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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資本主義思想體系之形成(13)


  面對這種情形,李嘉圖主張開放谷禁、自由貿易,讓海外糧食大量輸入,以減低物價,一方面加強貨幣,嚴格執行金本位制。作者又在一般原則上反對增稅,即所得稅也會引起資本收縮。他也以同一原因反對遺產稅。他對機器的看法,則認為新發明對勞工不利。因為固定資本(fixedcapital)增加,即為流動資本(circulating capotal)之減少,只有後者才能遣放工資,聘雇人手。

  馬爾薩斯與李嘉圖之被稱為「自由主義者」(liberals),當然與前述均平主義者及掘地者所稱自由迎然不同(一方面由於英文freedom和liberty兩字有差別)。17世紀的過激派提倡自由乃是人各為業,不負債納租,有無政府趨勢。19世紀資本主義發言人所提倡的自由,是主張政府採取放任政策,讓私人的資本家雇用勞工,各按供求關係,從全面競爭之中自識指歸。可是他們仍倚賴政府保障並扶助他們的私人財產。前者至左,後者極右,馬、李二人用科學方法解釋社會現象,為文時則趨於悲觀,使讀者感到窒息,所以時人稱之為「沉悶的科學」(the dismal science)。

  熊彼德稱譽李嘉圖,是讚揚他能幹。李嘉圖對經濟之分析,有如在解剖學尚未發明之前,預先講出人體之運動無非骨骼的各部更換位置。他的示範縱有錯誤,他的闡釋縱舉一而略三四,有如提到骨骼,而不顧及血液、肌肉筋腱及神經系統,在當日經濟學尚為草昧初開之際,他的原始勾畫仍有啟蒙之功效。李嘉圖的政治經濟學至今仍有它有用的地方,例如他曾說,一個國家工資過高,則在國際貿易中處劣勢。因為外國商人只能前來販賣,而無法購買,這種差額的情形,至今仍為經濟先進國家之虞。可是本書主旨不在分析資本主義社會內每一個經濟學家之成就(這樣的學者無慮千百,即我們提及半打十個,也不及專家敘述的內行恰當,同時也仍不能向本書的主題作交代)。我們對李嘉圖之重視,乃是他的思想極端右傾,在不經意之間已將資本主義之理論以最保守的線條畫出。有了這條界線,我們容易瞭解社會主義作家攻擊資本主義時攻擊目標的所在,馬克思採取攻勢時尤然。

  《政治經濟及稅收之原理》曾提出:「人口緊逼著生活資源的時候,解決的辦法總不外減少人口和高度加速存積資本。富裕的國家,所有肥沃的土地都已開拓耕耘,後一辦法既不合實際,也不理想,因為這辦法操之過急,只有使各階級都同樣窮困。」當日英國最符合他的敘述,而李嘉圖也和馬爾薩斯一樣,主張緊縮人口,第一步辦法就是廢止社會上對窮困及失業者的救濟。英國的「濟貧法」(poorlaws)開始于伊莉莎白時代,責成每一教區在境內向民間收取捐稅,救濟本地窮困戶口,李嘉圖認為這種法律「不能使窮人富,只能使富人窮」,因此主張將這200多年來的制度廢除。他沒有擔心受接濟之人的困窘;倒是顧慮到這政策之下行政的「安全」,於是指出,必以「小心而技巧的辦法處理」。

  李嘉圖有兄弟姊妹16人,他自己也有子女8人。他脫離股票市場後每年收入28000鎊,超過10000勞工之總收入,而他書中一再說到私人財產神聖不可侵犯,未提到憐憫之心與人道。他在書中埋怨地寫著:「在一個慈善機構裡,工人受捐助,有資金接濟的工作,其製成品不照這優待的環境計價,而系根據一般的、正常的,而困難的環境計價;這種困難的局面,卻由其他製造者擔當。」其主旨在責備慈善事業津貼窮困勞工,擾亂了正常的競爭。

  他覺得機器之使用對勞工不利,思索之後卻又說,如果資本家收入增多,他們身旁之僕侍的需要也必增加,在這情形之下,對勞工卻仍有好處,他們也可以因此沾光。至於自食其力之勞工降格的寄人籬下,服侍當差,心境如何,則全不言及。提到稅收時,李嘉圖為富人說項,他解說他們雖繳稅,但不可使他們降低他們的生活,「因為保持每個人的社會地位,乃人之常情。」有些讀者遇到諸如此類的說法,不覺忿怒,也有人在字裡行間,將對此人輕蔑的態度以謾駡的方式寫出。

  可是李嘉圖著書時已說明自己帶有階級立場。他的目的是在想像的形式中勾畫出經濟運轉的輪廓。他既覺得「天下熙熙皆為利趨」,也只好如此據實直書。他的題材既如此廣泛,則讀者縱不齒其為人,也無從將他私人生活牽扯進去。

  然則話雖如此,李嘉圖仍不能避免有識者的責難。本章已提到不少非常之人,如馬基雅弗利和霍布斯也都背離了世俗的道德觀念,但是他們在社會進化之中將歷史引入新境界。李嘉圖之所敘和提倡無此徵象,他所支持的資本家,不滿意于地主,卻又替他們收租。他們對社會唯一的貢獻是給勞動階級工作,可是卻使勞工生活毫無保障。資本家不能賺錢的時候,也是勞工失業的時候。而作者又主張放棄社會救濟的政策。於是任何有思想的讀者即會在此發問:留著這樣的一個資本階級有何用處?為什麼國家和政府不能取而代之?李嘉圖之極右思想已替共產主義開道。

  《政治經濟及稅收之原理》已指出英國耕地面積不宜再繼續擴充,可是作者沒有想像到現有面積內因技術增進而可能產生的效果。作者已看出英國前途在對外貿易和國際戰爭,卻沒有像19世紀後期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者一樣,索性把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聯成一體。李嘉圖並未完全脫離重農主義的立場,他提到國際貿易對國民經濟有更動的地方,一再以英國「每年土地和勞工生產數」去平衡它。更重要的,李嘉圖沒有想像信用可以人為的產生,他的貨幣離不開「純金貨幣論」(bullion theory of money)(這倒是有錢人的保守態度)。因之他之立場較為窄狹。

  英國的人口在19世紀由900萬增至3200萬,李嘉圖在世之日,已感到這人口的壓力,他既不願開墾荒地,降低生活程度,又打不開新局面,因之他的學說不是沒有良心,而是沒有希望。這種態度也代表當日一般風氣。天賦人權說既經法國大革命試驗,把一般人嚇壞,理性(reason)和自然法又被否定,而自由主義及功利主義尚待達爾文將《物種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1859)寫成,更待哲學家把自然的現象與人類的行為吹搓一起,造成一種「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之氣氛,才能繼續發揮。在這當中的一段時間,思想界找不到一種適當的理論去處置人類的物質生活。在研究資本主義形成的過程中,事後看來,當日英國資本主義社會的高層機構與低層機構尚屬全套可以保留,但是當中的聯繫亟待調整,才能適應國家經濟中農業比重降低,工商比重抬頭的趨勢。

  馬克思——資本主義的病理家

  馬克思在李嘉圖《政治經濟及稅收之原理》問世後一年出生。凡是李嘉圖所說,他都將之講成一個反面的對照。事實上李嘉圖首先強調社會階級,我們讀李嘉圖之《政治經濟及稅收之原理》,也能更瞭解馬克思。例如李嘉圖一再提到私人財產神聖不可侵犯,馬克思則繼普魯東(Pierre Proudhon)之後,認為「財產即是盜竊」。在《政治經濟及稅收之原理》序文,李嘉圖一開頭就說,關於地租、利潤和工資之「自然的進程」,前人語焉不詳。馬克思在《資本論》「原始聚積資本之秘密」,則說最初資本之產生,乃由於「征服、奴役、搶劫和謀殺,簡言之,以武力行之」。李嘉圖在書裡面提到工資與利潤相克,可是即在「報酬遞減律」展開時,勞工與資本家兩個階級仍然繼續存在,作者沒有提出突破現況的建議。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裡卻直言歷史上的階級鬥爭實為經常狀態,因之才可以打破僵局,與中國人所謂「窮則變,變則通」的立論相同。李嘉圖的地租,說明與世俗所稱之地租不同,而是每年付與地主為使用「土地原始且不可消滅的力量」之代價,半帶抽象的性格,似我們所說的「收成」,所以和工資與利潤相對,就無從免除。同時《政治經濟及稅收之原理》裡面用的地租又是相對的價格(此處收成高於最低收成之數)而不是絕對的價格,為理解之用,也不便罷免,否則他的經濟學系統都將不存在。《共產黨宣言》提倡,在經濟最先進的國家內,第一個步驟要「廢除地產,將地租之施用,行於公眾之宗旨」。李嘉圖認為稅收總有減少投資於生產的趨勢,即抽遺產稅亦如是。

  馬克思和恩格斯則主張抽累進的所得稅,所有產業一律不准遺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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