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第四章英國(7)

第四章英國(7)

　　如果這種說法過於抽象和空洞，我們不妨在相反方向找出一兩個例子，作為較實際的證據。勞德任大主教時，約克大主教曾寫信給他：「我發現各處的牧師都在砍伐、更變、修正、節略和增添。」有些荷蘭員工受雇在劍橋以北的沼澤地（the fens）做排水的工作。大主教看到這些工人用他們習用的儀式做禮拜，立刻命令他們參加附近的英格蘭教會。在這新舊交替之際所謂宗教儀式，代表著不同的社會習慣，也代表著不同的人生觀。英格蘭教會更怕變更，自己也拒絕對新時代作調整。又根據可靠的來源，克倫威爾於1647年和查理談判的時候，他曾說出要是荷蘭的政治體系能移植於英國，英國人民必蒙其惠。

　　這種話裡表示他念念不忘良心自由，而非關懷一種抽象和空洞的觀念。尤其與英格蘭教會大主教之態度相比，克倫威爾的信仰是他思想的主宰。它既可滲透到政治裡，也可以貫穿到商業政策和經濟生活中。他和其他的清教徒一樣，都以為自己的積極性格概系神賜。在同時代一切都在轉變之際，這種信仰也可以發揮於其他的地方。韋伯（Max Weber）說出清教徒之成為資本家，他們不復以賺錢為壞事，而認為是好事。積蓄財富不復受傳統道德觀念束縛，也不按現今的生活程度適可而止，因為賺錢已成為目的，而不是達到其他目的的一種手段。如此看來，克倫威爾雖沒有出面推行資本主義，資本主義卻在他的領導下發育成長，而不在國王及勞德大主教領導下一成不變的環境裡發育成長。

　　現在再追敘1648年的事蹟。第二次內戰較前次單純得多。當時國王還被拘禁，雖說議會派、蘇格蘭人和過去的保皇黨聯合與圓頭黨對敵，但他們沒有統一的軍隊，起事時也只像沒有協定的反叛，此觸彼發。新模範軍不費氣力就將他們一一削平。只有蘇格蘭軍隊，曾與敵軍進行戰鬥。可是蘇軍的行軍狀態，隊伍前後缺乏聯繫，就給克倫威爾打得落花流水，整個二次內戰前後未逾半年，圓頭黨戰無不勝。戰局一結束，克倫威爾等人即以「流不應流之血」的罪名，清算國王和議會。

　　整肅議會很容易執行。長期議會的下議院此時大概還有200名議員。圓頭党軍人派兵站駐門口，屬長老會的議員約140人不許入內，只剩下50到60個議員，史稱「尾間議會」（Rump Parliament）。他們任命了一個150人的特別法庭審問查理一世。國王不承認他們有此權力，並且認為自己所代表的不僅是本身，也是全國臣民和他們的自由。但是法庭由過激派為首，仍判他死刑。

　　直到最後仍有很多陪審官不願在「死刑執行書」（deathwarrant）上簽名，克倫威爾威脅之後，才有59人在行刑書上簽名。將國王處死是極不得民心的行動，只是這時以武力為主，反對克倫威爾的力量又都被鎮壓，英國的公民國家，自此開始。但是曇花一現，1660年查理二世復辟之後（稱當年為查理二世之第11年）克倫威爾被剖棺割屍示眾，斯圖亞特王朝否定公民國家和護國的合法性。

　　內戰前後，英國完成了無數政治文獻，有的由議會提出，有些由新模範軍的軍人提出，有的似臨時約法，有時又像議和的條件，內中有限制主教的權力、國王頒佈重要任免時議會的同意權。有些文件還提及王室子弟的教育問題。總而言之，都有成文憲法的意義。為什麼當中沒有一件為眾所公信？為什麼當中沒有一件行得通？我們不禁要問：為什麼以英國人的公平守法，竟沒有人能提出一個周詳的折衷方案，為眾人遵循？

　　這問題似乎可在中國民國初年的無政府形態中找到一個類似的解答：中國軍閥時代，也有很多人發出無數通電和宣言，也前後寫過不少約法和憲法，而這中間最大的問題，則是撰寫者以一種理想的境界為標準，沒有認清自己的立場，也就忽略了這時候政府本身是一個社會上的遊體（foreign body）。所以問題的癥結不在權力如何分配或執權者應受何種監視，而是在上層的理念如何有效的傳達於下層。此時除非社會整個改組，否則財政與稅收無法合理化，表面上的公平守信並沒有實際上的意義。英國之在17世紀，也和中國在20世紀一樣，正由一個舊式農業體制轉入一個新式的商業體制。除非農村裡最基層的結構也能適應商業管理之法制，否則實在無法可遵循，也非單指責執法人員不守法就能解決問題。

　　克倫威爾在1658年9月去世之前，擔任英國之獨裁者達9年餘，最後5年稱「護國公」（Lord Protector）。擁戴他的軍人也讓他自立繼承人，他以自己的兒子理察（Richard）為第二個亦即最後一個護國公。英國有史以來為共和國的時間一共只有11年。其中為護國之5年，實際為變相之君主制。

　　克倫威爾取得政權之後，找不到一個適當的憲法基礎。「尾間議會」不合作，他親自率兵去解散議會，他自己召集的議會，也發生查理一世同樣的困難。他取消上議院，後來又重新組織了一個上院。克倫威爾也重頒爵祿，很多受封榮銜的人是他的親戚家人，部曲徒從。護國實質上是軍事統治。全國劃為11個軍區，每個軍區派一位少將監理，綜攬境內治安收稅以及監督民間日常生活之事。均平主義者為提倡全民平等，到處散發傳單，克倫威爾將他們逮捕入獄。克倫威爾是有為人詬病處。他的兒子理察未曾建軍功，更缺乏威望和駕馭將領的能力，繼任為護國公後才8個月就被迫辭職。護國群龍無首，給斯圖亞特王朝復辟的機會。查理一世的長子查理二世流亡海外多年，終被央請回國，恢復大統。

　　可是如前所敘，強調個人之賢愚不肖，很難將這段歷史解釋得合理。驟看起來，英國之共和和護國在歷史上都沒有存在的必要。克倫威爾之良心自由，普及于教友會和猶太人，卻不及於英格蘭教會及天主教徒，看來也是不合理。可是歷史家平心靜氣的考慮，則又覺得後者之沒有列入一視同仁之內，只因為在獨立派看來他們自己堅持為國教或唯一之真理，蔑視其他人為邪教，自己起先就不贊成一視同仁。有了克倫威爾的宗教政策，再加上他的軍事統制，17世紀的英國才能自一個中世紀的國家，凡事概以抽象的教條主義統治之方式，進入對真人實事負責之形態。歷史家無法替護國公或篡位者克倫威爾一一解說，況且他之所行，不一定是他之所知（所以他動稱天命）。

　　只是在研究資本主義在17世紀英國展開的程序上講，以陸軍少將代替主教和大主教，唯物主義的氣氛濃厚，即算軍事統治不符人望，也沒有產生反動的效果，仍不失為一種大膽的嘗試。克倫威爾專政時期，有將一個新興現代國家的侵略性格向外發揚到極端的形勢。這9年之間，英國幾乎無時不在征戰之中。克倫威爾自己帶兵討伐愛爾蘭和蘇格蘭。海軍則因搜查荷蘭的船隻與荷蘭交戰，又攻佔西班牙在西印度群島的殖民地，另外複與瑞典、法國和葡萄牙作戰，每次都以簽訂有利之條約才作罷。1651年的航海法案（NavigationAct）規定英國的對外貿易貨物必用英國或對方的船舶載運之原則，不許第三國之商船從中謀利，也是與荷蘭交戰的原因之一。在共和與護國將英國海軍的地位推到極峰。

　　讀者必須注意馬克思、恩格斯、宋巴特和陶尼都視遠洋貿易為推進資本主義的條件之一（馬、恩稱「資本家時代」[capitalist era]）。在初期聚集資本的時候，商業資本必較工業資本為優先。而迄至克倫威爾時代，英國仍是一個農重于商的國家，這些條件奠定了克倫威爾在劃時代的轉變中創造突破環境（break through）的功績，也使日後英國的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結合在一起。克倫威爾與荷蘭作戰時，他仍以上帝之使命作他行動和思想的根據，而有意將兩國合併為一。

　　從表面上看，1660年查理二世之復辟，是對清教徒革命的一種反動。斯圖亞特王朝既恢復它的政治威權，英格蘭教會也重新掌握了宗教上的獨一地位。可是實際上的發展並未如此順利。查理二世恢復的不是伊莉莎白式的王位，而是立憲君主制的王位，並且對教會也「不能完全革除清教運動的潛在意識」。查理二世在位的25年，也可以視作一段「司法改革」的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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