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第四章英國(10)

第四章英國(10)

　　至詹姆士一世出賣國王所領的土地時，尚有賬簿上之田土在實際地方找不到，總佃戶（tenants in chief）不知何往。此外尚有提議的買價為100年租金（可見得租金之低）的情事，也有讓副本產業持有人以7年租金買下，而後者仍不願承受的情事。這些情形可算特殊，但是社會下層既有此種種現象，其上層無法以數目字管理，當為不爭之事實。

　　內戰當然也不是一種公平而合理的處置。首先議會查封勤王人士之資產，其次要他們自己出首接受罰款，罰款為土地1／6到1／2或2／3的價格，實際則又有各種折算辦法，所以有不少業主只付了一年或兩年的租金，即可以銷案作數。也有土地確被沒收拍賣而業主自行買回之事。而事實仍不如是單純。戰時稅率特高，房地產經過破壞，田園也缺乏整頓。還有些佃戶趁著業主不在，自行圈地，使以後的產業無從查考。總之，有了各樣變態，即專家也說無從將其中詳情清查出來作有系統的研究。

　　可是仔細的分析困難，初步的觀察仍是可能。整個17世紀的演化，無從產生個別的公平合理，而在技術的角度上來看，則有將土地佔有正規化和系統化的趨勢。即在內戰爆發之前夕，有心計的地主已將手中的產業收束整備。以上所說封押、罰款、沒收、拍賣、還贖諸程序，加以地主率領佃農在戰場上使用武力，只利於強者，不利於弱者。利於在現地經營之地主，而不利於離鄉背井之地主。利於資源豐富，有現款周轉，能與金融界人士交往，能賒借之地主；而不利於手頭拮据，孤立無援之地主。於是各項安排等於將土地所有權加以一種約束。過去很多支離破碎的所有權和含糊曖昧的主佃關係，雖不能一掃而光，也已有相當的改進。一般莊園的數目減少，每一單位的面積增多，所轄田地結構較前緻密。副本產業並沒有全部肅清，但也已顯著減少。查理二世復辟時，副本產業引起的爭執已不再是重要問題。

　　我們只能想像這些穡夫之子孫，少數運氣好的，因為不同的機緣，變成了自由產業人，也就是實際的業主。多數的則成租賃的佃戶，還有些則被擠出農業之外，茲後成為城市之勞動階級。陶尼說內戰是一座大熔爐（melting pot），「地歸業主，以扣仗的方式執行要比法庭告狀便宜得多」（for eclosure was cheaper by war than by litigation）。他又說及內戰前後各種宗教上的衝突，實有各種非人身的原因，總之就是將農業組織商業化。這種種說法，無非解釋從技術的角度（所以非人身關係）來看，以上各種因素匯合而成時代之一大潮流，無可阻擋。內戰既為一大熔爐，則經過重整的私人財產權，必較前堅韌。照商業的方式處理，也就符合實際，能夠廣泛的公平交換。過去以宗教的名義衝突，不外各人堅持己見，動輒引用道德上最高的與最後的觀念，拒絕調解與妥協。戰後則經濟的結構商業化，既能引用數目字管理，也用不著再以一種抽象的觀念去支持各項爭執。

　　1760年查理二世復辟時，已經正式放棄土地領主應有的騎士服務，土地領有的規律化也使土地稅合理化。可是當時並無人能瞭解。光榮革命之後的1692年，新頒佈的土地稅以全國均一的稅率徵收，也不用包稅人（tax farmers），收入即逾200萬鎊，解入國庫，為前所未有的情形。翌年則有皇家礦產法案（Mines Royal Act of 1693）之公佈。過去，民間礦產內發現之金銀歸屬國王。其實貴重金屬發現的情形不多，只是有了這種規定之牽制，地產交易即受限制。此法案通過，皇室放棄前述權利。於是礦業大興，英國礦產開拓公司（Mines Adventurers of England）在短時間內募足資本125000鎊，在當日是一個很大的企業，也刺激其他工商業的全面增長。

　　有了土地佔有之合理化和圈地之繼續推行，內地的交通才能展開。關於17世紀英國道路修築的情形，迄今尚缺乏可靠記錄，其零星的記述也無法綜合。原因是始終沒有一個管理全國公路的組織。迄至都鐸王朝，英國的內陸交通仍承襲羅馬時代的系統。有局部的增添，沒有全盤的改進。遲至1555年才有全國各教區負責維持境內道路之規定。最初的一條付費公路（turnpike）修築於1663年，因當時劍橋的三個教區無力維持南北孔道之暢通，於是呈請議會向通行的車輛收費作為補助，不料此例一開，日後付費公路成為全國之規模，而在18世紀下期構成一個全國性的交通網。

　　光榮革命之後，各處公路已有增進，驛車與運貨馬車已將倫敦與各地區中心聯繫起來。再助之以內河航行與沿海交通之增進，報載價格之出現，農產品的市場因而整體化，並使農業技術之改進及產品專業化成為可能。18世紀，英國大量向外輸出穀物，農業和商業間的距離縮短，更加強了全國經濟一元化的趨向。

　　與道路交通密切相關的是郵政的展開。英國在亨利八世時已經有一個初具胚胎的郵政組織。此後到1657年克倫威爾任命第一位郵務總長，而有了全國性的郵政，並且開始與海外大城市經常通郵。復辟之後，郵信用途大增。1661年夏天的兩個星期之內，英國從荷蘭收到的信件各為1435封和1545封。到1681年，一便士一封的信件成為常規。到17世紀末，任何城市都有一星期三次的郵信投遞。東部和西南部則每日投遞。

　　前面已經說過，英國的習慣法，是中世紀的遺物，內中有很多程序不適於新時代與商業發展。例如典當時其產業即交貸方（mortgagee）保管，沒有贖當時借方權利（equity of red emption）的處置，對動產缺乏律定遺傳的次序（entail）規定，違約時之處罪限於定約人實際之損失，其失誤之機緣不能算數，況且尚有一個極長的等待期間，動輒7年，保險與破產當然都談不上。

　　在以上紛亂的時代，全靠皇廷大臣的法庭（Court of Chan-cery）以平衡法判斷了一些案件，打破了當中一些僵局。到1660年查理二世復辟之後，這法庭更加緊工作，更有以平衡的原則補救習慣法之不足的趨勢。此時牽入的案件涉及典當時死當時借方之權利、女子財產權之保障、破產、合同、股份和船舶所有的支配，以及欺詐內涉及「過分的施用誘導力」（undueinflu-ence）的原則。而且引用的原則積少成多。當初平衡法之有彈性，純在其不顧成例，至此，所判的案件也自創成例，於是平衡法與習慣法對流。

　　1689年光榮革命成功，賀爾特（Sir John Holt）任高等法庭首席法官。他上承柯克（Edward Coke），下為曼斯菲（William Murray Mansfield）鋪路，是英國司法史裡有名的人物之一。他反對奴隸制度，支持光榮革命的精神，在法律上則看清了習慣法不適於現代商業，於是規定今後高等法庭（King'sBench仍是習慣法庭）受理與商人有關的案子概依商業習慣處理。此中值得注意的是社會上必有相似的變化，否則他這種改革即不遭激烈的反對，也不見得行得通。

　　光榮革命前後，政治制度已改革，不以立法和行政作主宰，而以司法為主。克拉克爵士綜合前後情形，曾作下面的一段觀察：

　　司法衙門和法庭不斷的工作，除了幾個月之外，用法庭的裁判去樹立法規的情形總是在進展之中。相反的，法律改革的呼聲雖高，但是危機一發生，縱在最革命的關頭，有關土地(的買賣典當佔用等）及商業合同各事，卻連一樁立法也未完成。

　　立法和行政總不免「通令」的格式，有立即強迫下面照上級命令辦事的意味。資本主義牽涉裡，凡私人財產權的，務必在真人實事之間批判明白。所以司法權為更有效的評判工具。審判案件雖只對一人一事著眼，其成例積少成多，也能創造制度。

　　威廉與瑪麗雖有承繼斯圖亞特王朝之資格，他們被邀來英國，還是要經過一個選舉的程序。君權既非神授而實由於民授，則國王之權利與義務勢必需要新的調整。

　　過去英國國王以人身對財政負責，公私不分。王后之嫁妝，當作國庫收入，國王之情婦，也由公款開銷。一到支費短絀，王室即典賣珍寶，或借債不還，有如查理一世提用商人存于鑄錢局待鑄的金銀，查理二世停付借款的利息，甚至克倫威爾也要向東印度公司強迫借款。這種種作風，使朝代國家的本質無法革新。私人財產權之沒有保障，尤其是爭論之淵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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