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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法國大革命、俄國的十月革命和中國的長期革命(8)


  俄國的工業基礎與交通運輸不能負擔這樣的軍事行動和負擔這樣的損耗,已是眾所周知之事實。戰時俄國驅趕徒手赤足之士兵上陣,均已數見不鮮。又因為大戰剛起時西方都以為不會超過幾個月至一年,一切準備都從短時期著眼。根據日俄戰爭的經驗,野戰炮一門一年只用炮彈1000發,而大戰時一次戰役幾天之內就可能耗用這樣的數目,而且大規模的戰役通常使用炮1000門以上。然則人員裝備供應之不濟,還只是問題之一面。以後的研究,發現戰時經濟之發展已產生絕大不平衡。譬如農村間的手工業及輔助工業即因之萎縮,最低限度城市的建築業和工礦抬頭,銀行業務日益擴大,證券交易所更較前活躍,利潤增值。如此只使社會階層的衝突更尖銳化。

  帝俄時代的陸軍,多以貴族子弟為軍官,所以軍隊為王朝之拱衛。戰事經年累月,軍官團的性格變質,中級以下的人士參與愈多,行伍之間則盡是農民。以後蘇維埃(Soviet)組成時,他們由反沙皇而反朝代,繼而極端的左傾,主要乃由於農村問題,再加以長期戰爭的影響。

  據估計,俄國的工人在戰時由220萬增加至300萬,尚有100萬服役於交通部門。總而言之,他們在龐大的人口中,只占一個很小的比例(要是比例大,則整個下述之運動必會採取不同的途徑了)。只是迄至革命前夕,俄國工會運動一直未曾充分展開,勞資向來缺乏和衷共濟的習慣。況且工人集中,在彼得格勒一城即有40萬。促成他們參加革命的近因,乃是糧食恐慌。以後他們截斷鐵路的交通,掌握郵政電話,參加赤衛隊,將兵工廠的武器交給革命隊伍,對革命產生了積極的作用。類似的情形也及於波羅的海艦隊的海軍士兵,他們距首都近,敵視貴族軍官(海軍軍官與陸軍軍官不同,一直保持著貴族氣息),也容易受革命者策動。

  可是以上之因素尚只觸及革命之表面;倘要包括革命之全部發展,勢必將俄國本世紀初期的農村問題一併攝入。

  俄國的土地問題本身就有跨世紀的複雜沿革。原來俄國的穡夫確實有「農奴」身分,領主可以將之買賣,可以對他們加諸任何體刑,可以寫一紙文書,叫他們自己拿著到附近警察所報到,由警察鞭撻,也可以遣送他們於西伯利亞。除非領主書面許可,穡夫不能領有財產。沙皇亞歷山大二世1861年的解放令,確實是人道主義上的一件大事,只是太遲,雖然在法律上免除了奴隸身份,在土地分配上卻沒有解決問題,反而增加問題之複雜。

  解放令之前,一部分穡夫的生活已較前改善。在南部農業商品化的區域,一般穡夫每週在領主的土地上工作3日,也有不少人是付代役金,只是需要附近市鎮工廠展開,穡夫才能獲得額外收入。農奴生產只能替領主保持過去封建社會之場面,事實上效率低,也不經濟,只是自由勞工不易獲得,尤以腹地為甚。1861年俄國人口1/3為穡夫。於是其間有如一段死結;農業生產的方式不改變則不易產生新型的工商業;沒有新型的工商業則無法改革農業的生產方式。俄羅斯領域上的大陸性格值得學者注意。

  解放令原則上由國家價賣領主之士地,但並不直接賜予穡夫,而是責成他們於49年內以工作或付代價償還。因為各地情形不同,有些地區準備時期即花了20年,並且解放後穡夫付息高,得地少,大多數情形之下,所謂價接為業始終沒有成為事實。「農民生活極少改善。在俄國中部,耕地相當完好,他們因解放反而喪失土地,如此也難能稱之為解放。」

  又因為穡夫雖被解放,而財政責任未除,從地主買到的土地也並不交與個人,而系組織公社(obshchina)集體保管。如是也如中國隋唐之均田一樣,公社不時將零星之土地各依人口之消長配與已解放之穡夫。受領土地者只有使用權,所掌握之地產不得買賣,也不能逕自世襲,而且使用者不得逕自挑選。這樣一來,昔日穡夫無異於政府公地之租賃人,迄1917年,所述公社之管制仍在廣大的地區內有效。農民也不可能有行動自由。

  斯托雷平(Stolypin)為首相時,曾於1906年提出改革。自此各公社可以將土地賣與農民,各農戶也可將手下管業之土地出賣,以便遷往城市改業。斯氏之設計無非製造一批小自耕農,因為他們領有土地,身家財產所系,勢必與王朝同利害,而不致動輒參加廣泛之農民運動。可是這種法令無法於短時間內生效。事實上斯氏計劃行之不及十載,歐戰即已爆發,只有200萬農戶接受這樣的處置。大抵俄國的亞400萬農戶之中,只有1/10因此成為小自耕農,其他多因身處腹地,不便棄業他遷。這些新獲得土地的鄰居,稱為「分離者」(otrubniki),從此不受公社管制,引起其他農民極端的嫉妒與仇恨。

  所以二月革命前夕,全俄土地之佔有情況確是五花八門。貴族由於封建制度承襲之土地,仍占全體耕地約1/5,一般稱地主者為數13萬人。又有數百萬自耕農,絕大多數則為名義上已解放,實際仍被公社管理之穡夫。因此很難斷定俄國此時屬￿何種體制。

  戰時政府從農村中征得壯丁1200萬,馬200萬匹,當然減低各地耕作之效率。影響所及,一方面農民渴望獲得土地,一方面耕地被廢置。即算政府已將大批戰俘分發于農村,仍無法彌補因徵兵所減少之人力,而且利用戰俘者以大地主之門戶為多。此外,缺乏牲畜亦為極嚴重之問題。大概在俄屬歐洲部分減少8.4%,南部之北高加索一帶減少23.8%。

  時人所謂「和平與土地」(land and peace),即代表一般民眾之要求。企求和平,是他們無力承當長期戰爭之負擔,並且沙皇與德奧在中歐利害之衝突與他們不相關。其渴望取得土地固然由於生活所迫,也由於他們覺得受了不公平的待遇。這種觀念也受著幾十年來俄國虛無主義者及民粹主義者(populist)薰陶的影響(以上人士受有高等教育,經常志願前往鄉村擔任教師、醫生、客棧經理等)。並且這兩種要求連結一起,因為前方的士兵即是後方的農民,再不然則在書信之間彼此受親戚家人生活之遭遇和情緒上交流的影響。而且帝國內部的少數民族或者要求獨立,或者渴望自治並且保存獨立的文化。這些民眾間的願望起先看來虛遠不著實際,以後都在革命期間發生了決定性的力量。

  二月革命爆發於1917年3月8日(以下除了「二月革命」及「十月革命」兩個既成語之外,所用日期均據新聞)。彼得格勒城內食糧不足,準備實行配給制,尚未施行,消息外傳,引起人民搶購麵包,經過好幾天騷動,一般市民,尤其工人階級,怨恨通貨膨脹,生活艱難。3月8日婦女節,工廠裡的女工舉行遊行。恰巧一座鐵片工廠裡的工人因為勞資糾紛被廠方關閉,也加入行列。工會的組織和政黨的活躍分子就此也鼓勵其他工人參加。示威遊行持續第二天,據說有50多個工廠關閉,參加遊行示威的近20萬人。

  這時候杜馬(Duma,是俄國的議會,經過窄狹的選舉權產生,也只有有限的權力)正在集會,會員也發表指責政府的議論。

  遊行示威持續到第三天,警察已和示威者發生衝突,數處有了零星的死傷。只是派往支援的軍隊始終拒絕向人民動武。在這3月10日,沙皇尼古拉二世由前方大本營致電彼得格勒衛戍司令,稱遊行示威在與德奧決戰期間絕不容許,又稱「我命令你於明日停止首都內的不法行動」。以後衛戍司令說他接著這電報別無話說,也只能命令軍隊向群眾開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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