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第六章美國、日本和德國(9)

第六章美國、日本和德國(9)

　　這運動也由普魯士發起。這王國自廢除內地之關卡以後，影響所及，吸引小國申請參加。同盟成熟之日，德國只向進口貨物抽一重關稅，一般稅率，大率為值百抽十。以後內地轉口稅全部廢止，關稅所入則照聯盟各小國之人口數目分攤，也算得公平合理，於是引起貨物大量交流。鐵道之修築，一般由國家作主，也在此時展開。德國初期所築鐵路可謂大部分在1840年到1850年間10年之內完成。迄1840年，全境鐵道不過300英里，1850年已超過5000英里」。在一個橫寬與縱長均只有500英里的國家，這樣的里程是一個很大的數目。而且尚不止此也，普魯士除了修築鐵路，尚通過其他小國遍修公路。內地要鎮如法蘭克福（Frankfurtam Main）及萊比錫（Leipzig）能與重要海港大規模通商的時候，普魯士主動的經濟改革已有無可抵擋的號召力量。縱有中部若干小王國企圖阻撓，眾望之所趨，很難發生功效。

　　經濟之展開和現代化過速，不能毫不付出代價。手工業及家庭工業突然被摒棄．同業公會失去社會地位及本地的領導力量，新興工業不能立即與國外商品在質量上抗衡，從技術到管理各部門需要的教育與訓練不能立即完善滿足。窮困和失業的人群亟需救濟。一般人民生活水準尚低，無力購買新興工業製成品如肥皂、染料和玻璃器皿。此外如工資問題、工作時間、女工和童工的問題在英國已有法律上的安排，在德國尚無著落。各種問題紛至遝來之際，沒有空間與時間上的轉圜，此為當日德國最大之困難。1848年革命因之發生。

　　這一年的革命在國際場合有傳染性。2月間巴黎市民發生暴動，3月柏林群眾隨著發難。由學生領導的工人與普軍在街頭巷戰，死者230人，軍方亦死20人。有些學者指出這種事變並非偶然，只表現當日社會問題之嚴重。

　　1848年的革命至今近一個半世紀，可是當日事實之發展在原始資料中遺下不少疑問。3月巷戰之後，普王斐特烈·威廉四世已立即表示遺憾，他被德國的愛國人士和自由主義者推戴，他自己也出名提倡召集憲法會議，並且宣揚普魯士即將「匯合入德國」。隨後即有法蘭克福的憲法會議，由全德選舉而產生，公推斐特烈·威廉為德國皇帝，他卻拒不接受，並且輕蔑地說法蘭克福憲法為「私生子」，而且倡言皇權神授不能由民意產生。果真只因此人性情飄忽好變，如有些歷史家所指責？抑或他內心恐怕奧地利作梗可能引起普奧之戰，如另一些歷史家之猜測？又有些歷史家稱法蘭克福的代表缺乏經驗。然則參加這會議之代表586人，內中104人為大學教授、95人為律師、100人為法官、124人為官僚，「差不多知識界知名之士都已羅列在內」。為什麼他們決策如此之糊塗，通過的法案無人理睬，甚至只能被普王一頓臭駡之後唾面自乾？

　　有了過去一個半世紀歷史之縱深，我們對以上的事蹟已可作大刀闊斧的解釋。19世紀初期一般人的想法，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之抬頭必與自由主義同進出，在德國尤有如此之企望。原來在法國大革命之前，德國思想界之領導人物多傾心於世界主義，很少著重於狹義的民族國家利益。歷史學家也一致承認國家主義及民族思想以及民主自由等觀念在19世紀初期的德國勃興，深受法國大革命及拿破崙戰爭影響。這一串突如其來的事蹟使德國人既豔羨景慕，也猜忌疑懼，終於仿效對抗。

　　西方國家如英、法、荷的現代化，都有一個中產階級脫穎而出的姿態。況且19世紀初期不僅鐵道的修築普遍展開，更有電報的立即傳遞消息，報紙期刊成為市民每日精神食糧（法蘭克福會議時，馬克思即任《新萊茵時報》NeueRheinischeZeitung編輯）。這種種條件，使當日的知識分子滿以為自由民主即可以誘導一個富強康樂的國家，因之忽視了「現實政治」（Realpolitik）之存在。

　　我們也可以看出，歷史上之大規模變動，當時好像是千頭萬緒，事後以遠視界看來，則其整個經歷仍在採取最為直截了當之途徑。英法進入資本主義體制時，其高層結構妨礙下層經濟因素自由交換，所以必藉暴力將之推翻。資本家既得勢，市民階級也因之抬頭。在這種程序之下，自由主義在事前事後都已發生了號召力量。德國之進入資本主義體制，則以普魯士王權作領導力量，其軍隊與文官組織都可以作為推進此種運動之工具，經過1807年及1816年之土地改革，低層的經濟因素已可自由交換，而且倒期存積資本，已由政府及「容克」（Junker）地主著手進行，開明專制已能運轉乾坤而有餘，市民階級與知識分子只站在附屬的地位。而後者在此時提出自由主義，雖未明言，實有效法英、法、荷成例，主張以商業資本作領導力量的趨向，如果必改弦更張另起爐灶，說來就有書生造反的情調。

　　今日我們提出這種說法，猶怕被人指責。只是150年前歷史之發展若是，即沒有理由憑我們的好惡，逕自指斥歷史「應當」如此演進，而且「不該」若是之發展。其實當日明眼人早已看出其中的究竟與關鍵。馬克思終身離開德國，俾斯麥一心做鐵血宰相，兩人所取途徑相反，其基於自由主義無法在德國展開的觀點則彼此一致。

　　很顯然的，德境此時使用不同的貨幣，民法與商法各地也有很大的差異，除非統一，資本主義的發展必受限制。反面說來，資本主義促進生產、集中生產與分配、加強社會生活之標準化及高度的分工合作，無一不有助於柏林政權之實力。況且煤礦、鐵礦之展開，鐵路與電訊之敷設，亦始終與軍備不可分割。所以此時資本主義的抬頭與國家主義並肩而行，也不願民主的呼聲在當中另生枝節。

　　我們也尚可以用霍布斯之「巨靈」的觀念（第五章）解釋這一段歷史。德國運至9世紀中期是謂「只有靈魂，沒有軀殼」，想創造軀殼，務必倚賴一個全能的政權，兼有經濟性格。此即霍氏所謂巨靈（Leviathan）。環顧內外，也只有普魯士王室符此條件。當日虎視眈眈足以防止德國統一者東有沙俄，西有法國。普魯士處於二者之間，差有力量足資應付。它也不像奧地利。後者皈依天主教，對工廠制度尚不能融洽，又因在意大利擁有屬地，注重南方發展，對外貿易採取保護政策。普魯士則主張自由貿易，對英法荷開放。基於這些條件，德境多數小國擁普而不附奧，因之也怪不得腓特烈·威廉自命「天實德予」，而不耐煩于前進人士之「勸進」。

　　可是1848年的革命也不是全無著落。事平之後，以普魯士為首各公國王國紛紛採取君主立憲制。只有奧地利始終例外。然則所需憲法不由民意產生，而出於禦制。普魯士的憲法將選民按納稅數分作三級，以擔保富人在議會的發言權，也護衛了國家之砥柱。並且國王對所有法案保留否決權。政府對工商業的管制有了明顯的放鬆。1848年的法案讓全境組織商會。1851年的法案更讓私人厘定他們的製造與販買標準。對被威脅的手工業也仍給以保護。

　　所以1848年的革命在德國產生兩種反響：一如中國的五四運動，掀動了民主自由的呼聲。全德的知識界都覺得他們與全德的問題利害攸關。一則與五四運動的成果相反。法蘭克福會議虎頭蛇尾，中產階級和市民階級並所屬的知識分子也見風轉舵，從此臣服于普魯士軍人貴族地主的領導之下，產生一類似日本明治維新（雖說比1848年的革命遲20年）時尊王攘夷的氣氛。

　　1851年至1857年，德國境內（尤其普魯士地域內）經歷著空前的繁榮。這一方面由於「全德證券交易法案」（All Gemeine deutsche Weckselordnung）開始在關稅同盟的地域內通行，銀行得以發行信用票據，西方的資本進入德境，股份公司紛紛成立，柏林證券交易所應接不暇，法蘭克福成了國際交換公債的市場，工廠制度普遍展開，重工業、化學工業及電氣工業不待輕工業之完成而提前著手（與英荷等國的開發程序不同）。

　　經濟發展之成果反饋於農業，前已言之。此時只有使初期之成果更為增高。簡言之，1848年前的經濟發展由王權及地主領導，1848年後則有資本家企業家積極參加。彼此都不脫離民族意識與國家主義的線索。「人民覺得有責任維持國家與社會表裡一致的觀念」。「中產階級除了賺錢，對旁的問題很少有興趣，而匍匐于現有政權所定軍事外交政策之下。」著書者措辭不同，基本事實則一。

　　德國之初期存積資本固然得力于傳統的勤儉，一般人民之奉公守法，注重服從，也仍不能避免克扣無產階級情事。人口之遷移，緩和了階級衝突。1830年至1860年間，100萬以上德國人移民美國，其他遷往巴西、智利。1880至1885五年間又有大量人口外移。同時德國本身也在同時吸收外來移民。國內的移民更是一個重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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