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第六章美國、日本和德國(7)

第六章美國、日本和德國(7)

　　一個很明顯的現象則是天保改革之中，「幕」與「藩」採取的態度截然不同，江戶由水野忠邦任「老中首座」，他主持的改革大致不離傳統「文治」的風格，例如獎勵勤儉、遣返進入城市中之農民、取締奢侈品及娛樂、強迫降低物價、限制工資、厘定金及銅幣之兌換率、執行貨幣改鑄、解散株仲間。由大名作主在各藩頒佈的政策，也同稱天保改革，則採取比較積極的步驟，有些政策順著經濟發展的自然趨勢，不和潮流作對，如執行均田、減輕賦稅、整理債務、擴充公賣。長州將賦稅作較公平的調整，將藩之債務作長期借款的安排。水戶將某些專賣改由藩之會所經營，薩摩廣植甘蔗，以砂糖庫存為保證，發行票據，得以買賣借墊，藩債則改為250年之無利債款，另籌儲備金付息。結果因其政策不合時宜，組織也缺乏靈活彈性，而致「幕」之改革缺乏成效。各藩之改革則大抵成功。經過此番改革，日本之中央政府更為軟弱，「雄藩抬頭」。政治體系之需要改組更為迫切。

　　以上的發展容易引起讀者揣想，要是沒有外界的壓力，日本前途如何？是否再產生長期的內戰，有如16世紀織田與豐臣出現之前，最後產生一個與城市經濟互為表裡的軍政府？或者像中國一樣，從農民之間出現一個明太祖式的領導人物，將國民經濟的組織向後推，以適應他的政治體系？這樣的猜想雖有趣，卻不是研究歷史的正途。當日事實之發展，是中國鴉片戰爭的失敗給日本有識之士一個很大的教訓。所謂雄藩已在提倡「富國強兵」。而且佩裡（Commodore Matthew Perry）要求開國之前，英法艦隊已開至琉球，荷艦已入長崎。北面則早在田沼意次時代，已提議與俄國通商。世界歷史的發展已要求日本歷史與西洋文化匯合。

　　將明治維新講成馬克思式階級鬥爭，是日本史學歷來爭辯的題目。本書無意在意識形態中揣測，只從技術的角度來看日本在德川幕府後期構成資本主義體制之原則，如資金流通、經理雇用和支持企業帶服務性質之因素，都已大致俱在。而且城市經濟的繼續發展有利於將以上原則更具體化，使整個國家能在數目字上管理。此時最大之缺陷，即是缺乏一種法律上的系統，合理地支持此種組織與運動。幕府既不願放棄本身存在之價值，也無力作180度大轉變，則將天皇推擁出來主持這樣的組織與運動，不失為一種理想的解決方案。皇室過去無權無勢，反能因之不受羈絆，符合新體制之需要。何況天皇也有蟄伏的威信。（「天皇」本為唐朝皇帝的尊號，高宗李治與武則天即稱天皇天后。）所以即稱「王政復古」，「明治維新」，或者「尊王攘夷」，同有促成這樣轉變的功效。

　　明治維新可以算作日本進入資本主義的轉捩點，因為流動性之私人財產權由此更日趨鞏固。

　　我們今日追敘100多年前明治時代改革之成功，誠是將歷史簡化，把一個艱苦的局面易化。1860年及1870年間，維新志士應付的問題，是要取消占全國人口6％之特權階級的特權，包括他們自己本身在內，廢除200多個地方政權，放棄傳統習慣，創造一個現代化、中央集權的體制。而工作尚未開始，新國家已受外強不平等條約之束縛。日本除了煤及銅之外，又缺乏工業原料，以致開國後對外貿易產生巨額入超。上文一再提及的財閥也並非自始即擁有雄厚財力，能立即應付新政府之需要。三井在德川末期已瀕於破產，其冒險參加倒幕運動，有孤注一擲的情勢。三菱的創始人岩崎彌太郎，維新前夕才在土佐開始露面。所以日本之進入資本主義體制，並非財閥挾持政府，而系政府竭力扶植私人資本。新政府不願意接受外間的投資，於是只有加緊對農村的索取。一時農民負擔之重，引起若干歷史家強調，他們所付的土地稅供應了政府的國家資本；他們所付的地租，又供應了企業家的私人資本。

　　我們所謂日本較容易地進入資本主義體制，乃是與別的國家比較，其歷史背景內已有很多因素有利於此種體制之展開。即使其功用不一定能與新時代之需要銜合，其組織上之一般原則仍能遷就適用。即農村能承受「原始累積資本」之負擔，也系維新緊接著長時間的封建體制，一般農民同樣地被威逼，並不覺得上端的改頭換面對他們的生活應當產生劇烈變化。甚至外界的壓力也發生了積極的作用。不平等條約無非關稅不能自主，和治外法權的羈絆。在企圖脫離這些束縛的時候，日本只有竭心盡力地使民法和刑法現代化，因此更加速接受了西方的法律觀念和法庭程序。以這些新制度之組織，加諸傳統的習慣與紀律，於是明治維新在歷史上造成奇跡。

　　日本進入資本主義時期，也是外間軍國主義與社會達爾文主義流行之日。新體制因外界壓力而誕生，自此無法避免強度的功利主義和國家主義影響。很多當事人看不清歷史上的因果關係，總以為明治維新的成就出於領導人物的行止優越與道德高尚。況且資本主義的效率也容易與日本人傳統的長處相混糅。所以不少人物總以為以日本的領導能力加諸近鄰各國，不難造成共存共榮的局面。這也就是大東亞主義和大東亞共榮圈種種設想動機之所在。因此從長遠來看，江戶開戶、明治維新、甲午中日戰爭以迄太平洋戰事，都有密切關係。

　　德國——國家主義支持資本主義，還是新資本支撐國家？

　　歐洲的民族國家每個歷史背景不同，符合著「各有千秋」的概說。當中最奇特之處，無逾日耳曼民族和新興德國之關係。此二者既非兩位一體，又不能分割。雖然互相重疊，可是又不能首尾一致。歷史上之日耳曼民族由東向西南遷徙，在意大利則成倫巴底人（Lombards），在法國則為諾曼（Normans）及勃艮第（Burgandians）人，在英國則稱盎格魯薩克遜人（Anglosaxons）。此外瑞典、挪威、丹麥、荷蘭的土著也算日耳曼民族。這些在德國以外之人民，各自樹立了他們個別的民族性格，事實顯然不在話下。可是迄至1871年，留居在今日德國的道地日耳曼人既操德語，又在歷史上長期地表現了他們顯著的民族性格，並且在文學哲學音樂與藝術各方面樹立了他們的專長，卻尚沒有自己的國家。在地理上提到德國，說的人和聽的人都不難臆度其大概境域之所在。

　　可是要畫一條確切的國界，則在東西南北都有困難。而且神聖羅馬帝國之存在，增加了此中混淆，這帝國之皇帝名義上由德國境內重要之王子主教選舉上任。實際上除了一次例外，亙四個世紀全由哈布斯堡家以遺傳方式蟬聯王位。哈布斯堡為奧地利王室。本來奧地利人也是道地耳曼人，也算道地德國人，而哈布斯堡王室經常與外國王室聯姻，自己倒帶上了外國色彩。被他們視為家產的領域跨地極廣，包含著不同的民族，也牽涉到不少的國家。因之神聖羅馬帝國也攤上了若干國際性格。

　　如此古怪的局面終在1871年打破。威廉一世在凡爾賽宮即德國皇帝位，幕後全由俾斯麥操縱主持，他在1864年一戰而勝丹麥，自此北方疆域成定局。1866年第二戰勝奧地利，「大德國」的觀念被推翻，奧匈帝國跨地過廣，成分過於複雜，自此被擯棄於藩籬之外。「小德國」以普魯士為盟主，因之南方疆界也成定局。東部的國界則已在瓜分波蘭時成定局。因此待俾斯麥之第三戰於1870年打敗拿破崙三世，獲得阿爾薩斯（Alsace）和洛林（Lorraine），才又將西部的疆界劃分妥當。統一的工作在10年之內完成。俾斯麥的外交手段曲折圓滑，軍事行動則靠事前準備周到，到頭爽快利落，誠為19世紀之奇人。伊藤博文和李鴻章都拜見訪問過他，希望從「鐵血宰相」的口頭之間獲得若干興邦的秘訣。今日之教學歐洲史者一律猶盛道此人滿腹經綸、眼光遠大、手段譎辣，才能成此奇事。

　　可是過去100多年來歷史所增加之縱深，使我們產生不同的看法。第二帝國（即威廉之德國，有別於神聖羅馬帝國之第一帝國及希特勒所倡導的第三帝國）之成立，與德國社會之進入資本主義的體制這一運動相重疊。俾斯麥展開了馬基雅弗利的作風，因時就勢造成了他個人的豐功偉業，事誠有之。然則在他後面的社會運動與經濟力量早已蓬勃進展，無從抑止，其範圍超過奇人奇事的尺度。

　　德國在19世紀初期便於改造，主要由於土地面積與人口數目大小適中，宜於組成一個和英法相埒的民族國家。這時其社會及經濟條件雖落後，其中也有性質上之不同，但無劇烈程度上之參差。這國家既無過去之中央集權體制，也不像中國過去之體制在地方上遺留的因素足以成為新組織的障礙。另一方面則新興民族國家進入資本主義社會，已有英法的歷史事例，大勢所趨，很少人會在這時候打算從中阻撓，一般人心趨向改革，只有溫和派與過激派之不同。即宗教亦未曾在統一過程中產生問題。對外戰爭不僅使人民同仇敵愾，而且就此發揮了新國家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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