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第七章法國大革命、俄國的十月革命和中國的長期革命(7)

第七章法國大革命、俄國的十月革命和中國的長期革命(7)

　　當社會上產生一種長期間大規模運動的時候，其因果常可以前後倒置。對法國而言，資本主義可以說是創造這社會之因，也同時是這社會所賜予之果。首先即因消除了舊體制的各種拘束和障礙，人身財產權被固定及標準化，於是所有權和雇傭在民間先構成一個大羅網。嚴格說來，國家與社會不過是這種結構的一種外部，有如布羅代爾所說：「資本主義之成功，端在它與國家互為一體，它本身即成為國家。」（詳第一章）

　　反過來說：這種體制也給新社會各種鼓勵和保障，更促進資本主義。如拿破崙在1804年公佈拿破崙法典，茲後他將這法典及其精神推行到他佔領軍所及的其他國家裡去，亦有促成其他國家現代化的力量，而使資本主義更為抬頭。為什麼與舊社會比較，一般人會感覺在資本主義的社會裡較前自由？人類的社會生活不能沒有管制與約束。在資本主義的社會裡，一般人感到警察的監視較少，因為人民已受一種流動性的經濟力量所把持，這種接受金錢管制，有如洛克所說「含默的認可」（tacit consent），出於自願。這樣說來，「國計」不能不與「民生」共為一體，所以法國人也不能因為其社會基層的組織與「買賣咖啡與胡椒、印花布和煙草」的原則相似為可恥，只有在這種商業組織的條件下，國民經濟才能高速展開，因為生活程度提高，一種高度的現代文化才能因之而產生。柏克早應知道，文化即是生活。

　　在這種社會體制裡，當然只有資產階級佔優勢。全民平等之不可能，已為當時人公開提出，因此以上的發展也是自然趨勢。法國大革命之後的資產階級並非革命以前的資產階級。以前的資產階級不少已在這大洪流中犧牲，有些持有公債，卻因政府賴債而破產，另外，不少農民及下層社會人士因投機買得政府急於脫手的產業而致富，其他趁著稅收還沒有規律，軍需工業極需供應者的時候起家。革命期間誠有不少陰謀，但是整個革命的過程錯綜複雜，其牽涉範圍之大，更早超過陰謀者所預期。

　　而且，法國大革命展開，隨著有民族主義抬頭。路易十六的法國還只能算做一個朝代國家，拿破崙治下的法國才是一個道地的民族國家。很多法國人跟隨著波拿巴，因為他們每個人都自認是組織中之一部分，生命榮辱與共。大革命口號「自由、平等、博愛」所產生的道德精神，「與佛菩薩、基督和蘇格拉底的，沒有重要的區別」。即算劫富濟貧的觀念無法實現，而且大革命好像愚弄了一般貧民，這樣的經驗必定打擾著很多法國人的良心，所以現代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思想不開始於馬克思，而始于巴貝夫。而且法蘭西除經過拿破崙的戰爭外，以後還接著有1830、1848和1871年的革命。時至今日仍有很多過激的思想，不出於蘇聯，而出於法國。

　　總之，法國大革命極端戲劇性地表現一個民族和一個國家尋覓現代組織的過程，它在迫不及待的期間，表揚了人類崇高的理想，也暴露了很多人類共通的弱點。它給人類史展開了新的一頁，同時也留下一個陰影。大革命將國家世俗化，從此，良心上的事，人自己作主。但是有些革命者企圖以人類的理智代替宗教，始終沒有成功。今日法蘭西仍是一個以天主教為主的國家。本書作者于1987年經過裡昂，此地曾經赤色恐怖和白色恐怖兩度浩劫，可是今日這城市只表現資本主義大都會升平的景象，市中心的廣場上仍有路易十六紀念碑，索恩河的大橋也仍稱為波拉巴大橋，而且富菲亞（Fourviere）山頂上的教堂裡仍供奉著百十盞信男信女所供奉的明燭，表示時過境遷，人類發覺他們的生活中不能沒有理智，但理智不是一切世事的最後主宰。我們的知識愈提高，我們對旁人的容忍也要愈寬，我們道德上的責任也愈大。

　　俄國的十月革命

　　1969年3月，中蘇的武裝部隊在烏蘇里江珍寶島上衝突，蘇方自稱死數十人，不久戰事延至新疆邊境。克里姆林宮的領導人物，有向中國使用原子武器的企圖。9月16日由國家安全委員會（K．G．B．）的情報人員路易士（Victor Louis），以新聞記者的名義在《倫敦晚報》發表文章，聲稱蘇聯有向新疆使用原子武器的可能，主旨在探詢各國的反應。翌年，蘇方外交人員又在維也納歌劇院遞交美國外交人員一張未簽名的草約，內中聲稱締約國如遇第三者原爆的挑釁，可以採取報復行動，並且通知各締約國家，互相協商。尼克松及國務卿基辛格認為這樣一紙條約，等於要美國事前承認蘇聯有權對中國使用原子武器。基辛格認為，10億中國人陷於無政府狀態，決非世界之福。而且新疆接近蘇聯鐵道的終點，邊境去中國鐵道的終點則有好幾百里，如果中國欲向蘇聯尋釁，也絕不會找到如此一個對本身戰略不利的地方。所以美國雖與中共沒有外交關係，而且技術上尚處於敵對狀態，仍竭力設法與之接觸。

　　如果這還是一面之詞，則前蘇聯籍聯合國助理秘書斯維琴科投美，他所著書稱《與莫斯科決絕》，更敘述到幕後詳情。珍寶島事件出乎蘇聯高級人員意料之外，一時人情惶惑。有些人恐怕中共會動員幾百萬入侵，所以反而真確地討論使用原子武器。國防部長還主張使用最大氫彈。如果成為事實，不僅幾百萬中國人性命立成齏粉，蘇聯境內的安全也成問題。只有參謀總長認為不妥，因為大規模的使用原子武器，必引起世界大戰，小規模的則不能解決問題。據斯維琴科的報道，最後使主戰派懸崖勒馬的仍是美方的警告。

　　這些發展當然與蘇聯於1978年與越南宣佈訂定攻守同盟條約有關，也引起中共於1979年初，出兵老街與諒山。經此，勃列日涅夫（Brezhnev）才轉換口氣要和中國改善關係，甚至以充滿情緒的言詞講出：「我們還記得昔日為盟友，以同志地位互相合作的日子。」而且本書脫稿之日，正值鄧小平與戈爾巴喬夫舉行高峰會議之時，可見國際間外交局面千變萬化，有識之士決不可以幾十年成見，衡量今日之事端。然則將眼光現今化，則又須從歷史的基點觀察著手。

　　俄國之二月革命，實際發生於3月，十月革命則發生於11月。因為教皇在1582年改革曆法，將當年刪短10天（也就是以曆日計提前10日），俄國在革命前尚未取效，迄1917年則有13天的差距。

　　這兩重革命發生於1917年，也同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嚴重後果。沙皇尼古拉二世缺乏想像力，為人軟弱，皇后則為德國人，不得人緣，又剛愎自用，如此與法國大革命前夕某些情形類似。而且沙皇親自前往前線主持軍事，皇后在後宮干政，引用妖人拉斯普丁（Rasputin），近似中國宮闈的黑幕。可是這些人身上之因素，既像法國也像中國，無非專制政治常有的現象。雖然替二月革命增加了不少背景色彩，可是不能受歷史家過度重視。沙皇被迫退位之日，曾令皇弟嗣位，可是大公爵麥克堅辭不就，因為局勢已不可收拾。二月革命之後，又有十月革命，更加之以內戰及斯大林之整肅，可見得人事問題並非一切問題之核心。

　　第一次世界大戰，俄國動員兵力1550萬，占全人口（不同的估計，低至1億3千萬，高至1億8千萬）約10％，在無數的村莊裡至少已占壯丁半數。又徵用民間馬200萬匹。三年之內死傷及被俘人數，在760萬到800萬之間。單是1915年加拉西（Galacia）一役，俄軍就死傷141萬，被俘者也近百萬。這對社會是一種極大的擾動。迄至1917年，俄軍在前線尚有兵員650萬，當中可能有80萬人以各種代表之名義經常活動於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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