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第五章資本主義思想體系之形成(12)

第五章資本主義思想體系之形成(12)

　　古典派經濟學家：科學立場和意識形態

　　亞當·斯密被稱為古典派經濟學之領導人，約50年後，李嘉圖和馬爾薩斯（Thomas Malthus）也被稱為古典派經濟學家，及自由主義的作者。他們的立場和亞當·斯密有顯然的不同。

　　馬爾薩斯生於1766年，《原富》出書時他才10歲。早年受著準備當傳教士的教育，他後來卻成為歷史上的第一位經濟學家。他的《人口論》（Essays on the Principles Population as it Affects the Future Improvement of Society）初在1798年不具名地出版，內中表示對人類前途悲觀。比如他說：「人口的力量將無限制的超過世界上能供應給養的力量。」又說：「人口不受阻折時，以幾何級數（即1、2、4、8、16、32）的方式增值，給養則按算術級數（1、2、3、4、5、6……）的方式增值。」

　　以上的理論並無科學根據，所謂算術級數及幾何級數也無從證實。單從這樣的立場，不能即說馬爾薩斯帶有資本主義色彩。但是提到人口威脅時，他跟著說：「工資尚難維持兩個孩子的時候，這人結婚生子，帶下來五個或六個孩子。他當然只使自己陷入困境。他控訴工資不足以維持家用，……他抱怨社會上偏袒而不公平的制度，世界上的產品分給他的一份老是不夠用。可能他在譴責命運將他擺在現社會裡，使他無法逃避窮困與依賴於人的境界。尋覓譴責的對象時，他不曾提及不幸原因之所在。事實上他自己是全部問題之癥結，他卻盡怪旁人而不責自己。」

　　這段敘述，其理論之中心不是兩個孩子或六個孩子，而是社會制度，及工資之分配。在資本主義的社會裡，物資之生產與支配由私人資本作主（詳第四章），馬爾薩斯的立場已強烈支持這種制度。事實上馬爾薩斯反對社會對窮困之人的救濟。公私慈善事業都不是辦法，因為不能解決窮困之人無遠慮而給自己帶來的悲慘境界。《人口論》初版時，作者提及只有死亡率之提高及戰爭與饑荒可以減少人口。1803年馬爾薩斯將此書修訂出版。熊彼德評說，這實際是另一本新書。內中加入很多統計數字，而且也加入晚婚、道德上的節制生育等。可是其結論仍是儘量保存原書宗旨。例如，作者預計人口每25年增加一倍，200年後（即公元2003年）人口與給養資源的比例將是256：9，亦即27倍于此書發行時（1803年）的1：1之基數。

　　與馬爾薩斯齊名為古典派經濟學家的李嘉圖，一家原為荷蘭之猶太人。李嘉圖的父親為證券交易所的經理人，旅英而入英國籍。李嘉圖曾在阿姆斯特丹上學，以後隨父親在倫敦證券市場工作，只因與英國女人結婚，放棄猶太教，一時為家庭所不容。李嘉圖自創門戶，也在證券市場投機起家，拿破崙戰爭時更因經手公債而致巨富，以後置買大批田產，並以貲財成為議會會員。他生於1772年，比摯友馬爾薩斯小6歲。他的名著《政治經濟與稅收之原理》（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andTaxation）於1817年初版，四年之內三版，在當日可算是暢銷書。他去世時只51歲，全集卻有9冊之多。

　　李嘉圖曾寫信給馬爾薩斯說明他著書之目的在「研究社會階級共同生產時每一階級應得分配之規律」。他雖步亞當·斯密之後，卻不因感情和直覺等因素動搖他以數學解決問題的方式。也不因歷史上不規律之事情，改變他的信心。他先造成幾個極簡單的抽象觀念，而視之為上天誥命、自然法則。以後的議論全用演繹法，從這些抽象概念推斷而成。過去霍布斯也曾如此著書，可是《巨靈》涉及心理及生理，又是上下古今。洛克及亞當·斯密用之尚未徹底。

　　李嘉圖在資本主義已成熟，產業革命之功效畢現，社會上貧富懸殊的情況完全暴露，法國大革命的反響猶新之局面下，更徹底地運用此法，而且他所討論全屬經濟範圍。他個人之家庭關係、社會背景則不著痕跡。以他本身經驗，他當然知道資本為用之妙。因此李嘉圖所著書不僅成一家之言，也在學術界將政治經濟展開為一個新的領域。以後的學者，站在相同或反對的立場，都可以沿用其佈局，重履其門徑，或甚至抄襲其辭彙。馬克思即受他影響至深。

　　李嘉圖繼斯密之後，認為土地上的收入，按社會組成可以分作三部：地主所得者為地租、資本家所得為利潤、工人所得為工資。地租由於土地之生產率不同及交通情形而異。當人口增加，荒瘠之地被開拓使用的時候，最荒瘠之土地無地租，較之高一級的土地則有少量地租，更肥沃而更方便的田產地租更高。再有更荒瘠之土地投入生產的時候，則原先無地租的土地也升級有地租，其他各處耕耘的熟地的租價也隨著增加。總之，勞工之淨收入必會如此的牽扯互相拖平。

　　《政治經濟及稅收之原理》提到工資部分，最值得注意。作者說：「勞力像其他能出售和能購買的物品一樣，也像其他有消長的物品一樣，有它的自然價格和市場價格。勞力的自然價格乃是能讓勞工維持生計，綿延苗裔的代價，剛好夠額，既不能多，也不會少。食物和其他必需品漲價的時候，勞力的自然價格隨著增高；跌價的時候，勞力的自然價格也隨著下跌。」

　　勞力的市場價格則依供求關係而定：少則價昂，多則價廉。像其他的商品一樣，勞力的市場價格縱有與自然價格相背離的可能，遲早它仍有與之趨於一致的傾向。說到這裡，李嘉圖也像亞當·斯密一樣解釋：勞力的市場價格超過自然價格的時候，工人得其所哉。可是這種「鼓勵」，只有使勞動者繁衍生殖，必至人口增加，勞工人浮於事，工資回跌到它的自然價格，有時尚低於自然價格，亦即胼手胝足，仍不得一家溫飽。「這時候勞工的情況最為悲慘。直到匱乏減殺了他們的人數，或者需要勞動力增加的時候，勞力的市場價格才會回到它的自然價格，使他們有生活上低度的慰藉。」

　　事實上李嘉圖承認工資的市場價格可能長期地高於自然價格。但是這要待資本增多，所以第一次對勞工的需要之增加還沒有完成的時候，所增多之資本又產生了第二次的需要，也超過以前數額。如是一波逐一波的，「假使資本的增加是經常而逐漸的，其對勞力的需要可能產生一種增加人口的激勵。」這樣，他已經把資本主義社會裡無限制的存積資本之性格寫出。可是這種不斷的方式經常很難繼續。

　　接著李嘉圖又對資本這一名詞下定義：「資本乃是某一國家裡可能用之於生產的那一部分財富，包括食品、衣物、工具、原料、機械可能產生之勞作等等。」如此看來，資本主義有國界，同時它把所有權和雇傭結合為一。所以凡是提到勞工福利之前，就先要注意私人資本之存積。李嘉圖寫作，總注重私人資本之安全及其出路。在他看來，假使沒有如此的考慮，則無國民生計與社會福利可言。

　　他的經濟分析，利用農業作剖面，也用一種出產品——小麥——作示例。不少批評者說他對地主抱有成見，驟看起來，這很奇怪，因為李嘉圖自己也廣置地產。但是他書中的地主不參加生產，坐享其成。經營農產企業的另有其他資本家（這是作者如此設想，也可能為兩種人身性格，不一定為兩人）。作者著書的時候，英國所臨的困難即是所謂「報酬遞減律」（law of diminishing returns）。也就是說，在一個國家內，將更多勞力投入農業生產的時候，起初收成成比例地上升，還可能比過去之成額高。可是一到飽和點的時候，因所開墾者為荒瘠之地，所在場所又為偏僻之處，以後則不成比例地上升，而且這種費力不討好的情形愈來愈厲害。

　　在李嘉圖的分析系統裡，穀物的自然價格，乃是瘠薄之地不付地租農場所產穀物單位容量所付勞力之數。收成逐漸減少的時候，每一容量之穀物必需投入之勞力增多，即是穀物漲價。根據前說，勞力的自然價格根據日用必需品的價格而定，則工資也因之提高。又因為荒瘠之地也開墾，其他各處的地租都全部上升。至此，資本家一方面要付較高的工資，一方面又要頂較高的地租（如地主自營則他不勞而獲的部分多，經營企劃的報酬少。總之，使他無意增加投資，也引起資本收縮。此系本書作者根據李嘉圖綱領式的解釋加注，地主自營的情形不見於原書）。勞工可能在貨幣工資增加的名目上佔便宜，實際上他的收入趕不上付出勞力之自然價格。等於做生意的人繼續虧本，越做越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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