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第六章美國、日本和德國(8)

第六章美國、日本和德國(8)

　　缺乏一個有效率的中央政府，在德國已有數百年之歷史。自宗教改革期間算起，德國的疆域即由王子、公子的國土，主教區與大主教區以及自由城市的轄境併合組成。歷來三等不同性質之單位，各在100左右。即在19世紀初年，總數仍為314。此外尚有1475個帝國武士（Reichstritter）也各有封邑。今日之旅遊者溯萊茵河而上，仍可以看到兩岸的山頭留存著斷壁頹垣的城堡，每隔5英里、10英里必有一座。河上交通之樞紐則有昔時之關卡。其政權既如此粉碎，其體制必須屬封建，因非如此不能保持如此互不相屬之小單位的對稱與均衡也（中國只春秋之前有之）。

　　自17世紀以來，德國又多次成為國際戰爭之戰場。三十年戰爭（1618－1648）時德國經過高度的破壞，人口與牲畜都曾劇減。漢撒同盟（HanseaticLeague）一度執北歐商業之牛耳，有不少德國自由城市加入。可是17世紀以後英荷為海上之威權，早已取而代之，即德境最享盛名之銀行家富格氏（Fuggers），也在此期間因西班牙王室賴債（1607）而破產。總之，德國初期經濟早熟，各部分早因各種原因而偃旗息鼓。又經過18世紀奧地利皇位繼承戰爭、七年戰爭與法國大革命戰爭和接下來的拿破崙戰爭，外國軍隊不斷進出德境。拿破崙揚威之日，法軍佔領德國重要城市與海港。普魯士既被攤賠款154000000法郎，還要供應佔領軍。而最給德國經濟打擊的無過於拿破崙之「大陸系統」（continental system），此舉原為法國報復英國海上封鎖而設，而德國向外輸出穀物價格大跌，傳統上之亞麻布工業失去海外市場，船舶與運輸當然也為之銳減。

　　迄至19世紀初年，德國顯然是一個農業國家。其經濟一般落後的情形大概可以概述於次：除了萊茵河西岸之外，土地所有大概仍保持封建體制。穡夫缺乏行動自由。地主之產業也受遺傳順序之限制。一般的說來，即是私人財產權缺乏現代化的規定，各人都生活於村落之公社中，受習慣法支配，因此土地亦無法有效使用。工業生產受同業公會管制，物品只供應本地的狹窄市場。拿破崙戰爭之前，對英輸出只有輸入的1／6。本國所出的絲織品、天鵝絨、金銀器具、五金用品及工具與兵器，則限於高級人士之用，數量有限。行政區域分劃過小，是其基本弱點。

　　德國雖有自然賦予之優良水道系統，只因為關卡林立，阻撓物品流通，無從發揮最大功能。此外「很多道路不過森林中開闢的小徑」。在日後德國2000萬至2500萬人口中，70％住在鄉村。全國只有5個城市人口超過6萬。其中以柏林為最大，在1820年有人口20萬，其他「都會裡的人口」也只以居留於數千人至一兩萬人的市鎮為主。一般人民的生活程度較英法為低。主要食品為馬鈴薯，鹽漬鯡魚已屬珍品。19世紀初期機器已由外間輸入，但是大都只有示範作用，「有如實驗室和博物館內之品目」。

　　可是德國地理環境優越，物產礦藏豐富，文化人士及知識分子思想成熟，縱使工商業沒有趕上時代，商業樞紐和製造中心都已存在，可容日後增進與展開。1806年普魯士軍隊被拿破崙敗於耶拿（Jena），在多方面講可謂因禍得福。拿破崙首即「修正地圖」，使「巴黎成為德國之地產公司」。此不外指其削除帝國武士之封邑、取消僧侶的掌轄、利用遷移歸併等辦法，大為減少了德國境內行政單位的數目。原有34個宗教人物主持之主教區，經他裁減，只有兩個餘存。原有51個自由城市經他指劃，只有6個餘存。112個與時代脫節的親王公侯藩邑也一併取消。這歸併統一的運動打破了傳統的惰性，一經發動以後，只進無退，不可遏止。

　　他又廢除了神聖羅馬帝國。雖說他企圖在德國西部樹立親法傀儡政權，可是經過他的主持，凡他控制力量所達之處，到處施行拿破崙法典，原則上全民平等，私人財產權獲得保障。即算大陸政策阻礙了國際貿易，也仍扶助了若干工業發展，如日後德國有名的甜菜制糖及其他化學工業，又如薩克遜尼（Sat-ony）之紡織工業，因為不受英國之競爭，才有了發展的機會。此外兩端大軍進出，當然引起交通開發，法國工程師在德國修築公路，尤有實質貢獻。

　　而且不止此也。普魯士戰敗之後，面臨法國頒佈的改革，也趁機會大事更張。即向拿破崙繳納軍費賠款和承應參加征俄之役，也不得不對內有一番體制上的整頓，凡此都替19世紀下半期的德國培植了組織上的條件。所以多難興邦，有時強鄰壓境，反是除舊佈新的一種機會，可能產生積極效用。

　　普魯士原為布蘭登堡（Brandenburg）領主，在波蘭兼有采邑，也曾一度臣屬波蘭。其都城在波茨坦（Potsdam）而不在柏林。只因1701年布蘭登堡國王自稱普魯士國王，才產生了如斯一個國家名目。亙18世紀，他和他的繼承人又在德國內外沿著波羅的海更西向萊茵河拓土，所創的普魯士領域，東西左右不相銜接，分割而成半打以上之單位，總面積已達全德1／3，已有抗衡奧地利，自命為德國盟主之勢。

　　普魯士的傳統，國家與社會之間勾連至深，歷來的國王開明專制，政府有保全社會體制之義務，同時絕對地注重紀律，軍隊的數目在人口上占大比例，又有一個堅強的文官集團組織。因之王室竭力支持地主，讓他們作為國家之中堅。只是轄地之在奧得河（Oder）及維斯杜拉河（Vistula）之間的一部分（今屬波蘭），歷來以向波羅的海輸出穀物出名，因之也受金融經濟的影響。斐特烈大帝（1712-1786）在位時，還創立貸款機構，周濟地主。以後這些機構以及政府之津貼使不少大地主在農作物價格陡跌時渡過難關，不致被紳商廉價接收。有了這樣的一段背景。德國之進入資本主義體制，在有些條件上與以前的封建體制遺緒銜接，而無劇烈衝突。舊的力量能在新社會裡適應生存，並且保持其領導地位。

　　加以普魯士國王本身擁有領域內1／4土地，享有全國收入之1／3，又以此數約80％供應軍需，軍國主義與政府之存在不受資本主義影響，相反地，這些因素在德國進入資本主義時發生了領導的力量。普魯士官營之國際貿易機構Seehandelung，大部分股份為國王所有，在東普魯士持有海外貿易之特權，掌握食鹽專利，經營木材及鐵產。此公司在1820年改組，以後更全力主持工商事業，至19世紀中期，國營煤礦年產煤400萬噸，其他五金的產額也相埒，並且製造絲織品和瓷器出口，1840年間尚擴充到紡織業。國家資本在後作主，是德國進入資本主義之一大特徵，與以後之國營鐵道，俾斯麥手下德國之帶福利國家（welfarestate）性格，甚至20世紀希特勒之稱國家社會主義，都有連帶關係，此系後話。

　　現在再說拿破崙的改革在西部確為一般平民造福。但他的影響甚難及於東部。1807年普魯士主持的改革在上端造成了一個內閣式的組織，在下端也讓各市政府的市長及市政委員會由選舉產生。可是其所謂廢除穡夫制，只對地主階級有利。10萬以上穡夫只得放棄原有耕地成為都市里的勞工，其餘又須將原有耕地1／3至一半交領主，才能解除封建義務。很多貴族領主成為新型地主，在新社會裡產生了投資的功用。今後數十年內，東普魯士地價一般上漲三四倍，可是農村內勞工的工資不因生產增加而成比例地上升，因此便於農業範圍內之存集資本。

　　拿破崙被放逐之後，維也納會議對德國之處置有劃時代的決定。德國境內各色各樣的政治單位組織一個大邦聯（German Confederation）。普魯士和奧地利雖為成員，他們所屬非德國之領土（如奧國所轄匈牙利及意大利之領土，及普魯士所轄波蘭之一部分）則不歸併在內，如是當中仍有很多不合情理之處。獨立自主的單位仍有39個之多，雖彼此保證不同外國聯盟、不向邦聯成員作戰，與一個民族國家有一貫軍事外交政策的宗旨仍相去甚遠。而且邦聯內大的王國大於小的公國數十倍，後者可能成為一個孤島，四境為前者包圍，前者也可能在其他區域有飛地。再則英國國王、丹麥國王及荷蘭國王各因其祖傳在德境之領域，也算是邦聯成員。邦聯之總理為奧國國王，但是仍沒有國旗、國徽，缺乏內閣式行政機構，更沒有邦聯的軍隊。其議會並非立法機關，只似今日聯合國的安全理事會及會員大會。

　　這樣的局面仍使各單位藉此在低層機構中促成經濟之發育成長。普魯士廢除莊園制度不利於一般農民，引起暴動，亦未釀成劇變。在長期間內，業主的數目仍在增加。又不論他們是過去之封建領主或穡夫或城市內的紳商，自此私人財產權被確定，遺傳與典當有著落，而且土地可以自由買賣。其低層機構裡非經過如此一段改革，談不上進入資本主義。新體制之下，土地之使用較前合理化，耕地集中，過去的公地可以圈為私有，也有農田改為牧場，種植甜菜及馬鈴薯尤為普遍。普魯士既如此，也引起各處效尤。如此改革之成果不能立現眼前，只在1820及1830年間，各種物產有了大量增進。而且利潤也能反饋投資於農場，引起肥料與種子之增進、牲口之繁殖、建築物之更新，亦即整個農業水準提高。

　　而再促成19世紀前期德國之經濟突破者，莫如1834年開始的「關稅同盟」（Zollver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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