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第五章資本主義思想體系之形成(11)

第五章資本主義思想體系之形成(11)

　　這決定物價的三個或四個因素，與其他的幾個因素如分工之程度、貨幣數量及流通狀態、法制（決定國家的經濟系前進、後退或滯留）、人口、國民的總收入（revenue）及全部存貨（Stock）等條件互為循環。譬如說勞工希望增加工資，資本家則希望壓低工資爭取利潤。但是總收入充裕、存貨增集時，也是做生意最好之時，資本家增加製造，人手供不應求，工資隨之增高，勞工既有額外之收入，即生兒育女，引起人口增加，有北美洲的情形作例證。人口過剩時，則失業者增多，這時候社會上的高級人士也屈尊降貴的與勞動階級爭飯碗，只有把工資減低，最後終必引起天災人禍滅殺人口，一到死亡相繼時，人口終必返歸於其國富所僅能支持的程度，有印度之孟加拉省的情形為例。

　　寫到這裡，亞當·斯密將工資與人口的消長樹立而為一種定理，指出工資必與維持生活之最低標準接近，不能更低，也不應過高。否則人口的激增與劇陣又把局勢恢復到以前的狀態。可是這樣又把國家經濟說成一個滯留的狀態（這也是中國幾百年內的實情），也與《原富》的一個觀念相反。亞當·斯密沒有朝這方向發揮。他提到18世紀之英國迄至他的時代，工資只有繼續上升，如言實際工資（real recompense of labor），亦即貨幣工資（例如每年30鎊，或每日1先令）所能購買之「生活之必需品及方便處」只有較前更多。也就是說，以今較昔，英國一般之生活程度有顯然的進步，而且惠及於一般民眾，作者深以為幸。

　　英國憑什麼打開這局面？作者支吾其辭。他在下文說及英國工資因季節而異，也因地區而異，所以工資不必與食糧之價格結成一體。然則這仍沒有答覆上面的問題。《原富》也再三說到分工合作的重要。分工愈精，生產愈有效率。分工又與市場之大小有關。他指出蘇格蘭之高地，每個農夫都是屠夫、烤餅夫兼釀酒夫。大凡市場擴大，分工的程度精密，固然可以增加生產效率，但終必待到一個較大的資本為之出面主持，為什麼這時候英國能聚集資本，而其他國家不能？

　　18世紀英國之整飭軍備，開發殖民地，不能與資本主義無關。《原富》列舉17世紀後期以來，倫敦經過大火與瘟疫，英國又有兩次對荷戰爭、光榮革命的騷亂、對愛爾蘭的戰爭，又有1688、1702、1742及1756年四次對法戰爭（最後一次即七年戰爭），又有1715及1745年的叛變（詹姆士二世之後人企圖復辟），國家發行的公債多至145000000鎊（17世紀國家之收支出入僅以百萬計，未有及千萬者），再加上各時期非常的費用，耗於以上事故的必逾2億。亞當·斯密是和平主義者、反戰派，他不能出面講戰爭對積集資本之貢獻。相反的，他傷歎著這樣一筆國家之大財富用於不事生產的事業、豢養不事生產的人手，要是全部投資于建設，其裨益何堪計料。

　　但是像亞當·斯密這樣一個精明又見聞廣博的作家當然知道，英國除接受荷蘭之投資外，以上債務大部在國內招募。戰事多在海外舉行，英國又屢次獲勝。克拉克根據當日一般情形說：「戰爭成為國家的一種產業。」當初對經濟的刺激起於戰爭，其效果則見於平時，以後維持一種新型的海陸軍，舉凡被服糧秣之供應、船艦之配備、軍火之製造，無不對國民經濟有積極的效用。即大火後之倫敦，其興建情形亦是如此。國家既要付公債之利息，只有擴大稅收，於是增加生產，又將付稅人收入之一部轉交於政府債權人手中。財富分配不公平，資金之大規模積聚則有目共睹。

　　一位現代經濟史學家針對當日情形寫出：「龐大安全而新型的投資門徑，支持了城市中多擁地產而生活裕如的中產階級。」亞當·斯密自己縷列以上的動亂，也接著說，他的時代與復辟及光榮革命時相比，英國用於繼續開發土地支持勞工之資本必已大為增加。他說：「在政府榨取的過程中，很多個人以私人節儉和優良的行為掙聚。他們普遍的、繼續而無間斷的增進自己的地位，使這聚積資本成為可能。」

　　亞當·斯密是否有意替當日的資本家關說，置投機及戰時發財的種種門徑於一邊而只說其節儉之美德，值得注意。經過他的圓通，英國自光榮革命以來之積存資金成為既成事實，作者已經將當日之英國經濟體制（我們之稱為資本主義者），從以上所說之循環式改而說成一種螺旋式。亦即工資不復與人口糾結，永遠的在「吃不飽又餓不死」的程度上下兜圈子，而是環境能打破，資金能聚積，工資能增高，一般生活程度也能改進——只要讓私人資本為主宰。

　　印度孟加拉的經濟與中國的國民經濟之成為滯留狀態者，也是因為缺乏新生的購買力，其整個社會的雇傭（employment）有限制。一方面固然缺乏資本來增加生產或提高生產，一方面也缺乏市場。英國既有政府及出口商購買各種物資，也因為經濟繁榮，增加了社會內部的購買力。亞當·斯密寫著：「不到多少時間，富人的房屋、家具和衣飾，低層及中等階級也派上用場。當高級人士對這套東西發生厭倦的時候，他們就買得起。當有錢的人全部在如此花費的心情狀態之中時，遷就全民的辦法就有了增進。」亞當·斯密一生提倡節儉，在這一段卻特別提出支持生產的消費與自私卑劣的浪費不同。

　　生活程度增進的時候，工資之增高最為顯著，在荷蘭如此，在英國也如此。亞當·斯密寫道：「僕人、勞工（包括農夫）和工人占著任何龐大政治社會之最大部分。對這大部分的境遇作任何增進，不可能對全體反為不便。沒有一個社會可能繁榮而快樂，要是其中最大部分的人尚淒慘貧困。」在這些方面亞當·斯密可視為資本主義之生理家。這需要大部分人得到最大快樂之說旨，也是不久之後邊沁（Jeremy Bentham）學說的要義。

　　當國富增高，即國民總收入及存貨增多的時候，利息必降低。英國從亨利八世到17世紀初年，利息由超過10％降至5％。荷蘭的政府能以2％的利息舉債，高級人士信用卓著的付3％的利息。法國企圖以政府的命令強迫將利息降低，並無功效，只有使金融市場更混亂。中國則一般利息為12％。利潤經常與利息同進退。但是富強的國家，工資高而利潤低仍能與落後的國家競爭。只要本錢大，利潤雖低，仍能與本錢小而利潤高的競爭，並且其成長也較快。勤奮之個人如此，國家亦複如此。

　　斯氏沒有直接講明此中原因，但是說到資本使用的展開時，其中列有四個步驟，此即掌握原料、製造、交通和零售業。這樣看來，經濟之擴張不僅在上端活躍，也要透入下端。因之利息與利潤俱低，並不是遲滯於一個本小利微的局面，而是以前不能做的生意現在都能做，如此全國的經濟因素構成一個大單元。

　　亞當·斯密的《原富》集25年教學及研究工作寫成，當中涉及各國社會政治經濟情形，千頭萬緒極不容易概述。有些學者因他旅行法國，與所謂「重農主義者」（physiocrats）接近，稱他受後者影響。重農主義者認為經濟之發展有其自然之法則，不應牽強干涉，而只有農業才能產生富裕。亞當·斯密雖大致有這樣的趨向，但是他沒有傾倒於任何一方面的表現。他說明某一個國家根據「自然的程序」，總是先將資本用在農業，次以用在製造，再次之用在對外貿易。可是，他亦說到在現代歐洲有些國家已將這程序完全改變。海外貿易引進了優良的製造，因為工商業的發展，農業也隨著增進。他又說，每一個國家可以用「農業的系統」或「商業的系統」去增進人民財富，後者為現代化的系統。

　　亞當·斯密根據洛克的說法，認為地租之由來，無非地主已投資增進土地之生產力，所以他在投資成果上收利息。這樣他已經替李嘉圖（DavidRicardo）之地租說奠定了基礎。可是他也說付地租是對一種「專利權」所付的使用價格。如果由專利而向使用者索取地租，則無須根據任何標準，只要佃農願意承當，則最高的地租，只要靠市場近，農產品能就近賣出，也會被接受。亞當·斯密類此自相矛盾之處也常為人指責。

　　總而言之，亞當·斯密出入於社會科學及人本主義（humanism）之間。他從長遠的眼光看，這種顧慮屬經濟的範疇。譬如他講到增加工資的好處：「充裕之給養增加了勞工的體力，給他以能夠增進自己的地位之希望，使他知道一日終結，他會享到豐富和安適，［這些條件〕鼓勵著他把他的精力用到最大限度。」。日後在反對資本主義的作家，尤其在帶有教條主義的作家看來，這種態度只是替資本家盤算。

　　熊彼德說亞當·斯密注重實際，將各種不同的數字與因素一併考慮，對以後作為抽象的理論奠立了基礎。在我們看來，亞當·斯密並沒有奠定資本主義理論之基礎，這項工作已由霍布斯及洛克完成。他倒是給後人留下一個詳盡的報道，使我們知道18世紀後期經濟體系之被稱為資本主義者的運轉方式。因為他的樂觀，《原富》說各種不同的私利觀終能融合，無疑替資本主義產生了新的希望，培植了新的信心。

　　但是他的書完成時，美國的獨立戰爭尚未爆發，產業革命剛才開始，荷蘭與英國的發育成長確是史無前例，這些客觀條件，可以當作他的樂觀側面之陪襯。曾幾何時，法國大革命爆發，其走極端和拿破崙戰爭帶來的擾亂，再加以產業革命所發生的社會問題，使各人對世界局勢的看法滲入了陰沉的暗影，所謂自由主義的思想家雖然仍承襲亞當·斯密，有些對經濟方面的理論，態度已趨悲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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