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第一章問題的重心(2)

第一章問題的重心(2)

　　陶蒲的三種學派

　　前劍橋大學講師陶蒲（Maurice Dobb）分析當代有關資本主義之論文，歸納為三派。一種注重生產關係之轉變。資本主義一行，生產者開始出賣勞動力，此後對製成品無法過問。這也就是馬克思學派。陶蒲自稱屬此掀。第二派著重資本主義的精神，亦即新時代的資本家將存積資本當作一種高尚的事業，並且賦予以虔誠的宗教性。還有一派則重視自然經濟蛻變為金融經濟的過程。資本主義之特徵，組織上本就預備對付遙遠的市場，於是批發商出資墊買商品，因之也干預著零售商及生產者的業務。

　　但在現有的著作中，沒有一派的理論可供我們全部觀摩借用。因為許多理論並不合於我們所處的時間及地點，對一般讀者說來，沉緬於這些理論可能始終不得要領，至少也是事倍功半。

　　例如陶蒲提及工業資本之形成時，承襲馬克思的說法，指出有兩種方式：一種是匠工擴大了本身行業的製造。他們階手胝足掙積了資本成為資本家，開始雇用勞工，創造新局面，通常是前進的。另一種方式則是將商業資本投入製造，壓制生產，使物以稀為貴，而大規模的賺錢。他們也不願意高度的分工合作，於是避免了大量的投資，總之就是反動。作者根據英國在16、17世紀間不同的行業，提出無數例證。但是在初期存積資本的過程中，工可以為商，商也可以為工。即算作者所舉例證全部確鑿，在數百年後的今日，前進的工匠與頑固反動的商人皆經過市場的測驗和時代的淘汰，有的歇業破產，有的臻榮日上。今日尚待開發的國家，百事待舉，亟需將廉價的勞工投入國際市場以便存積資本。資金的輾轉則已國際化，不借貸則眼看著旁人佔先，並使自己坐失機宜。

　　雖說任何國家都要儘量保護本身和勞動者的利益，可是現在已不是計量企業家的家庭環境背景和階級出身的時候了。對已開發的國家來說，刻下的問題早已逾越多個世紀以前的範疇。今天各大公司除需面對同業的競爭外，更需防備的是職業性的「公司突擊者」（corporation raiders）。他們靠遊說為資，先向銀行家和證券交易人取得「垃圾證券」（junk bonds），將若干大公司的股票成批買去，然後接收對方，裁道其經理人員，再將其經營的事業撤離合併，有的出賣，有的加強，只顧刻下的效率，忽視長期慘淡經營的需要。先進國家的工商業人士既要對付諸如此類的大問題，因為所牽涉的資金動輒十億、百億，被接收的公司的雇員也以萬計，使整個社會已無力去顧及初期存積資本時其成員的積極性與消極性了。就像一個商店今日之盈虧每年逾百萬，已無暇去考證幾十年前賬簿上一個小數點後面之數字是否確實可靠了。

　　韋伯（Max Weber）是第一個積極宣揚資本主義精神的學者。他的著作將新教倫理（protestant ethic）與現代資本主義並為一談。作者一方面提出路德提倡的上帝之召喚（calling，亦即天命，對每個人不同）與加爾文之命定論（predestination），一樣有個人主義的趨向，因為天主教徒過去崇信帶有集體性格之良心，經過宗教改革以後，已代之以匹夫匹婦個人為主義之良心。自此也不能全恃寺院修道作為獲救的階梯，各人之生計行業仍不能與信仰無關。路德尚只消極的以各盡所能乃系上天諦命。加爾文則鼓勵各信徒設想本身已被選拔獲救，於是事業上的成功乃系得到恩惠之象徵，因之更積極進取。另一方面韋伯也根據富蘭克林及英國非國教（non－comformist）牧師巴克斯特（Richard Baxter）的言行證實英美資本主義之興起與清教徒之間有密切關係。

　　中國讀者特別有興趣的則是韋伯在他的《宗教社會學論文集》裡有一卷專論中國不能產生資本主義的原因。他述及中國社會受儒家統治，只有父系的官僚組織，缺乏有法律保障的社會結構。下層的組織既靠父系權威（patriarchial authority）的氏族（sib）作主，科舉制度又將一切名利交付文人，使其他各種行業缺乏適當的誘導力量。道教則被中國社會看作一種魔術，它本身也逐漸減輕入世的行動。佛教在中國也同樣被排斥。韋伯指出佛教因對女人情緒有特別感召的力量，以致成為宮闈之中被重視之信條，經常有宦官為其贊助人，而缺乏領導社會之力量。

　　韋伯引用中國資料常有錯誤及誤解之處，可是整體來說，他這種比較式的觀察尚稱得體。他批評中國舊社會教條森嚴無法活用的地方，通常一針見血。但韋伯只是一個社會學家，其作品可視為文化人類學（cultural anthropology）的論文，一般心理上的分析細膩，很適合用為評議文藝和美術的根據，而用以解釋人類的某種經濟行為有如資本主義者，則不免流於用抽象的論斷來衡量具體的事物，當中的聯繫，只在或有或無之間，讀者縱無從駁斥其非，卻也很難完全相信。

　　十六七世紀以荷蘭及英國為首的西歐國家，趁著宗教改革之發難，將封建制度的殘餘社會力量一掃而光，代之以新社會的國家組織與經濟體系。這種組織與體系，以「資本主義」稱之。其中又以加爾文教派為盛，並以其戰鬥力量與舊有力量周旋。所以歷史上提到「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必有其互相銜接之處。但是若以為兩者之間的聯繫即可概括全部除舊佈新的運動，或可以推測以後社會新組織的全貌，則不免過度將問題簡化。

　　資本主義首先出現于威尼斯時並無新教滲入。以後相繼推及於法國及比利時，這些國家至今皈依天主教。荷蘭獨立戰爭之領導者「威廉寡言」（William the Silent）原奉天主教，在革命過程中先入路德教派，後又改信加爾文派（詳第三章），所以到底是新教倫理發生了領導的力量？抑或它不過是革命戰爭中被利用而為一種工具？這種種問題，就使韋伯的理論發生了罅隙。

　　韋伯也體會到新教倫理不能憑空存在。資本主義能推行，法治的維持為首要工作，若無法治，則商業資本即無法預為籌謀，無從計算，亦即不能發生一個現代經濟的體系。可是作者亦以為現代商業法律也是由新教思想體系孕育而成，則不免張冠李戴。事實上現代商法雖可以追溯到羅馬法的根源上，但主要的仍是在中世紀經由意大利的自由城市實用而產生。要等到西歐各國商業展開，法治基礎成熟，逐漸抄襲沿用。是故民法、商法和法治理論並不會因某種精神而產生，卻會因物質生活的推廣而增進。由此也可以看出韋伯等過度強調理想主義的弊病。

　　韋伯亦瞭解他自己的理論施用起來必有限度。他所謂的資本主義精神，基於新教倫理即使在金錢堆中仍有硬幹苦幹，頂天立地，道德昇華的觀感。在他看來只有如是才算合理（rational）。他也提到：「當然這種觀念不僅曾在資本主義之條件下存在。我們也可以在資本主義發生之前追溯到它的根源。我們更不能說現代資本主義企業中各個人包括企業家及勞工仍在自信的保持著這些倫理信條。今日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是一個龐大的宇宙，各個人出生於其中，它將許多不能更變的事物交付給他，他只能與之共存。當各個人牽涉到市場關係的時候，他只能就範於資本主義的條規。要是製造者長久違反著這些成例，他必在經濟生活之中被淘汰，有如工人不使自己遷就於這些成例，則必會失業而躑躅於街頭。」

　　這樣看來，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與作者所謂資本主義的精神全是兩回事，它們雖可以在某種條件下異途而同歸，卻不見得會共存亡。我們企圖以最經濟的眼光來瞭解資本主義在現代社會中展開的全貌時，若跟隨韋伯則很難找到適切的途徑，很可能因為他的唯心主義而被帶入歧途。

　　與韋伯同時而同出於德國唯心主義之門下者，有前述之宋巴特。韋伯認為資本主義的精神出自基督教的新教倫理，宋巴特則認為出自猶太教，與韋伯所述清教徒相軒輊。他說及猶太人在15世紀末葉被逐出西班牙後，于16世紀初來到荷蘭，憑著他們的資本及信用證據扶助資本主義的發展，並且通過安特衛普（Antwerp，今屬比利時）將這精神帶到英國。「可是猶太教自始至終沒有產生一種固窮的理想（poverty ide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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