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第六章美國、日本和德國(6)

第六章美國、日本和德國(6)

　　八郎兵衛開的「吳服店」，以絲棉織品為主，迎合日本農業產品專業化的趨勢。其京都江戶二店，開現代百貨公司之先河。最重要的則是他所設的「兩替屋」，經營匯兌銀行業務。三井各店在江戶收得之現款，經常運至京都大阪採購貨物，而江戶幕府又在西部收集稅款東運，彼此徒勞。於是三井八郎兵衛建議幕府，表示他可以在大皈接受款項，擔保於60日內將金銀在江戶交納。而實際上他店中的貨物只需15日到20日由西東運。因為他信用昭著，幕府允許三井匯兌款項的期間自60日延伸到150日。至此他尚可以將流通的款項作選擇性的放債，他所組織傳遞信息的機構則替官方傳遞文書。這樣的成功，大體由於八郎兵衛做事精確謹慎，而且他活到73歲，有機會把他的事業系統化。

　　企業與政府一體合作，也使它們立於不敗的地位。歐洲的王室在現代法制展開之前，經常對商人賴債。日本之封建政權則慣常以「德政」的名義，一筆勾銷侍級人士向商人之借款。只是在江戶時代，各種企業既已與政府結不解緣，在體制上不可或缺，因之幕府為了本身利益計，也不願商業遭受打擊。所以德川時代「德政」令只頒佈過兩次，範圍都極窄狹。非如此，初期資本之累積必受挫折。

　　以上三井企業只是一個特出而顯明的例子，當然其業務之展開還待客商友店代理鋪戶和批發零售各種組織互相支援，才能構成一種運動。其實，這種組織在三井業務發展過程中也已組織就緒。1721年人口調查初舉行時，江戶已超過50萬口，再加幕府各大名府第及其他侍之家屬，總數當逾80萬，至18世紀末葉，甚可能已突過100萬大關。在這尚未現代化的城市，既沒有工業基礎，其本身也不是海港，缺乏國際貿易的支持，何以生存？所以其背後必有一個龐大的經營機構，牽連著全國政治經濟的因素，擔任後勤業務。

　　江戶時代承乎既久，各大名實際上已成為各地區農業生產的首腦。他們一般在大阪指派商業經理，稱為「藏元」，其堆棧則稱為「藏屋敷」，最盛時期藏屋敷超過500處，每年經手出賣之米糧達400萬石，其他各地產品如木材、紙張、砂糖、麻布亦是。除供應江戶、京都各處之需要外，一部分物產也送至長崎，供應對外貿易。大體上，日本已成了一個全國一體的大市場。

　　批發商所開店鋪稱「問屋」，通常為一家所有，親身經營。最初問屋只替賣主代售物品，抽取傭金。經營既久，他們也承購大批貨物，主動經營。同業公會的組織則稱「仲間」，也稱「株仲間」，因為每一會員單位為一「株」，這種權益為一家所有，可以世襲，不能私人轉讓。株仲間與傳統之「座」不同。座為半官方組織，及於重要的商業，如金座、銀座。仲間系在幕府禁止專利時，以秘密會社的方式發起組成，即洗澡堂、街頭兜賣之負販，也有其仲間。以後官方逐漸承認其存在，也由他們向幕府交納年例（「冥加金」）作為代價。株仲間除了執行一般同業公會的功用，還有互助的義務。商業性的仲間，可以授權會員之間陳欠預買預賣，並且調停彼此之糾紛。幕府更使問屋及仲間構成「組」。江戶即有十組間屋，大版有二十四組問屋。

　　銀行業務並不自三井始。大皈商人鴻池新六也以釀酒起家，後來成為幕府在大販的經紀人，同時經理32家大名的財務。鴻池於1663年為幕府指派管束大阪之「十人兩替」時，其銀行團已有22家，經營金銀兌換及貸款業務，匯票早在彼此間流傳。約20年之後，三井開始在遠距離承兌幕府公款時，幕府為之另組「三人組」。各大名之物產既已儲備于藏屋敷，稅米又源流不斷進出，藏元本人又為商人，並且與銀行家來往，則買空賣空，投機生意為幕府嚴禁，仍照常運行。一般商人貸款于大名及侍則是普遍現象。因此除卻貸款立時消耗之外，其資金進入各藩，擴大生產，也為必然趨勢。鴻池新六即投資於拓殖土地。此外商業資本投資於漁業、工礦業、手工業及家庭工業，均促進日本經濟逐漸多元化。

　　日本之道路交通網稱為「五街道」，包括京都、江戶之間的山道，及沿海道路，迄北至仙台、青森，支線達於甲府和日光，是主要藩主參勤交代和瞻拜神祇的孔道。只是幕府著眼於軍事，不願使戰略要點擺在四通八達寬敞的道路網上，而有意的將其路線延長到懸崖津渡易守難攻的地方。加以陸運費用高，所以車運在日本難於展開。一般少量的貨品用馱運，大宗貨品用海運。早在1624年，菱垣回船即在江戶及大阪之間舉行定期的商運．但是由於海上漂沒的損失，效率不高。1694年後，大阪及江戶需要海運的間屋各構成「組」，實行包船，並且將漂沒損失分攤於組員之間，等於一種海上保險。

　　17世紀，船運載量也由200至400石增至1000石。1772年菱垣回船與其競爭之樽回船（以載酒樽為專長）合併，共有船266艘，並且每年公佈其標準的腳費。至此，正規的海上運輸已有近於150年的歷史。至於「東回航線」之及於荒濱及平瀉，「西回航線」通周下關包括北海岸之大部分，則在幕府指導之下，於17世紀後期由河村瑞賢規劃而成。此人苦力出身，終成為日本歷史上少數運輸專家之一。

　　日本歷史上之「元祿時代」（1688－1703）與威廉三世為英國國王期間（1689－1702）大致重疊，期間上述商業組織均已成熟，幕府也鑄造金銀貨幣、開採礦產。人民生活程度已有明顯增進。可是從進入資本主義的程序上講，日本面臨著一種尷尬的局面。從現代西方的眼光看來，以上的表現無疑是莫大的成功，可是日本沒有歐洲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的思想體系在精神生活上陪襯物質生活的進展。法制上也沒有私人財產權與人身自由同樣不能侵犯的觀念。更缺乏與西方國家接觸的機會，無法體會經濟結構之緊湊立即可以增加國家實力。從儒家的觀點來看，生活奢侈，則必糜爛。商高於農、僧重於仕也是本末顛倒。有了這樣的離奇背景，使其無法看清新體制之來臨，只認為是現有組織之腐化及政策之失控，無法以封建社會的道德觀念完全代替金融經濟中法制之不足。而這時候江戶最大弱點則是缺乏全面性的對外貿易。專靠幕府大名及其陪臣的消費市場，生產技術無法有突破性的增進，而使發展不能繼續。

　　此後150年，江戶幕府治下的日本為政治體制與經濟發展拉鋸戰的時期。大名及侍負債于商人，動搖了封建體制的根本。物價漲跌，也影響一般人民的生活。一意復古的人士，也無從全面推翻商業活動，恢復到理想穩定的社會。另一方面，商業資本雖得勢，卻沒有「取而代之」的野心。於是只能在兩個極端中反復。傳統歷史學家根據儒家思想著筆，通常稱「文治」之後又有「惡政」。大概所謂文治總離不開褒揚傳統道德，提倡節約，勵行財政及通貨緊縮，使物價下跌，而惡政通常反是。新時代歷史學家對此有一種相反的看法。他們指出：所謂文治並不能解決當前問題；而所謂惡政對日本國民經濟的發展可能在長期間尚有裨益。這當中有歷史眼光長短之不同，也表示著兩種不同的政治哲學。

　　1769－1786年主持「惡政」的田沼意次，經過很多學者的研究。他的生活與政策，反映著18世紀後期（相當於中國的乾隆年間）的江戶幕府狀態。田沼並沒有放棄傳統的重農政策，他也主持開墾新地。不過他的企劃注重擴大幕府工商業的收入。在他主持之下，政府控制的礦業大為擴充。他尤其著重銅產的增加，以便連同海味的出產，增強對中國的國際貿易。他發行新銀幣，大量加鑄銅幣鐵幣，促成通貨貶值。在他督導之下，株仲間得到政府的承認，只要向幕府交納年例。田沼也大規模批准商人專利。他希望利用商人的資本，透過幕府，放債於缺乏現款之大名。

　　田沼的經歷表現著「侍」這個社會階級仍有很大的流動性。他以低級之侍（760石）風雲際會成為大名，擢升為老中，取得首相的地位，結果又在政治場合中失敗，幾乎失掉全部所有。可見江戶時代之封建，本身已無從保持一成不變的姿態。田沼政策所及，更顯示他在對付城市經濟時充滿活躍性，已非中國傳統經濟所可比擬。中國清政府也無從控制幕府所能掌握之財政工具。但是封建體制一日未除，低層機構中各種事物就無法公平而自由地交換。私人財產權也不能有確切的保障。而且私人資本在公眾事業之中佔有特殊比重，也只是若隱若現，根本缺乏法制之支持。這種長時間的昧旦局面，也是世界歷史中之所僅有。

　　至19世紀，此中矛盾仍然無法消除，城市經濟繼續發展，只有使幕府和大名的地位更感到困難，以農村及稻米為本位的組織，在財政上無從應付金融經濟所掌握的社會。1830年到1843年中國已領受到鴉片戰爭和南京條約的經驗，在日本則稱「天保時代」。天災疊出、饑謹流行、不僅鄉民暴動，城市間的窮人也在搗毀居奇商人的庫房，政府除了鎮壓之外，也在經濟方面尋求對策，首先鞏固本身的財政地位，這連串的政策，世稱「天保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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