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第七章法國大革命、俄國的十月革命和中國的長期革命(5)

第七章法國大革命、俄國的十月革命和中國的長期革命(5)

　　1792的革命，由雅各賓派（Jacobins）領導，他們經常聚會於雅各賓俱樂部，內中又以從吉倫德選出之代表所謂吉倫德派（Girondists）為表率。茲後又有所謂山嶽黨者，大部也屬雅各賓俱樂部，又參雜其他俱樂部之成員，總因為他們在國民會議席位占高，又為過激派，所以有此名號。這兩個集團間的來往交流，相當複雜，初非徑渭分明。只是以後鬥爭展開，吉倫德派主張溫和的改革，貸路易十六以不死，也主張地方分權。山嶽党則和巴黎的市民結合，主張對法國予以一個徹底的大改革，將盧梭所提倡的「社會契約」推化為事實，在過渡期間，當然只有中央集權。他們不僅主動地將吉倫德黨逐出雅各賓俱樂部之外，還在政治上清算他們，引起恐怖之展開。

　　大革命分為前後兩階段，固然以1792年8月國王之失去職權為分水嶺。但是其陰謀和醞釀已在幾個星期之前開始。巴黎城市分為48個區。雅各賓的組織人員無疑受未來的山嶽党指揮（此時國民會議尚未集會，所以不能徑稱之為山嶽黨），他們將這些區公所一個一個爭取組織妥當，其計劃隱匿周詳，始終無一人單獨露面。他們自稱已經消除了「現役公民」和「非現役公民」的區別，也不承認路易十六為國王。8月9日夜，由這些區公所組成的造反新巴黎公社侵入公社的會議廳，將原有的公社組織驅逐。國民軍的司令準備干涉，則由新公社代之以新司令。其所以如此得意稱心，乃因組織者早已將巴黎市井間能持武器者全部籠絡。合法的巴黎公社和國民軍至此已失去招架的能力。

　　迄此，巴黎公社還保持著資產階級的風格，國民軍也限「現役公民」參加，主要的任務為維持秩序。雅各賓所動員之群眾稱為sansculottes，直譯為「不穿馬褲之人」，以別於18世紀中等以上的裝束。我們無妨稱之為「無褲黨」。巴黎之無褲黨，以小商店老闆及獨立營業之技工領頭。但是他們動輒在街頭聚集數萬人，而巴黎人口以戶計半數為擁工，所以當中不可能沒有長期的傭工與短期的雇工參與行列。他們手執標槍，使迄今地方自治之武力為之改換色彩，也使整個大革命為之改觀。

　　凡革命則需要群眾武力。革命期望於他們的是行動多於思想，團結的力量超過個人的色彩。無褲黨提出的要求，首重糧食的價格能與工資配合，即後來提倡限制私人資本，主張任何人不得有一家店面以上的鋪場，沒有任何高深的見解。因為其簡單，所以能構成革命之大洪流。等到內部生出歧見，各有是非，革命已近尾聲了。這時候，即1792年的夏天，他們都相信生活之不愉快責任全在路易十六。

　　雅各賓人士與無褲党結合，曾兩次向國王提出問罪之師。6月20日沖入特拉裡茲宮時，路易應付靈敏未生事故，對革命者說來，也算是失敗。8月9日夜他們佔領巴黎公社的官署之後，即馬不停蹄，說服國民軍，于翌日再向特拉裡茲進兵。於是「一大堆愛國者、無業遊民和冒險家，總之就是攻巴士底監獄的同樣色彩之人群」，一共集結了2萬人，向保護國王的瑞士雇傭軍作戰。國王一行逃避于立法會議的會場，請求議會保護，並且命令衛隊停止抵抗，可是武裝衝突依然展開，雙方死傷約1200人。國王王后一行從此失去自由，以後搜出一鐵匣的公文，證明路易對革命實為不利，這證件成為1793年初將他判死刑的張本。

　　1792年9月國民會議開幕時，國王已失去職權，「9月殘殺」即無褲黨到牢獄裡殘殺囚人（詳上。其中不少被害者為不肯宣誓的僧侶和政治犯，也有一般罪犯和娼妓同樣的在槍捧之下犧牲），這樣的事已發生，而且法國軍隊在瓦爾米（Valmy）又打了一個勝仗，在短期時間之內，戰事已穩定，民國在此時成立。最初吉倫德派還在國民會議裡佔優勢，只是為著革命至此是否應當緩和，採納眾議，還是隨著巴黎公社激烈到底等等問題，展開了和山嶽黨的鬥爭。此中誰是誰非，經過很多歷史家的爭辯，只因為內中涉及個人動機，迄無定論。

　　今日去當時已近200年，我們有了歷史的瞭解，就可以說，當事人不一定能明瞭他們自己的行動在歷史上的真正意義。法國大革命早已展開，機構上各種基礎都已具備，於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這時候只有化複雜的情勢為簡單。現實超過抽象，決斷勝於猶豫，於是很少有個人之間的是非曲直，只有革命的邏輯，它亟需隨著實力找到著落。

　　所以國民會議以366票對361票判國王死刑，此後黨爭展開，山嶽党整肅吉倫德派，將他們推上斷頭臺，發動了恐怖政治，各種政敵消失之後，過激派又展開了內部的鬥爭。羅伯斯比爾首先將最激進的赫伯（Hebert）處死，回頭又將主張較溫和的丹東處死，等到「熱月反動」展開，羅伯斯比爾也被前在各省執行恐怖政策的議會代表處死，同出於以上邏輯。在寬闊的眼光看來，法國已面臨著一個「蒼天已死黃天當立」的局面，巨靈尚未長成，只有煽動性的報紙動搖人心，無褲党滿街捉人。不問他們的動機如何，都成為助長革命熾熱的燃料。我們與其追究個人品德，不如認識他們的時代。

　　恐怖政治在「大敵當前國賊未除」的氣氛之下產生。法蘭西已有兩個總司令自動投奔敵國，在國內則徵兵30萬，又發生了溫底（Vendee）和裡昂（Lyons）的內亂，土倫（Toulon）則降英，影響了地中海沿岸的安全。這時候國民會議欲藉著內外軍事政治的危機來創造一種新的社會經濟體系，其中牽涉到千縷百條人與人的關係，於是只好以暴力和威脅通成。1793年9月5日，國民會議提出「當今的程序（order of the day）為恐怖」，只不過公開承認業已展開的一種運動，增加其強度，加快其速率而已。

　　但在最黯淡的時候，新的組織業已開始。丹東發起組織的公眾安全委員會（Committee of Public Sefety）集司法行政大權於一身，又通過國民會議，也操縱了立法權。它既像戰時內閣有任免將官、總攬軍事外交的能力，也藉著特務人員，監視社會人士，指揮革命法庭。它之誕生，證明非常時期實施三權分立之不合實際，也證實了柏克（EdmundBurke）所預言，法國過激運動必導引一種軍事獨裁。經過公眾安全委員會掌握的權力，由丹東而至羅伯斯比爾，又更通過巴拉（Barras）和賽亞司而至拿破崙，無疑是新法國高層結構之根源。

　　革命者此時還有一個有利之條件，是全國各行政區域的組織也大致仿效巴黎體制。1789年舊體制瓦解之後，各城市也組織了他們的公社，也有地方性的雅各賓俱樂部，大都會裡也有無褲黨，他們從城市裡將力量延伸到附近村鎮裡去。革命後期，各城市也以不同的名義組織，有似于公眾安全委員會的機構，總攬動員治安事宜。當各地呈現分化趨勢之時候，國民會議決定派它自己的代表到各地去督導。反對山嶽党的吉倫德派，認為這是分化政敵的好機會，於是推舉山嶽党的代表出任。殊不知這些督導員到任之後大權在握，積極增加各個人的聲望，當中半打左右的強人，日後成為「熱月反動」之後法國的台柱。

　　此時，他們整肅各地方組織、加強恐怖政治、執行物價管制、徵集人員物資、組織工廠、設立濟貧所、將稅額配於富人，無褲黨則承命協助他們按戶搜索。用不著說，當中必有無數違規犯法之情事，但是這種種作為，加強了中央管制，也就是將新高層結構的權力施展到低層結構裡去。因此產生的行動，合乎「山嶽黨的風格」。也有歷史家謂這些中央派出之督導員，有黎希流和柯貝特（詳上）所遣派的省長之才幹，其中有些日後成為拿破崙官僚機構裡的能臣。

　　新體制的低層結構，可謂全民平等。大革命後期既已廢除「現役公民」和「非現役公民」的區別（但是1795年的憲法規定選舉權仍受資產限制），又革除了貴族與平民的差異，更取消了封建特權、什一捐、買官的辦法，和以前只派予平民的賦稅和國內內地的關卡，新體制開始脫胎換骨，形成一個龐大的扁平體。但這種平等乃是法律前之平等，誠可謂之為理想之機會均等，而不是均分財產或中國「均田」式的平等。劫富濟貧式的平等，曾經聖約斯特提及，可是未能付諸實施。總而言之，大革命只創造了一個低層機構裡各種經濟因素都能公平而自由交換的原則，奠定了日後以數目字管理的基礎。即山嶽党人物，有時抱有社會主義之趨向，也無從將這種思想構成一種系統。共產主義只有一次被提出，但是隨即被制壓。歷史家也承認以當日法國生產組織之程度，談不上廢除私人資本。

　　這樣一來，法國只有走上資本主義的道路。「熱月反動」之後，「五人執政」（Directory）期間，「一個新國家經濟慢慢登場，經濟放任政策，[只]受國家緩和節制」。這時候農村經濟與城市經濟結為一元，批發事業開始統轄零售生意，專制政府雖策定大綱，從旁監視，其中各處接頭的情形仍待私人展開。新組織和運動既脫離封建特權的束縛，又不因宗教的禁忌而支吾，還靠什麼作其掌握之南針？那麼也只有機會均等的競爭，一切以金錢為標準了。並且它所造成的結構也只有越做越大。廣泛地展開信用，不受人身關係束縛地雇用經理，和通盤活用的服務——即是我們所認為資本主義的技術上之條件——都因之而日益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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