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第六章美國、日本和德國(10)

第六章美國、日本和德國(10)

　　有了以上思想史與經濟史的輪廓，我們可以想像以後軍事史與政治史之展開，不能脫離所敘之基點。俾斯麥大言不慚，是眾所周知的事實。他曾說：「我是一個容克，我將因此而佔便宜。」他也說：「我只容許我悅耳的音樂，否則即所有音樂全部不要。」他在1862年任首相時對國會的預算委員會說：「德國不注重普魯士之自由主義而重視她的實力。普魯士必專注她的實力，以等待有利的機緣。因為她的邊疆對政治體系發展不利，有好幾個如此機緣已被放棄。當今的問題不由演講和多數來定奪，只能決定於鐵與血。」當日很多人對他的態度感到驚訝，直到近來學者的研究，才肯定地說出，「資本主義已擁他上馬」。他之所謂「佔便宜」，也是事實。他和他的經紀人即利用政治上的獨家消息在證券市場中發財。

　　鐵血宰相的手段與智慧已有無數文獻詳述，也在各種教科書裡面占著相當的篇幅。可是今日看來這些資料只代表歷史上的一段轉換點。它由背景上的很多因素湊集而成，等到機緣成熟，一旦展開，好像足以分割時代。然則我們企圖真實的瞭解歷史，不能專注重1861至1871十年間之突破，而必須考慮到背後各項組織與運動的來龍去脈。在這樣的大前提之下，我們可以一眼看出德國之統一，由於軍國主義與資本主義互為表裡。當中非人身因素（impersonalfactors）的重要性超過人身因素。

　　1871年德國成立，仍繼續著過去幾十年的發展。至此商業管制的規條才能通行全國。鐵道與郵政用協定的方式全國化（當中亦有例外情形），通行全國之民法（All gemeines Burgerliches Gesetzbuch）尚要待到本世紀初年才普遍通行。可是新國家剛一成立，即立即頒行十進位度量衡制。過去全國有7個貨幣區，33個發行貨幣的銀行各不相干。1871年後即以統一的金幣通行全國，普魯士銀行升級為中央銀行。從法國取來之賠款50億金法郎內，除273000000為純金，作為新貨幣之準備金並作未來戰事之儲備外，其他很少的保留，立即發散，足以將普魯士及其他不少國家之公債償清，也給文武官員豐厚的獎賞，並且大興土木，因此新德國遊資充塞，足為戰後投機事業之工具。又因為從法國取得阿爾薩斯及洛林（一部分），煤鐵之產量也大增。紡織業也有了突飛猛進的形態。也因為帝國陡然富強可以盡力於社會上之服務事業，如注重教育、提倡公共衛生、籌謀社會福利等等。

　　可是自始至終黷武主義（militarism）與第二帝國不可區分。普魯士解放穡夫後，不出10年即已全面實行徵兵制。統一之後，各小國成立之部隊，除薩克遜尼外，均由普魯士軍官率領，屬德皇麾下，各國已不能過問。俾斯麥當權時軍費占帝國預算90％。我們也可以想見軍需工業和支持軍備的交通通信各種事業和民間經濟交流而互相倚賴了。

　　19世紀後期物質主義、帝國主義和社會達爾文主義甚囂之際，表面看來德國不過融合一般之潮流。然則所謂世界潮流，大部分亦由第二帝國之磨拳擦掌而產生。俾斯麥既已表彰鐵血。其他思想界領導人物，以特萊希克（Heinrichvon Treitschke）為代表。他以大學教授兼國會議員的資格，著書演講讚揚侵略性之成就。民間很多團體也在提倡種族主義。況且德意志為資本主義國家後起之秀。

　　資本主義本來即有向外積極發展之勢，此時用之以建設海軍、開拓殖民地、扶植大日耳曼主義，不免帶來打破國際間平衡的威脅，於是也只有一步逼一步，導致幾千萬德國人在20世紀兩次捲入世界大戰漩渦。雖說我們不能過度簡化歷史，將因果關係全憑抽象觀念樹立，可是也難否認以上事蹟前後連貫數世紀。總之，幾百年來德國人缺乏一個民族國家，一朝將這缺陷更正，行動起來又做得迅速確實，爽快利落，不免使躬逢其事的人引以為榮，進而驕倨傲慢，以極窄狹的國家觀念，代替傳統的世界觀。

　　殊不知第二帝國本身就包括著不少矛盾：北部奉新教，南方仍為天主教的勢力範圍，東普魯士容充軍人之勢力以農業為基礎，而西方之自由主義卻站在工商業的立場。統一的工作已有將問題「外部化」（externalizetheproblem）的趨向，此指一項組織發現內部的因素無法凝聚時，也可以發起另一種運動，以便在行動之中掩飾內部之缺乏向心力。對外同仇敵愾，對新德國即有如斯之效果。

　　俾斯麥任第二帝國宰相20年，他的政策，前後分為二段。大致在1878年前，他贊助自由貿易、與自由主義者合作、提倡「文化戰鬥」（Kulturkampf）以壓制天主教會。1878年後，他有180度轉變，從此對關稅採取保護政策，與奧地利結盟、和天主教合作、反對自由主義、鉗制報紙輿論、取締社會民主黨。這前後的出爾反爾，顯然也載在各教科書之中。

　　其中意義何在？

　　原來，組織一個民族國家，在法制上有助於國民經濟成長，這也是資本主義的積極用意，亦即一般國民因國家之富強而得到康樂。可是此中關係也可以本末顛倒：人民之康樂可以視作次要或全不重要，而以保全國家之體制為重。這也等於既造成軀殼，即倚此軀殼為重，不必再顧慮靈魂。所有的組織全可以為之遷就；各式各樣的原則也都可以為之犧牲。我們寫歷史和讀歷史，進入如此階段，不免掩卷長思：是國家主義扶植資本主義的發展，還是以新資本支撐國家？

　　新時代的德國史很難規避這樣的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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