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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威尼斯(9)


  這後面幾項措施在12世紀以來即成為「間接保險」的工具。如此商人、船主、銀行家和保險家都能預先計算損失,對於借錢與貸款,既能衡量自己的能力,也能估計對方冒險的程度,於是經商成為一種有結構、能協定的活動。在這種情形之下信用才能展開,於是剩餘的資金此來彼往,互相活用。皮永恩說歐洲信用制度起先完全是西南歐羅曼司語言國家的功勞,看樣子也是在意大利構造成功之後,才傳到法國的香檳省。

  不僅是中國的作家,連很多西方學者,直到最近才能徹底體會到,商業大規模展開,所依賴的不是貨幣,而是信用。很多大宗商業之進出,不一定要貨幣親自登場。而最初信用之能遂行,有賴於以農起家的資本家和商人間的鴻溝逐漸消失,社會之間產生一種「架構上通貫的力量」(structural coherence)。這也就是我們所說的社會中之內在物資都能公平合理的交換,於是可以開始在數目字上管理。韋伯所說資本主義的經濟體系,必須是一種「能供計算的法治系統」(calculable legal system)。雖說這系統也可以通過立法的程序在紙面上產生,它到底要與社會體系符合,不能完全閉門造車。我們看到中世紀結束時英國尚且瞠乎其後的情形,也可以推想幾百年後,像中國這樣一個大陸型國家,要樹立一個類似的體系之艱難了。

  我們縱不能和其他城市比較,去衡量威尼斯對信用制度所作技術上貢獻之程度,其成為此間中流砥柱,應毋庸置疑。因為意大利的城市國家中沒有一個如威尼斯牽動如此多的商人,經營如此之久,而其組織設備如此之完善。威城被稱為「科學統計之出生地」。政府對稍重要商人的資本都加以調查,見於官方記錄。接受商業訴訟之法庭為curia di Petizion。即是外來的商人與本地人訂有合同,發生爭執,也可以提交此商業法庭判斷。律師由官方指派,但是當事人自雇律師的也各聽其便,所有賬簿和通訊都可以傳送到法庭核閱。威尼斯旅外的商人則享有治外法權。

  一個衡量威尼斯富裕的尺度,則是15世紀初年她的財政收入,已超過每年150萬金達卡(ducats,每達卡含純金3.55格蘭姆,近於1/8盎司)之數。以現代的價值計,約近于美金8500萬元。當時中國的人口,為威尼斯的500倍到1000倍之間。明朝人所謂「天下稅糧二千七百余石」,雖然無法折成今日的價格,也和150萬金達卡處於一個相類似的範疇之內。

  關於威尼斯之衰亡,歷史家至今還有各種不同的爭執。傳統的解釋是1453年土耳其攻陷君士坦丁堡,使基督徒在地中海東部失去了憑籍。1488年葡萄牙人又通航經過好望角,茲後截斷紅海間制肉香料的交通,使遠東的產品環繞非洲進入西歐。也有些歷史家認為這種過於簡化事實的說法都有毛病。地中海的貿易並沒有因這兩件事情而枯竭。葡萄牙人也沒有完全截斷紅海間的來往。16世紀末期,威尼斯的商業有一段迴光返照的局面,與埃及之間的貿易只有增加,沒有減退。中歐的礦產也增加生產,通過威尼斯去換取東南的物資。威城的銀行也替北歐及意大利各城市轉帳。威尼斯的商人更出現于很多前未履足的地方,如瑞典及波蘭。

  還有些人埋怨威尼斯不應當於1400年之後在大陸拓地,陸上的發展就是海上的撤退,顧西則不能顧東。還有作家認為亞德裡亞海岸的森林砍伐過度,影響以後威尼斯的造船業。也有人認為威尼斯不應當讓雇傭軍作戰。16世紀之後威尼斯的工業雖有片面的發展,其主權則在外國人手裡,威尼斯則因公債和軍費累積過多,文藝復興期間,大量資金用於建築,沒有在產業上投資。也還有人責備威尼斯不能遠瞻整個歐洲和整個世界改變的局面,沒有用她的力量作未來統一意大利的打算。

  這些情形都有所稱敘的理由,也代表見作歷史,必有個別的見解。但是我們今日在20世紀的末期,以長時間、遠距離的姿態,重新檢閱威城發展之經過,以考察資本主義的形成重心,則認為關於威尼斯的衰退很可以用地緣政治(geopolitics)的觀念解釋。威尼斯之效率高是由於內部和諧,其能如此,也是由於地方小,結構簡單,所以她用商業組織的方式將10多萬人的財產所有權(ownership)和雇傭(employment)結成一個羅網,將公私各部門一併籠罩,於是私人資本能繼續增積,政府也成為資本家的代言人和經理,在這種情形下,威尼斯完成資本主義制度。

  可是她的特殊優勢,用不著等到1500年,即在1400年前後,已發揮盡致。以後縱能擴展疆域,即使富庶的程度仍能在數目字上增進,又在文藝復興的時代裡有過實質上的貢獻,威尼斯的想像力、冒險精神和組織能力——這些因素,為有些學者稱為資本主義精神——都已經歷過最高峰時代的改變,是其衰落的主因。昔日人口少,商法即民法,海軍與商業艦隊不分,轉口的利潤超過製造,在新世界裡或不適用,或陷於不利。很多新興國家趕上時代,今昔之不同越加顯然。

  在十字軍東征時代,威尼斯成為東西之間的樞紐。可是在遠洋探險的時代,她即被東西的新興海上勢力所阻塞。縱使16世紀和17世紀間常仍有片面的繁榮,也還是由於其他海上國家有了特別的發展,暫時將紅海與直布羅陀間的一段事業擱置,並非長久的趨勢。很顯然的,1571年西歐天主教的聯合艦隊在勒潘托(Lepanto,希臘西部)打敗土耳其艦隊,威尼斯雖然參加,已不能採取領導的地位,她的船隻也分割配置於各分隊。這和幾個世紀之前稱霸地中海的情形,真不可同日而語。

  為什麼威尼斯不積極開拓遠洋,在科技上突破環境?16世紀的造船業又有了繼續的改進,勒潘托海戰已有火器出現(雖然戰事仍由白刃決定),威尼斯尚是發明戴眼鏡的地方和出版業的中心。如果這些條件與她的財富結合起來,發為一種積極的運動,威尼斯似乎應當能突破環境,繼續為西方文化的傑出城市,在文治和武功上站在歷史的前端。為什麼這樣的事情沒有發生?

  如此的問題永遠不會有一個為眾所公認的完美解答。只是提出類似的問題時,我們即逼近於地緣政治內對付同一問題,各地區必會呈現不同之效率或無效率(comparative efficiency or deficiency)的一個原則。這樣的事情沒有發生,並不是威尼斯必不能如此,而是其他國家以遠洋為近鄰,又有更多人力和資源,必定要較一個人口只10多萬,蹙居於堂奧裡的城市容易做得成功。威尼斯失去行動自由之後,她的保守性格愈為明顯。

  我們的目的,在研究資本主義之展開,在此可以看出威尼斯之衰亡並非前述三個技術上的條件逆轉,而是這座自由城市不能加速維持其所創造的一種運動。除此之外,我們與其絞盡腦汁去猜測何以沒有發生的事情竟沒有發生,不如節省精力,去觀測已經發生的事情在何種情況之下發生。所以我們敘述威尼斯的情形,就此結束。下面兩章介紹資本主義在荷蘭和英國展開的經過,當中也不乏這些國家打破現狀創造新局面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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