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第五章資本主義思想體系之形成(16)

第五章資本主義思想體系之形成(16)

　　以上資本主義精神的解釋，今日是否仍有其存在的價值？簡單來說，其觀點已過時，現在雖有若干用途，已出兩位作者及20世紀初期讀者意料之外。

　　宋巴特作品除上述不受處外，其他方面的理論有逐漸修正的趨勢。一個作家的學問不能因其人品而動搖，但是如果其見解之本身亦帶機會主義成分，則另當別論。

　　資本主義原為物質生活突飛猛進間的一種組織和一種運動，皇權既因之改變性質，社會階級與國家觀念也受有類似程度的影響。它在17世紀衝擊英國時，人類史裡無此前例，宗教之教義亦無能避其鋒芒。雖說在這種龐大的改組中，重要的因素必有互為因果的可能，可是也免不了正反分合的形勢，此時用加爾文的教義來解釋這龐大的變化，韋伯即難免「所欲遷移者重，手中掌握者輕」的批判了。加爾文主義在16、17世紀帶有流動性質，在荷蘭即分裂為控訴派及反控訴派（詳第三章），英國也有加爾文教徒之稱亞敏林派（Arminians）者，被控與大主教勞德（詳第四章）為虎作倀，與議會派作對，也不可能與資本主義同流。韋伯以新教倫理解釋資本主義之勃興，對天主教的國家之進入資本主義，遠者如威尼斯，近者如比利時，無所置辭。

　　總之，韋伯的理論出入於神學及哲學之間，又有心理學與社會學的成分。可是資本主義見諸行動，事實多於理想，其展開又非任何人可能籌謀。陶尼說，不論是荷蘭或蘇格蘭，不論是美洲或日內瓦，加爾文派總是開始於專制與獨裁，而終於功利主義及個人主義。提到荷蘭，一位歷史家也曾寫著：「關於對上天問題的解釋，很多人可能因脅迫利誘而放棄了他們的宗旨。關於宗教的事，人性總是可以操轉的。一到物質財政上的事，才會眾心一致抵抗強權，毫無異議。」這樣看來，我們縱然無法證明韋伯所說的不正確，也很難堅信一定是新教倫理產生資本主義而不是資本主義產生新教倫理了。

　　韋伯是社會學家，他勾畫一個資本主義的社會裡，尤其在初組成時，必定要有一種共通的思想和倫理的系統，才能協定全體成員之行動，作為立法的基礎，否則每個人各行其是，則縱使有優良的立法也無從強迫執行。他又在書中特別指出這是中國和印度的弱點。值得我們深思。最近一二十年來，日本在資本主義的社會裡加強神道的精神，新加坡在貫徹資本主義的行動中極力支持儒家思想，尤其不可忽視。

　　為什麼韋伯和宋巴特都企圖用一個單獨的因素——資本主義的精神——去解釋資本主義？這固然是由於當日社會史和經濟史的研究還沒有登堂入室，他們又不滿意馬克思的唯物論，才回頭尋找德國傳統的唯心主義所致。可是另一方面，英國之進入資本主義是經過200年以上的掙扎，德國卻在19世紀後半期的50年內完成。德國的作家不期而然地簡化歷史，有意將歷史一元化。話雖如此，韋伯在他書中仍希望以資本主義精神這項名目總攬整個社會，及於家庭關係、生活習慣、國家法制等。宋巴特的種族思想雖不合時，他書中仍創立了一個各國自為單元的觀念，可見得資本主義不能被視作一個混沌不清的大體物。

　　20世紀末期，資本主義在不同國家展開時，時間上和空間上必有至大差異，這牽涉到每一個國家內外人文因素。只因諸事紛至遝來，敘述時極不容易掌握，所以本書以三個先進國家為基礎，各找出一段有戲劇性的例子，以「危機近接」（crisisapproach）的方式著手，以期與事實吻合。有了以上三個例子，再加以本章對思想體系的交代，我們自信對這問題之本質已有一段較明晰的認識與理解。以下第六章提出三個國家——美國、德國和日本——因為客觀條件有利，比較容易進入資本主義的情形。第七章更舉出三個國家——法國、俄國和中國——因客觀環境困難，而必須經過重重奮鬥的情形。就不再將人物與機遇的細節一一扯入，希望以較短的比較與分析，而達成同樣的任務。

　　至於以上兩位作家及馬克思都帶著資本主義已「大限將屆」的倉迫情懷，而事實之發展並非如此。由於他們的研究寫作都在兩次世界大戰之前，他們的眼光必受時代之限制。在我們對歷史做了縱面剖析後，看來自不相同。以下各章解釋得明白，即用不著作理論上的辯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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