月革命也仍只否定了西方現代的代議政治，代之以一黨專政。然則這一黨專政的模型與尺度全無著落。列寧於1918年初遷居克里姆林宮的時候，他不可能有明確合理的藍圖，預籌日後的局面；多方面還是東扯西湊，因時就勢。而且嚴格言之，斯大林之所經營，還是承襲上述7年的戰時體制。否則今日70年後的改組開放就無法自圓其說。

　　列寧於1921年3月8日在第十屆共產代表大會宣佈「新經濟政策」（NEP），此時距二月革命正好4周年。他稱這制度為「國家資本主義」（National Capitalism）。新的經濟政策放棄了「戰時共產主義」（War Communism），將農業生產和小規模工業生產交由私人經營。大規模工業、運輸事業及對外貿易，仍由國家掌握。他又在1922年年底第二次中風前教導共產黨員，去「學習貿易」。他說：「我們在集體農場上做了很多愚蠢的事，集體農場不是今日之決策。」

　　列寧去世之前，留下遺言，指斥斯大林為人粗暴，集權於一身，應當迫使去職。這些證據可以明瞭日後斯大林之種種政策都與列寧之旨意相違。

　　其實列寧一生之行止，只表示斯大林是他最合適的繼承人。據稱列寧曾說：「他（斯大林）抄襲了我的毛病。」舉凡斯大林日後所作所為，如特務政治，殘殺政治犯，和敵人打交道，「民主集中」式的獨裁，都有列寧之先例在前。列寧早已講明，他所謂國家資本主義，為進入共產主義前之一個「轉變階段」，需要「很多年」、「很長久」，可是始終沒有標明確切時間。況且他又鼓吹「社會主義不復為一個遙遠時間的問題」。那麼資產階級的革命既能在八個月內完成其在歷史上的任務（即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間的八個月。布爾什維克的理論有時將歷史的發展作「望遠鏡的縮短」），則一個轉變階段經過七年（1921至1927）也不能算。是過短了。斯大林在列寧去世之後，即於1924年放棄國際共產的重點，提倡「社會主義可以在一國實現」，表面上似乎與列寧的思想相反。可是專家細讀列寧的文件，則覺得這種趨向，列寧早已有之，斯大林不過在局勢明朗後，確切的付諸實施而已。

　　還有一個在以上理論之間容易被忽視的事實，則是蘇共因內戰才能決定它本身的模型與尺度。這也非列寧或斯大林等人可以預見的。一位哈佛大學的專家曾說：

　　我們已經看出布爾什維克因為奪取政權及保持政權，讓他們的民主原則和一般的顧忌逐漸消失。在現下三年和內外強敵作戰之餘，這種發展不僅持續，而且只有增強，更擴張到政治之外，及於社會生活之任何部門。那被包圍的心理狀態，那種「不和我們合夥就是和我們作對」的情緒，成為了共產主義的精神狀態。

　　尚不止此。布爾什維克在1917年二月革命時共有24000人，至1922年內戰結束後駐留於共產黨內的只有此中半數，至1927年斯大林停止新經濟政策，組織集體農場之前夕，據稱只有8000人。而共產黨在內戰後期1919至1921年間，黨員數目即由30萬增至70萬，其中大多數為紅軍軍人。至1928年初，黨員數目已逾130萬。可見得在革命的過程中，其上級所操縱的機構業已變質。當初一個反戰、反侵略、帶國際性格、具有優秀分子之氣魄和理想主義的集團，至此已和以上所述條件完全相左。

　　前已提及，迄至十月革命成功，列寧等所控制的不過是官街公署、交通通信機構。新政府之權力，還是要經過內戰，才有效地下達於各村鎮。只有爭取糧食、抽派兵丁，鄉村的人口才切實地感覺到蘇維埃政權力量之所在。「軍隊之成功，通常倚靠于他們進出于出產食品豐富之邊區時，自身之作為。」恐怖政策無疑的使人們對蘇維埃印象更為深刻。1919年蘇維埃政府設立了7500個集中營，另有21700所監獄。

　　經過內戰，各地方下層蘇維埃的權力，由集議政體的單位移到行政單位，而且漸與上層的機構結成一個行政網，失去過去獨立自主的性格，這種發展務必要和十月革命時全部紀律消散的情形比較，才可以看出布爾什維克在鬆緊政策中製造日後蘇聯體制的經過。哥薩克區域及其享有特權的事實，已曆幾個世紀，經過內戰，終告解散取消。內戰期間，蘇維埃政府所處的心腹地帶，也正是「大俄羅斯」（Great Russia）所轄區域。主要的會戰既有下落，其他邊區遠處少數民族的地區就等於瓜熟蒂落，所謂自決，也只不過是口頭禪，實際上中央的威力迅速向外輻射，紅軍成為各地組織蘇維埃的主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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