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第四章英國(4)

第四章英國(4)

　　以後這教會組織問題由三種派系交互作主：（一）主教團（episcopacy）保持現制，承襲羅馬傳統，舊主教傳位於新主教一脈相承，主教對國王負責，有如詹姆士之期望。（二）長老會（presbytery）採取加爾文派組織，教堂由長老及執事等構成，各人由信民推舉，也仍有全國機構，卻不受國王干涉。（三）獨立派（independents，日後發展為公理會[Congregationalists]）將命定論之作風更推進一步，各教堂主持人由各地信民推舉，不設全國組織，各地都有獨立的小教堂。克倫威爾即為此派，其軍隊將士以此派為多。

　　清教徒不限於以上各派。獨立派固為其中堅，即較溫和之英格蘭教會僧侶，不堅持取消主教團，只運動在其他方面求改革，仍是清教徒的一支。此外教友會（Ouakers）、浸禮派（Baptists）等各宗派更是清教徒。

　　總而言之，清教運動開始于伊莉莎白時代，又傳入美洲，至17世紀內戰時達到最高峰。他們大體相信命定論，但清教徒卻不能以神學而成為一個獨特的集團，他們注重淨化教堂，革除各種偽飾，不相信聖餐可能產生奇跡，儘量保存聖經上所述的體制，也嚴格禁止星期天內的娛樂（詹姆士倒在此時提倡信民在行禮拜之後，應使他們以各種競技自娛）。

　　以上各種經驗均為中國歷史所缺乏。今日我們批閱其記錄，在某些方面不免說其小題大做。舉一個反面的例子：一般西洋人士讀中國歷史，也驚訝于明朝嘉靖帝之「大禮儀」。嘉靖不稱弘治為「皇考」而稱之為「皇伯考」，引起群臣力爭，翰林院官員前往請願時尚說「國家養士之用端在今日」，以致百多人被廷杖，十餘人死於非命。這件事雖未如清教運動之長期抗攘，卻也爭論了好幾年，在外人眼裡，也是小題大做。其原因則是宗教包括了各種最高的價值和最後的觀點，這些因素無法分割，也無分大小，總之就是不能妥協。

　　克倫威爾早先並不同意內戰起於宗教問題的說法，以後才逐漸接受。從這裡我們也可以想見17世紀英國的宗教是一個牽涉廣泛而又不可捉摸之事物。倘非如此，一位主要的領導人決不會輕率的加入戰鬥，更不會在幾年之後，還要由旁人告訴他其動作之真意義。此時另一個說法是，「任何物品一經黴爛，總因主教之腳牽扯在內」。可是有正則有反，如果宗教的範圍廣，也可以說當日人文因素單純，所以稍微調整安排就牽涉上一個宗教問題。清教徒的作為雖多，不外保持他們自己與神之直接聯繫。所以他們始終反對國王和主教插足其間，也不容任何人將雕刻物、美術品替代稱數，如果此時他們反應激烈，則是因為過去假借威權，各種贊拜之儀節早已歪曲濫用。

　　在這情形之下，可以預見日後的發展：即清教運動對詹姆士一世的君權神授說一再駁斥，所以內戰尚未爆發之前，英王已處於被動的地位，甚至在精神動員的成算上已經未戰先敗。

　　外交關係也與宗教問題牽連在一起。

　　17世紀西歐三個主要國家——荷蘭、法國和西班牙——彼此之間長期處於敵對和作戰之氣氛下。英國此時和他們的交往，更處於一個奇特的境域之內，任何時間都要找上一個或兩個為敵國，也可以隨時攀為盟友。此中主要的原因，還是由於王朝國家的習俗不合時宜，而民族國家之組織又未就緒。王朝國家的辦法是各王室之間約為婚姻，其間經濟的援助以嫁妝方式承辦，糾紛也以家事方式調解，親戚間的關係代替同盟，亦可在國際場合中影響第三者。而民族國家的外交，以國家之利害為前提，以金錢與武力為後盾，使節及間諜的活動頻繁，全民參加，用費至多。斯圖亞特王朝與議會衝突之日，雖未明言，國王可以說議會責成他辦事，卻又吝于付費。議會亦可言說王室以國事為家事，在國際場合中的措施動違眾意，反要百姓出錢。

　　17世紀很多英國人不僅怕國王堅持由英格蘭教會派設主教的體制，還怕恢復天主教。16世紀末期，天主教人士發動了不少改革，曾替羅馬教廷收復不少失地，在歷史中稱為「反宗教改革」（Counter Re formation）。英王在此時提倡君權神授，有將英國重新歸納於天主教羽翼下的趨向。根據過去的經驗，這種運動如果成功，很多人的身家性命資財都將受影響，因此17世紀謠言紛起。而英王詹姆士停止對西班牙的戰事，為查理向西班牙王室徵婚未能成功，又替查理娶了一位法國公主，都是不孚眾望、引起懷疑的行動。他的德國女婿以新教徒身份被推戴為波希米亞國王，雖有瑞典和荷蘭精神上的支持，卻敵不過神聖羅馬帝國實力干涉，導致三十年戰爭。但英王詹姆士並未出兵救援。英國與荷蘭的關係則更為特殊。雖然彼此都屬新教，但在漁業和航海業以及海外殖民地的經營上卻是敵手，終17世紀，英國也與荷蘭大戰了三次。在這情形之下，任何主持國政的都難免遭遇尷尬的局面，而斯圖亞特王朝之不得人望，使這種局面更加惡化。

　　查理在1625年繼位，聲望更為低下，他雖與法國聯姻，卻因支持西格諾派（Huguenots，法國的新教徒），在法國兩方都不能討好，使其聯法抗西的政策無法實行，只好於1630年結束對西班牙的戰爭。當時議會裡的反對派，也算是清教宗，很多人在西印度群島投有重資，西班牙軍隊在此登陸，等於打擊了他們苦心經營的成果。他們在查理不召集議會的11年間，經常借公司營業會商的機會討論政治，於是又把各人在商業上的損失與國王迫害清教徒的事實連成一氣。

　　這幾十年英國為向大陸進軍，在各地強迫徵調兵員，而其衣服糧秣未備，政府又長期欠餉，以致作戰時缺乏紀律，有時將士抗命，在國內又駐紮於民間，百般騷擾，與中國軍閥時代的情形有很多相似之處。

　　如果與蘇格蘭及愛爾蘭之間的問題可以算作外交，則英國的內戰也可以說是終因外交上的問題而發難。詹姆士一世在位22年，他和議會的衝突已經快要決裂。查理一世又因為議會不合作，一味評議他的政策，而於1629年解散議會，之後11年間未召集議會。他用罰款方式，向各人單獨的「勸捐」及收取「造船費」等等辦法搜集經費。這些辦法雖犯眾論，但只要他不借議會之助而能應付財政上的需求，大家痛恨他卻又無可奈何。最後這種局面則為蘇格蘭的問題所打破。

　　查理受大主教勞德（WillamLand）主使，對蘇格蘭教會加緊管制。因為國王既相信君權神授，「作之君，作之師」，而且兼為兩國之國王，不能在兩國作法不同。可是蘇格蘭教會向來以長老會的形式存在，詹姆士雖派有主教，也未變更其實質。查理的改革則牽動了很多儀式及組織，也間接妨礙了不少蘇格蘭地主的利益。這種行動所引起的反抗，演成一種簽「誓約」（Covenant）的運動，參加的人立誓保全蘇格蘭教會及長老會的組織，一時如火燎原。查理派兵討伐，反被蘇格蘭軍隊打入英格蘭境內。蘇格蘭人對國王的要求為每日軍費850鎊，直到這「主教戰爭」（bishop's War）獲得解決之日為止。因此查理在1640年召集兩次議會。

　　5月初的議會稱短期議會（Short Parliament）。國王原來希望議會為他籌餉，批准戰費，但事與願違，議會反攻擊查理對國事的措施，所以查理將之解散。11月再召集之議會，則稱長期議會（Long Parliament）。因為蘇格蘭的問題未能解決，國王只能再度召開議會。長期議會經過不少波折，可是概言之即是日後與國王對立發生內戰、弑君，被克倫威爾整肅解散，卻又在1660年再度召開，宣告本身應當解散，而召集下一屆（復辟議會）之議會，前後經過20年。

　　就在長期議會召集之次年，即1641年，愛爾蘭發生變亂，查理一世準備征討。1642年議會通過「民兵法案」（MilitiaOrdi－nance），軍事權完全掌握在國王手中。於是查理北行，在諾丁漢（Nottingham）成立行營，內戰由此展開。

　　英國內戰前夕，各種事蹟穿插曲折，牽涉的人物，脾氣性格複雜，容易引起讀者猜想，是否事實之展開一定要如歷史所決定之程序。其中也好像千頭萬緒，稍微安排之不同，即可以使以後之結果發生至大之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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