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第六章美國、日本和德國(5)

第六章美國、日本和德國(5)

　　日本的封建時代，經過三個階段：鐮倉時代、室町時代和江戶時代。這三個段落之間也各有過渡時期，每一段落由一家系繼承「征夷大將軍」的名號。其所轄「幕府」，為實際中央政府。幕府之組織，在各世紀中大同小異，只是這三個階段日本的社會卻有大距離之差別。每一階段歷時約兩個半世紀，有似中國之朝代。此時日本天皇駐蹕于京都，不僅毫無實權，而且與其公卿同樣生活艱苦。一位現代學者曾指出：「天皇實在是一個貧弱的小大名。」（大名的意義下詳。）中國明朝接受室町幕府進貢時，即稱其將軍足利義滿為「日本國王」。後來萬曆帝擬與豐臣秀吉言和時，也準備封之為「日本國王」（可是秀吉只稱「關白」，有攝政之意，而未就將軍職），因其為實際的政治首腦。

　　江戶即今日之東京，其幕府創始人及第一任將軍為德川家康。他繼織田信長及豐臣秀吉之後，以武力統一日本，于1603年任征夷大將軍之職，及至明治維新，第15任將軍慶喜「大政奉還」，德川一家統治日本達265年。

　　德川氏之封建組織以幕府直接掌握日本中心地帶，占全國約1／5的地區，是為「天領」，包括所有重要城市如江戶、京都、大販、長崎。其他地區，劃分為「藩」，配給封建諸侯，其爵祿以境內產米計，凡10000石以上者稱為「大名」，最大之大名前田氏，領地逾100萬石。江戶幕府初創時，共有大名295人，（以後減至265），各大名之職位世襲。幕府在其能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可以削藩、新增大名、增減領地，也可以命令大名遷徙，但是這種情形只及於中樞之藩。德川家康統一全國時，有一部分大名早已存在，他們迫於環境，稱臣納貢，但是意態猶離，這些持觀望態度之藩主，被認為有敵視態度，多配於邊區遠處。日後倒幕運動展開時，出力最多之藩為長州、薩摩、肥前、土佐，均在西南。

　　江戶幕府對日本歷史最大的貢獻，為其保持長期和平。自1636年施行「鎖國政策」後，日本人不許航海外渡，在海外之日本人不許回國，違者判死刑。外來船隻僅限中國及荷蘭籍（日本此時禁基督教，荷蘭人承允不作傳教工作），交易限於長崎，日人在港內築有人造島嶼，稱為「出島」，荷蘭人只許居留島上。葡萄牙人曾兩次派員與幕府交涉，希望稍寬成命，但是使節團61人隨即被拘禁斬首，只有少數人被遣返報告經過。

　　幕府成立之後，各藩不得擅自築城。自1635年實行所謂「參勤交代」。所有藩主都要親至江戶，參加將軍近旁的各種儀節，並且在名義上擔任防衛工作。基本上各大名分為兩批，每年輪流駐紮于江戶，並自備府寓，凡隨從人員、經行道路、器具裝備，都有極詳細的規定，而且期滿藩主回藩，其家屬仍留江戶，所以有些歷史家指之為一種人質制度。此外也有一批大名，被派半年輪值，而遠處之藩主稍有例外，輪值較稀。以經濟方面而言，參勤交代制在日後之東京造成大規模的消費市場，使財富集中，刺激金融經濟的發展。加以幕府規定各藩剩餘之谷米，只許在江戶及大皈發賣，更促成都市之繁榮。

　　江戶政權既為封建制，則諸藩財政上自給自足，各大名除有不定期及不定量之「獻金」外，不向幕府繳納賦稅，其內部之開支亦由諸藩自理。幕府軍事行動或大興土木時，諸藩供應人員，並且擔任後勤。平時則各藩自理其境內治安，自理其訴訟事件。德川幕府只頒佈一般法治之原則，如「武家諸法度」，各藩各自頒行「家法」，大概仿效江戶之飭令，法律帶有儒家倫理之氣息，如獎勵向學，嚴禁驕奢淫佚等等。

　　「幕藩之關係」至今未有定論。理論上有高度的中央集權，而事實上有相當程度的地方分權。世界史中無相似事例能與之相互印證。又如堵藩內部之管理，亦非全國一律。大凡封建（feudalism）則有「次層封建」（subinfeudation），大名之下，各陪臣（realvassal）本應層層節制，並且各有采邑（fief，日人稱為「知行」），土地也不能買賣，封建才與莊園制度（manorialsystem）互為表裡。

　　日本封建制度初創立時，大體也都保持這種形態。武士稱「侍」（中國字之「侍」，讀音samurai，日本人也企圖將之與「士農工商」之「士」等量齊觀），傳統習慣，其髡發與旁人不同，身帶二刀，長刀戰鬥，短刀準備戰敗自裁，上自將軍屬下之大名及「大老」（正副首相）、「年寄」（高級顧問）、各種「奉行」（特派經理人員），下至「禦家人」（下士官）同屬待，不得與一般平民通婚，對一般平民有無限權威，可以「斬舍禦免」（kirisutegomun，對抗命之平民可以宰割，雖殺人無罪），也都配有土地。

　　但隨著時代的變遷，這種一成不變的制度難於維持。即在德川氏統一全國之前，封建制實已變質，逐漸帶有官僚組織成分。江戶幕府又將各大名移植。各大名率領所轄陪臣履新，所在之藩常有前代遺留之侍，因之武士階級人員重疊，造成藩內侍之成員與全人口的比例高低不等。有如隆摩及土佐，其侍之人數特高。是以經理上也無法採取同一方式，而只能遷就於各地之習慣法。

　　17世紀的趨向，則是各大名將藩內陪臣之采邑廢除，將他們調至藩主之守城，付以俸米，派以流動之任務。茲後迄1800年，90％之藩已將下屬全部采邑廢除。然則這也並不是全面現代化，推演而成一個流動性的社會。不少中古以來的武士階級以「鄉士」身份出現，他們既是大地主，也是地方上的特殊威權，可能通過繼承，亙世紀地掌握著鄉村中政治經濟的力量。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土地稅與中國稅制迥然不同。幕府及大名均不向全民直接課稅，其稅額是集體地課予每一村莊，因之地方威權之力量不可忽視。日本土地稅額之高，為歷史家經常提及。正規之土地稅（「年貢」）通常為收成之40％至50％（「四公六民」或「五公五民」），又有其他附加及雜稅（「口米」、「欠米」、「小物成」、「助鄉役」），而且德川中期有土地主權集中之形勢，多數小自耕農已淪為佃農，向地主納租。種田人如何能直接地、間接地承當如此繁重的負擔？

　　實際情形可能與上面粗淺的描繪稍有出入。17世紀中，日本全國耕地增加約80％，稻米生產自1800萬石（每石通常為一人一年之消費量，較中國之石為大）增至2500萬石，也約近40％。可是一般稅額的增高並未照此比例。1700年之後，土地定期測量即未再舉行。農業技術卻日日增進。只是一般農民生活之艱難痛苦似已無可複加，加以天災饑謹在德川時代經常有之，農民暴動（「百姓一揆」）在此時期曾前後發生1760起。日本全國人口，例如1721年，近3000萬。以後近一個半世紀，即迄明治維新前夕，仍在3200萬左右。有些學者認為賦稅與地租多重過取，下層人民生計艱難與此人口總數之消長有關。是以日本進入資本主義體制的過程，一般人民曾付出極大代價。

　　有了上述背景，我們可以想像明治維新前，商業資本之累積及商業組織之展開，事出必然。德川幕府已經製造了一個龐大的消費市場，又安排了一個龐大的生產力量。其政治與社會之體制又在極緊湊的組織之中留下可資活動之處，使物資在兩者之間的交納不僅合理化，而且帶著強迫性。留下來的問題不外分配，亦即收集、交換與運輸。其中要通過幕府之直轄地區，又事關200多個表面上合作，實際上競爭的地方單位，也只能由商人出面經手。其經手的組織成立後，必然會在內部調整，以求增進效率。於是資金流通，剩餘之利潤投資於生產，服務性質之事業也共同活用。日本既無外界力量之侵擾干涉，又有便利的海上交通，於是愈做越大。

　　江戶的封建體制，將全民按農、工、商的次序排列。法制上的不平等，對資本主義之滋生成長起了負作用。侍可能賴債不還，商人行止闊綽，卻可能無端受罰，尚有少數的事例，記載商人欠債到期不能償還被判死刑的情節。可是另一方面這些苛刻的待遇也強迫商人苦心經營，成為社會上不可或缺的一種服務。三井一家的成功，包含著這樣的因素，可以順便說及：

　　三井原出於藤原家系，藤原本是日本首屈一指的貴族。至16世紀末期，三井家仍在京都附近以小型封建領主的姿態出現，只因抵抗織田信長的統一運動，兵敗之後流落在伊勢釀酒為業。日本初期之累積資本，只能從農業產品著手，最初主要的兩項商品為日本酒及醬油。家業三傳至三井八郎兵衛，此人是經營能手、商業天才。他廣泛地使用三井商標，利用廣告宣傳，提倡不講價還價，不賒欠只求實。他也告誡子弟，不放債於侍，免除了因高利貸而產生的政治糾紛。三井兄弟間之聯繫，也替日後日本資本主義的體制別開門面，其中濃厚的血緣關係及家傳祖訓，被繼承人當作世法與宗旨。傭用之經理則忠順如家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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