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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問題的重心(3)


  宋巴特總認為在資本主義之前,人類是比較純潔的,各人以自己為標準,去衡量外界的事物。一旦接受資本主義就本末顛倒,採取一種數量上的計算(quantitative calculation),所有精力用於算計如何獲得財物,「用武力、用魔術、用計謀、用新發明和用金錢去獲得財物」。可是另一方面,他也說及每一個歐洲的國家都有產生資本主義的能力,只有程度上的不同。自從羅馬帝國崩潰後,每一個國家都有兩種力量出現,一是對金子的貪婪,一是創設企業的精神,不久這兩種力量凝結一氣。可是宋巴特講資本主義的弱點,沒有時間的程序,也沒有空間的限制。甚至穿綢、吃糖、生活帶色情都可以歸咎於資本主義。

  唯心主義者有時將本人之愛憎當作善惡,更將這種標準施用到歷史中重大的事故上,結果可能相當危險。韋伯在《新教倫理》說到西方之特長時,已有種族主義(racism)的趨向(詳第五章)。可是他提及縱使個人相信生理及遺傳的關係,刻下的科學發展尚不容他作定論。宋巴特則將「英雄性格」與「貿易民族」等稱號,分派到不同的民族頭上去。他又提出一個「血緣資本主義」(germ-capitalism)的名目(詳第五章)。這也難怪宋巴特末年會參加希特勒的納粹運動。但這些枝節更使我們不得不在學理研究時存有戒心。

  說到這裡,我也要順帶提及一位也用宗教思想作線索去追究資本主義之形成的陶尼教授(R.H.Tawney)。不過他並不高度誇張意識形態,他將思想的成分與土地佔有、銀行業務之展開,相提並論,互為表裡。他又說:「中古時代的思想,以為一切價值都可以排列在一種有次序的層級上去,經濟事宜也包括在內,而其最上端則為宗教。」這樣一來,作者的態度比較客觀,本書也在不少的地方,尤以考慮到資本主義在英國展開的時候,多次參考著陶尼的論說。

  在陶蒲的三種學派分類中,凡不屬￿馬充思學派和德國唯心主義學派之作者,都有被歸納於第三派之可能。我們對這種說法,基本上是同意的。本書從技術的角度看歷史,也可算作陶蒲所謂的第三派之一。可是作者所謂自然經濟蛻變而為金融經濟,則解釋過於鬆懈,而且用於瞭解中國的情形,極易生誤解。原來中國近代經濟史內缺乏西方那種規模宏大結構健全的體制而足以稱為資本主義者。可是另一方面,在近代之前中國的商業組織及內河商業之範圍卻曾多次突出於西方;主要的原因乃系在西方封建制度(feudal system)之下,土地不得買賣,社會上的分工合作在極小圈範內根據成例施行,金錢之用處極為有限,而中國自先秦之後即無此歷史經驗。所以中國之商業長期在西方兩個極端(即封建制度下的極端封閉和資本主義下之極端展開)之間。

  如果說商業以遠距離之姿態行之,批發商能干預零售及製造即能算資本主義,則中國有許多這樣的例子,例如外放分工辦、法(Putting-outsystem)即曾在明末清初出現,可是這樣的發展沒有普及成一般現象,其間不上不下的情形只贏得一個「資本主義萌芽」的名目,因而局面更為尷尬。世界上竟有何種名花異卉,會「萌芽」達三四百年,還不曾開花結果?可見得兩方社會組織有根本不同之處,作者沒有將資本主義之定義規劃清楚,於是削足適履,產生一個非驢非馬之稱呼,此點下節將再論及之。

  由於對這樣一個極關重要的歷史階段缺乏實切的定義,故成為研究西方歷史的累贅。以布羅代爾教授為例:他的《世界文明與資本主義》(此書原名《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3年出版了中譯本——編注)有三巨冊,洋洋百萬多字,引證舉例之豐富可謂空前。只是其著書之宗旨,乃「撰寫一部一般的經濟史」,呈現其「品類、模型和規範」。在此前提之下,他將材料縱橫曲折容納於一爐。

  例如說及初期的證券市場則倫敦、阿姆斯特丹、巴黎一齊敘述,通過跨世紀的沿革,不僅交易所在的建築物和地圖了如指掌,而且喊賣股票的口語和零售咖啡童子的插嘴也記入書中。於是叢碎雜蕪,莫衷一是,可以供閒暇時翻閱,卻難能在研究資本主義時提出南針。毛病在什麼地方呢?但是所謂的資本主義者真有如馬克思及恩格斯所言,出現于一個「資本家的時代」(capitalist era),與封建社會相埒,當中無所不包,不能僅以「經濟史」名目概括之。今日我們首要知道的,是其組織形成的經過,注重其動態,而不在其已成定規後之品類及模型。

  當然布教授並不是不知道此事。他自己曾說:「實際上,每個根據舊式組織之社會一開貨幣之門,遲早必失去其需要之平衡,從沒有適當控制的力量中放出來。新的交換方式產生動搖的力量,是對少數人有利,而對其他人不利,每一個社會受此衝擊,都會出現『歷史性的』新頁。」他也說:「資本主義之成功端在它與國家互為一體,它本身即成為國家。」若是如此,則其不單僅為經濟史,更兼為軍事史、政治史、社會史和思想史。當中「翻出新頁」的情形,有過於新系統的規範。

  本書著稿之前,作者亦曾翻閱時下流行以資本主義為銜面之書籍20餘種。雖說開卷有益,總有啟發借用之處,但是對我們刻下應當注意的問題,關係卻不深。一般的通病,只對刻下資本主義的「好」「壞」提出意見,缺乏歷史之縱深。根據上述布羅代爾之意見,資本主義之展開既在各國產生劇烈變化,則研究資本主義之專書應當根據其衝突的情形分國論列。可是迄今這樣的書籍被吾人觸目者尚只一部,而其出版至今已60年。又布氏見解,我們無法認為不正確,但馬克思著作之整體也可以算是對布羅代爾教授提出之衝突的一種指責。如何才可以成為資本主義的生理家?除了以上韋伯在他書中偶然提及法制之重要外,其他重視法律與資本主義展開關係的專書,也只有一部而且敘述簡單,只有理論的大綱,缺乏事例之引證。

  所以在20世紀之末期,我們希望對資本主義作一個概略的回顧與前瞻。這個重要的工作,仍落我們自己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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