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第五章資本主義思想體系之形成(15)

第五章資本主義思想體系之形成(15)

　　二十世紀的批判：韋伯與宋巴特

　　宋巴特與韋伯，或者韋伯與宋巴特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他們都是德國人，也都在第一次大戰之前完成了他們的主要的研究工作，他們的寫作，多在「資本主義」這一名詞成立之後。事實上自宋巴特著書，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對立的觀念才廣為傳佈。他們兩人都與聞德國政治。韋伯早歲仰慕俾斯麥，後來改變了心意，希望德國採取美國式民主。他參加了1919年德國代表團出席凡爾塞和會，次年去世。宋巴特年輕時負有盛名，只因他的思想在普魯士當局的眼中屬過激思想，多年來只能在二流學校裡教書，升不到教授的名位，到1917年才被柏林大學聘為教授。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他反馬克思主義的態度才較明顯，言論也愈為激烈，以後接受了希特勒的國社主義。他于1941年逝世時，第二次大戰已進入決戰階段。

　　魏納·宋巴特（Werner Sombart）生於1863年，麥克司·韋伯（Max Weber）只比他小一歲。他們兩人算是出於同一學派，也經常被一起提起，可是個性方面有很大差異。韋伯的工作比較腳踏實地，曾對羅馬帝國的農業作過實切的研究，他對中國的見解，也曾根據當日翻譯的資料作過字面上的認識。宋巴特閱讀並非不廣泛，但是他的立論不能說是透過某一方面的精密考察作成，經常有天南地北，或是天馬行空的氣概。韋伯的著作原來有一個龐大的計劃，他承認除非對歐洲經濟史有更深度的瞭解，他此刻所說不能成為定論。可是他56歲去逝，這計劃無從實現。宋巴特則在他的三冊《現代資本主義》（Der Moderne Kapitalismus）出版，又經修訂後，再繼續以不同的專輯將他的意見接二連三發揮，所以他筆下的鋪陳應當被視為斯人最後之見解。

　　《現代資本主義》初版發行於1902年，兩年之後，韋伯之《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才以雜誌論文的方式連續刊出。兩人相同之處則是他們都不同意英國經濟學家以唯物的方式看待資本主義（在這立場上馬克思也可以算作英國作家），而希望從德國傳統的唯心主義，構成一種「資本主義之精神」，以之批判資本主義。

　　韋伯認為資本主義之精神出自新教。首先即有路德所謂上帝之「呼喚」（calling，也可以譯為「天命」）。自此之後，「唯一能使上帝接受的生活方式，不是進入寺院，接受戒規，以超過人世的道德標準，而是在現今的社會裡將各人按地位完成個別之義務，這才是天命」。次之又有加爾文之命定論，被選獲救之人與被譴罰的人，外表並無區別。信徒沒有別的辦法，只好相信自己之被選，以信心拒絕旁的引誘。「所以有時候人家說，一個加爾文的信徒，創造了他自己的救贖。」他不能像天主教徒那樣經常在犯罪、懺悔、被赦和重新犯過之中打轉，因之「一個通常人之道德行為剔除了沒有系統、沒有計劃的性格，而接受一種經常一致的方式」。

　　韋伯在他書上的「作者自序」不斷重複提到「合理化」，他用這個字眼，著重其中肅清了「不合理性」（ir-rational）的成分，等於說在宗教上各人自存信心，在行動上則不應當再受迷信及各種傳統之限制。這已和本書一再說及在資本主義社會的低層機構裡，各事物都要能自由而公平的互相交換（interchangeable）之原則極為接近。惟其如此，信用之展開、經理之雇用、技術之合作，才能透穿整個社會，進入以數目字管理的方式。韋伯則強調資本主義之秘訣在「合理化的組織勞力」（rational organization of labor）。他更強調這是「自由勞力」及「合法的自由勞力」。論中國社會時，他指責宗法社會造成父母威權，宗祠放債收租，各村鎮自成一經濟單位，都有阻礙自由交換的趨勢，也都是「不合理」，都妨礙「合理化的組織勞力」。

　　然則所謂自由並不是人人各行其是，更不是每人自私自利，毫無心腸，不知忌憚。資本主義之精神認為賺錢不是壞事，務必有如富蘭克林所示模範，有誠懇的態度，以各人良心作主宰，每個人站在本身的崗位上克盡厥職，又不好吃懶做，於是這種精神才能發揮成一種群眾現象（mass phenomenon），打破傳統，取得最高的地位（supremacy）。簡言之，韋伯以為資本主義曾通過「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階段。不過，《大學》之道在明明德；新教之倫理，則在物質方面的成功。因為這種功業固然不能使各人因此得救，卻可以增加上帝之光榮，也是各人自具信心的象徵。

　　所以陶尼寫著：「資本主義被解釋為各個人大規模的行動，控制著大量資源，由投機、貸款、商業企劃、海盜行為與戰爭，使主持人收到豐潤的收穫，這是舊事，與人類歷史一樣的久遠。資本主義被視為一種經濟系統，以法律上自由的工資收入者的組織為基礎。由資本家及其經理人組成，以賺錢為目的，並且使社會上任何一部分都受它的影響，這是現代新現象。」如此也印證著本章開場白所說，所有權與雇傭凝結為一，在社會裡帶整體性的一種情景。

　　韋伯並沒有如他人之猜想，認為資本主義進入了「經濟發展之福地，進步之最後階段」。他知道人類的弱點，他也知道禁欲主義沒有前途。清教徒的勤儉寡欲沒有別的出路，必至發財。一旦錢多，則驕奢淫逸也跟著來，如是「宗教之面目猶在，其精神則喪失殆盡」。事實上這種因果循環的現象，已因英國衛理公會派（Methodists）之出現而坐實，表現著長江後浪推前浪，一個腐化，另一個取而代之，可是在他著書的時候，則連下一個替身也找不到，美國的資本主義發展最盛，內中卻全無宗教倫理之意義。

　　韋伯懷疑，在「最後一噸煤燒完的時候」（等於我們今日說及最後一加侖汽油用盡的時候），是否會有預言者出，指示新途徑，或是過去的理想和觀念又有一度翻新，去迎合新的局面，不然則不能磨洗既往，也不能開拓將來，只有全世界淪為機械式之僵化（mechanized petrification）。在種種未知數之間，作者無從預斷。

　　宋巴特的書中也有類似的結論。他的論文既發行於韋伯之前，而且韋伯批評他的文字多，他卻很少提及比他小一歲的同道。照理講，他是兩人中之較富獨創性者。可是他於1913年著《資產階級》（DerBourgeois，英譯為The QuintessenceofCapitialism，即《資本主義之精萃》）時，說此書為他以前著作的一段總結，書中也隱約提到韋伯。我們摘要介紹兩人論點時，不妨將他擺在韋伯之後。

　　宋巴特認為資本主義精神是由兩種精神混合而成。先必有企業精神（spirit of enterprise），次則有資產階級精神（bourgeois spirit），大致與上述陶尼解釋資本主義可分為新舊兩段相仿。前者使用暴力，滲入各種投機及技巧，利用各種發明及貨幣之力量，造成莊園制度、國家、文官組織及海外探險與商業公司。後者出於中產階級品德之發揮，主要的成分為勤苦、節儉、精於計算。分析資本主義之根源時，宋巴特採取種族主義（racism）立場。本來韋伯已有此趨向，他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曾說：人類生活分工合作之合理化經常出現於西方，而不出現於他處，「自然地使人懷疑遺傳之差異，是其中最重要原因」。

　　接著他又說，他承認自己「傾向著相信生理上之遺傳甚為重要」。可是他仍保留的說，以當日人類學研究的成果，尚不容許他在數量上或質量上下結論。宋巴特之種族主義則極端明顯。在他看來，所有歐洲民族都有產生資本主義的必要性格，可是程度不同。因為資本主義之企業精神首先來自戰勝攻取，所以最初以羅馬民族成員（ethnicelement）及日耳曼民族最為重要，他們同屬「英雄式」民族（Heroic Peoples）。資產階級的精神則是「貿易民族」（Trading Peoples）的貢獻，當中主要是佛羅倫薩人、蘇格蘭人及猶太人。

　　佛羅倫薩人可以列為一種特殊民族，因為他們帶有「希臘及埃楚斯卡（Etruscan）血統」。蘇格蘭雖帶有資本家的血緣，但蘇格蘭高地的人民相反，因為他們屬蓋爾特人種（Celts）。這人種只有低度傾向的（underinclined）的資本主義性格。因為同一種族的原因，愛爾蘭人也不會做生意。法國人有蓋爾特人的混血，這也可以解釋資本主義不能高度在法國展開之故。

　　無可否認，宋巴特深受當時社會達爾文主義影響。他的研究，只要能稍微放棄主見，著重各國地理環境之不同，如強調某種國家的農業社會性格，安土重遷，存積著很多傳統的習慣，不容易拋棄去參加韋伯所謂「合理化的組織勞力」，即言之成理，可以作為文化人類學（cultural anthropology）的根據。又如他論人類遷殖，提出猶太人之遷徙，基督教異端之被逐放，和歐洲人之移植美洲，都有促進資本主義之功效。此中亟應加入的是這些人脫離了土地的約束，他們又有較高的教育水準，遷徒時也必帶著相當的資本與技能，更在新環境內保持了各成員間的互通有無之必要，就已接近資本主義之性格，而用不著混入無法證明的「血緣資本主義」（germ capit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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