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第七章法國大革命、俄國的十月革命和中國的長期革命(4)

第七章法國大革命、俄國的十月革命和中國的長期革命(4)

　　1791年召開的立法會議，即依這樣的程序產生，其組織為一院制，所以沒有貴族平民的區別，僧侶更不在話下。國王對立法會議通過的法案保持有限度的否決權（立法會議兩年一屆，國王對同一法案可以在兩屆否決，所以否決有效期間共為4年）。應付當前的財政問題，則決議發行一種紙幣，稱為「交付券」（assignats），以沒收寺院之地產作擔保。

　　看來這些條款所包括的改革極為廣泛，其步驟則和緩而帶妥協性，為什麼如此的方案不能化干戈為玉帛？其中必有蹊蹺。

　　廢除封建特權，並非在國民大會裡經過詳細審查與考慮而通過，而是少數預謀的人決定在傍晚5時開會（1789年8月4日），會議延長到清晨兩點而獲得表決，其辯論的程序也預有佈置。像這樣一種重要的改革，務須有關的人大部分承認這是眾望所歸，積極進行，才能希望克服技術上的困難。可是事實上立法時，就希望其行動有如「魔術」，所以宣傳的成分多，實際的功效少。這時候，法國殘餘的封建因素並非整體的可以耳聞目見，而是在農村中滲入各種經濟生活之中，如「聲望」即附帶著特權；在很多情形之下，人身義務與土地義務不可區分；不少封建特權出於霸佔，又有一些出於契約。即讓農民付20年及25年的代價贖清，技術上也困難重重，況且有些土地又經受領人佃讓與人，更不知何人可以占得便宜，領主則藉口除非收有贖金，特權仍保持如舊，並且東西南北，各地情形不一。所以國民大會一紙法案，只產生了千般萬樣的糾紛。有些農民爭取法案給他們的利益，一直糾纏到1793年，其情節即是一種「道地的內戰」。

　　沒收寺院地產、廢除什一捐好像輕而易舉，可是後來牽涉更廣。各主教方丈既失去了他們手下的收入，國會就決定對他們發薪水，所以全部宗教人員成了政府雇員。又因為此時整理全國的行政區域（參照上節法國行省有中央及邊區的分別），全國領土各按境內山河劃為大致面積相等之行政區（departments），於是舊的主教區裁撤，新的主教區與行政區重疊。在政教合一的方針之下，國民會議于1791年通過「宗教人員民事組織法案」（Civil Constitution of the Clergy），規定主教由選民推舉，不再由教皇認可，並且所有僧侶要宣誓盡忠於國家。一位現代作家認為這一舉「中斷了全國的團結，內戰於是開始」。

　　一般非信徒甚難掌握此中奧妙。羅馬教會由基督授命於保羅而產生，主教千百年來衣缽相傳有天神降命于人的意義。很多宗教人員已經覺得裁減主教人數、更改他們轄區之不當。因為在神學的立場上講，這些措施已經汙褻了他們的神聖使命之根源。至於向人間政府宣誓，等於將所有的主教方丈改業為政治指導員。一部分僧侶比較達觀，覺得為主服務和民事管理可以視作兩途，但是贊成宣誓的少。160個主教之中，只有7人宣誓。

　　後來教皇斥責「組織法案」，更加深了法國內部的分裂。愛國人士責問，何以堂堂法國人要受命於意大利。抗拒宣誓的神父叮囑信民，不要被這種犯天瀆神的政府誤入歧途，甚至主張他們不要買賣寺院之地產，不向政府付稅，自此法國之天主教會分裂為二。路易十六之企圖出奔，近因在宗教。出奔前兩個月，他曾想參與一位正規神父所主持的彌撒，被巴黎的市民阻撓而作罷。最後他更因否決懲罰違命的僧侶之法案，與大批革命人士不相容。

　　路易在華倫內被截獲，送回巴黎之後，國民大會企圖避免內戰，仍讓他擔任消極的國王，聲稱他被綁票，處決計劃逃亡的人物了事。但是法國高層社會人士紛紛避難他邦，仍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1789年情勢不穩時，兩個月之內政府批發了20萬件護照，雖說有些持有者只在國內旅行，但多數流亡國外。這種情形迄未停止。1792年正規軍內2／3的軍官都已離職。因為這些領導人物之離散，社會更不安定。流亡者（emigres）集中於比利時、意大利各處，但是以在德國萊茵河上的科布倫次（Koblenz）的一個集團最帶威脅性質，他們也和不受命的僧侶聯繫，有引導德奧的王室侵入法國，推翻革命的趨勢。在這情形之下，路易的奧國王後成為他在中外觀感間的一種負擔。旁的問題不說，單是在宗教和流亡者兩種關係之下，路易十六想做消極性的國王也不可得。

　　1792年巴黎群眾的蠢動，不是由於年歲的收成不好，而是因法幣貶值，一般農民寧可背糶，不願接受不值錢的交付券。但是我們也可以看出，法國自1789年以來的基本問題並沒有解決，即如類似紙面上的法案也和「人權及公民權利宣言」一樣，只能算是一種計劃和一種企圖，不可能立即實現理想。這種未曾受定的局面，一遇局部危機，就會江河日下而不可收拾。

　　法國大革命曾被解釋有它本身的邏輯，內中群眾與權力和崇高的理想不可分割。即革命者不容易從他們的人身經驗一眼看出，而只能夠在事勢逐漸展開時，理解體會。本書接受這種觀點，並且將之擴大。大革命發生時新聞報紙初出茅廬的煽動群眾，即作者和主編也不免為他們自己的辭藻所蒙蔽。最近100多年來的進展，卻使我們在社會心理學和政治經濟學的看法，遠勝於18世紀末期。而且像法國大革命這樣偉大的事蹟，其包涵既多，內中不少的因果關係可以前後倒置。這也就是說，我們可以從以後業已發生的情事和業已證明的史實追溯回去，追究當日醞釀的情形，分析各種行動的動機。

　　可以簡要地說，1789年法國所遇到的困難，乃是環境需要立即採取一個用數目字管理的方式，首先則低層機構中各種經濟因素要能公平而自由地交換。而此時法國卻分為無數大小圓圈，錯綜重疊。各種人文因素也彼此牽制。經濟改革牽涉到政治體制；僧侶的組織也涉及群眾的安全。表面看來一個簡單的要求，實際有等於一隻動物之脫胎換骨。而這動物在改造期間又仍要穿衣吃飯，以致更難。

　　從法國革命之前後看來，這當中產生了兩個完全不同的社會，涉及政治、經濟、法律、外交、文化及宗教信仰。因其範圍大、時間短，當中無法避免暴力。革命初期希望凡事妥協，有意效法英國之光榮革命（詳第四章），後期則凡事不妥協。如果國王曖昧不明，其存在足為國事之累，則將國王送上斷頭臺。如果外國有干涉之意圖，則索性由法國作主，向奧地利、英國和西班牙宣戰，並轉守為攻地進兵比利時、荷蘭、瑞士、意大利和德國。

　　如果封建餘存的因素糾纏不清，則將政權特權一律無代價的廢止，直接實行耕者有其田。如果僧侶不肯宣誓，以致法國的天主教會分裂，則索性不承認耶穌基督，而另崇拜一個自然神論之「最高存有」（Supreme Being）。如果反革命的人物可能滋事，不守經濟法規的人物可能影響社會秩序，即宣佈「嫌疑犯法案」（Law of Suspects），一連拘禁30萬人，很多不經審判而送上斷頭臺。寫到這裡，本書也要仿效西方的歷史家附帶聲明，敘述這些事之因果，並不是讚揚提倡。只是這一串事蹟之邏輯與因果，非常明顯。法蘭西要給自己創造一段新生命。

　　將舊有體制全部解散一切重來，其膽量值得欽佩，可是也在心理和行動上沾染著極端可怕的景象。所以小說家狄更斯（CharlesDickens）會用一兩頁針鋒相對的詞語，重複地敘述當日矛盾。我們試設想：舊的組織制度既已推翻，此時既無尊卑長上，也無合法與否，其合理與否，由各人作主，這是浪漫史的最高潮。同時把人類退化至原始時代，是一個令人心栗令人惶惑的境界。

　　預示此種情況，有盧梭（Rousseau）所謂「高貴之野人」（Noble Savage）。其為高貴，則是不染世俗上奴役旁人和剝削旁人之惡習，其為野人，是不受假惺惺的文教所拘束。恐怖時期巴黎不少婦女邊在編織絨線衣物，邊在觀賞斷頭臺上的流血，甚至投井下石，對受刑的人加以淩辱、嘲笑，有近于所敘解放中人物。再敘述得徹底一點，這時候法國已近于霍布斯的初民狀態（詳第五章），亦即所有人與所有人作戰。除非有「巨靈」（Levia-than）出現，由一個全能的政府作仲裁，否則每個人都有死在暴力之下的可能。1792年9月巴黎暴民到各監獄行兇，將1000多囚人當場打死，事後到巴黎公社領取酬金。引申霍布斯之學說，則當時聯軍攻下凡爾登（Verdun），法國國都看來危在旦夕，群情恐惶，一般人都相信囚犯將為聯軍內應，於是對他們行兇，也算是自衛。

　　根據這樣的邏輯，我們可以追述革命進入第二階段的情形：巨靈既為國家主權人，不能沒有發號施令的權力，但這種權力已無從由舊體制承襲，有待創造。所以其組織不能循理合法（要是合法就無需革命了）。以上各種條件註定其組織者為少數人物，首先以陰謀發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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