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第七章法國大革命、俄國的十月革命和中國的長期革命(6)

第七章法國大革命、俄國的十月革命和中國的長期革命(6)

　　設立工廠、集中生產，使獨立工匠經營的小店鋪關門，擴大了城市中的無產階級，也只是遲早之事。以上所述可以經過幾十年和幾百年的進程，而私人資本在社會上和政治上力量之比重越來越大。我們從大歷史的眼光看來，以上事情可以用1799年7月（即熱月反動之日）算作法蘭西的出發點。以同樣的眼光看來，事到當日，丹東、馬拉和羅伯斯比爾都已經完成了他們的歷史任務。他們是好人或壞人，與後人的關係不深，即算他們都不具備做獨裁者的條件，他們所創造的一種高層機構卻是以後組織與制度的基始。

　　這樣的說法，好像近乎宿命論（fatalist）；也好像是說，將要發生的事情都會發生，與各人的存心沒有關係，甚至與人力無涉。其實也並不儘然。雖說18世紀末的法國人無從確悉今日我們所謂資本主義者所包括的瞭解（所以資本主義者這名稱產生於19世紀而不產生於18世紀），他們對近身之事，也並不是完全盲目地全以衝動處置。例如羅伯斯比爾倒臺之前，巴黎的無褲黨已先失勢。起先山嶽黨限制最高工資對無褲党一部分人有利，對其他人不利，已經產生了分化作用。以後這種工資與物價的管制又沒有著實地維持到底，則起先受惠的也日漸不滿。羅伯斯比爾在清算丹東之前抑制左派，更使一部分無褲党的領袖失去憑藉，其他的則藉著機會在政府裡做官，由革命者搖身一變而為職業性的官僚。所以「熱月反動」固然是由於恐怖政治做得太過頭，人心思變，一方面也是革命的力量本身已在分化，事實上各人都在計算本人切身的利害。我們所謂非人身因素和集體責任，也不是說世事之演化全由冥冥之中神秘的力量作主宰，只是事涉群眾運動和群眾心理，我們無法從各個人留下的記錄挂一漏萬地勘判，只好看清全盤局勢，以邏輯上之推論，補文獻之不足。

　　同時這樣看來，盧梭之所謂「高貴野人」，仍系理想上的一種極端。事實上，革命分子亦要穿衣吃飯，無法完全放棄個人之私利觀。一到對外戰爭轉敗為勝，內外的軍事威脅消除，恐怖政治已無必要時，所標榜的革命道德也是多餘，而且天主教會既已放棄它的地產和政治力量，人民信仰天主教也不足為虛。這些條件就已在邀請「熱月反動」出現，五年之後拿破崙因時就勢，只將既成事實確定。總而言之，世間既有經濟則有組織。法國既已否定巴貝夫（Babeuf）所提倡的共產社會，則新組織只能從現狀內個人的獲得與佔有參差不齊的條件下展開，其基本原則為各個人自識指歸，則就不期而然地造成一個資本主義的社會了。

　　可是在短時間內急遽改造，法蘭西付出的代價不算不高。恐怖期間據說犧牲了17000人性命，而且這數字只是革命法庭正式判死刑的案件，其他不經審判，草率推上斷頭臺的，又何止此數。裡昂在清算反革命之日，將囚徒200人一批，排放在壕溝之間，予以炮轟，南特（Nantes）之牢獄被傳染病侵患，也無法給被監禁者食物，實為人間地獄，於是將逾2000囚犯，置在漏水之船上讓他們在羅爾（Loire）河中淹沉。專家估計在1793年9月到1794年7月間，因之喪生人數達35000至40000之間，而間接受害者尚不計，所拘禁之嫌疑犯則可能為30萬。因革命而引起的對外及以後長期的拿破崙戰爭，死傷更多。勒費弗提到革命期間陸軍的死亡失蹤人數達60萬，而另一估計又提及1800年到1815年間戰死及因創傷而死的也近4O萬，在一個人口不到3000萬的國家，實為一個極大的數目。

　　然則全面動員，驅使法蘭西7％的人口執干戈以衛社稷，其力量不可謂不雄偉，也不可能全為浪費。團結士氣人心的成效不說，經濟動員也是組織新國家的一種步驟。龐大的軍隊極需食糧、被服、兵器、馬匹和交通工具，更需要民間組織的第二線和第三線的支持。國民會議期間（1792年至1795年）經濟政策著重出賣沒收的地產，管制物價與工資，一部分兵工事業由國家直接經營。但是大體上國民經濟仍保持商業性格，直接向民間爭取物資，限於事勢上的需要，著重將剩餘的糧食輸至前線，若干村鎮亦有地方政府配給食物之情事。總之除非無法避免，政府不願自己動手主持，當中一個主因即是當日經濟消息尚不靈通，局勢難於掌握。因此政府仍對商人作各種讓步，即對外貿易算是國營，政府也仍給商人各種回扣及暗盤，即限制物價時，原則上也將批發商及零售商之正當利潤計入。

　　「五人執政」期間（1795年至1799年），政府放棄物價與工資的管制，曾引起物價陡漲，造成通貨膨脹，各級官僚在混亂期間貪污自肥。1797至1798間一年和大陸各國大致保持和平（只與英國仍在戰時狀態），加以收成良好，物價回跌。執政政府曾致力制定經濟對策，例如加強稅收效率、削減預算、增加關稅、繼續徵用軍事物資。1796年的幣制改革，以紙幣換紙幣沒有功效，翌年改用硬幣，從荷蘭、德國和意大利搜括的金銀，與對外貿易的入超，解決了貨幣來源的問題，並且趁此機會收回公債。法國大革命期間的一段奇遇則是政權疊次易手，政府始終沒有正式賴債。只有1797年宣佈公債之2／3不付息，這2／3的兌換券在市場上無人問，等於被宣佈作廢。另1／3也隨著跌價，從此政府對利息之負擔大為減輕。雖說收支仍不平衡，情形大有改進。只是對外不能保持和平，1798年後戰事又再失利，才有拿破崙的登場。

　　拿破崙加強對佔領各國的榨取，將國內的稅收歸併在中央政府收入中，拒絕採取動搖人心的短視政策，又向國外借款及於熱那亞和漢堡，在1802年使收支平衡。巴黎的通利銀行（Caissedes Comptes Courants）有了波拿巴一家人及其他政府顯要為股東，雖為私營，也替政府擔任出納，又為公債付息，法蘭西的資本主義體制至此更濃厚了。於是索波爾在敘述大革命的結論時寫出：

　　中小規模之製造分工日詳；農人與都市技工之區別日益明顯，資產階級之重心因而轉移。商人及企業家取得過去遺傳之財富，領有重要地位。投機生意及供應軍需和搜括軍事佔領的土地，給他們以更大的利潤機會。經濟的自由，展開了企業集中的道路。此後這些人以他們敢冒風險和採取主動的精神投資於製造，放棄了投機生意，於是對資本主義之工業化有貢獻。

　　敘述到這裡，本書的作者也和不少的讀者一樣感到惑然。國王王后及貴族政治家、虔誠的傳教士和帶煽動性的革命者，當中固然不乏投機分子，可是也有不少忠臣烈士同樣地在斷頭臺拋頭顱灑鮮血，玉石俱焚，其最後目的無非讓資本家賺錢？難道所謂社會契約真的不過是做生意的一種契約，有如柏克所指斥，有如「買賣咖啡與胡椒、印花布和煙草」？雖說本書在以上章節中一再主張不要因為道德問題而阻礙技術之討論，可是也並不是說道德只是做事時之贅尤，可以完全不理。一到技術之研討告一段落，仍有將整個問題提出再檢討之必要。

　　我們所謂資本主義，只是新社會這個多面體之一面，法國大革命掃清了內部各種障壁，在新體制之下，行政系統的功能有了一種看來似是而非的矛盾性格，一方面政府變成一個全能性的政府，有如勒費弗所說：「自今之後，除了長距離和通訊技術上的困難以外，國家的意志力不再遇到任何障礙。」但是他接著又說：「資產階級宣揚人權，以自由為始他們在維護這些條件時防止國家（的克制），所以他們將國家改造，以群眾的最高主權人代替威權皇子，他們於是肅清了人身的權力。」

　　在瞭解這矛盾的時候，我們只能佩服霍布斯（第五章）的遠見，他所謂「巨靈，虛構之人」，實在是一個全能性的政府，它本身即是一切生命財產之集團，於理也不能侵害本身之生命財產。同時這種情況也有如孫文所說政府有能，人民有權。如果人民能控制政府，則不怕政府的能力強、效率高。把以上一切說成一個絕對的形式，仍是一個理想。拿破崙的政權既稱「開明專制」，可見得只是心朝這方向走，不可能水到渠成，功德圓滿。可是在拿破崙兵變之前，「熱月事變」之後，社會已開始變化，有如兩位法國史學家之研究說：「即『五人執政』期間，只要恐怖期間的大量流血成為往事，法蘭西開始呈現著大革命帶來的深遠改革，這些改革基本上給社會一個現代性格。」

　　他們接著又解釋這現代性格首先表示於人口生殖率之降低。雖說當日還不能立即體會，當生活程度提高的時候，人們開始注重他們生活之質量，於是節制生育。社會裡學術家和軍人抬頭，啟蒙運動的哲學家受重視。金錢成為首要，享樂主義少受檢束，漂亮的女人不僅「以人身標示著奢侈與享樂，也表現著金錢與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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