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河青山紐約，紐約(16)

紐約，紐約(16)

　　內人是土生土長的美國人。獨子的英文名字傑佛遜，源于有「蒙地沙羅智者」（Sage of Monticello）之稱的傑佛遜總統和他的「生者之地」的信念（格爾在南方的親戚會聯想到傑佛遜·戴維斯Jefferson Davis，那也好）。他已經是全國榮譽學會的學校分會會員，是學校合唱團的副團長，還是學生與校長溝通委員會的委員之一。身高六英尺一英寸的他擔任大學足球校隊的守門員，也是管弦樂隊的隊員。聖派垂克節時，整個赫遜河中游地區的遊行隊伍會通過紐普茲村，學校的軍樂隊隊長問他是否可以當掌旗手之一。他說：「我要負責美國國旗。」隊長說：「可以！」在遊行當天，格爾和我站在街角，除了隱約的敬意以外，我平生第一次湧起對星條旗的衷心喜悅。

　　然而，在不顧顏面地輪番揭露自己的羞辱與驕傲，以及和志業相關的挫折與樂趣後，我必須要說，我們即將邁向21世紀，我卻無法肯定美國的前景。就某些方面而言，美國的未來甚至沒有中國明確。今天（1983年9月22日）《紐約時報》的頭版標題如下：

　　初步數據顯示
　　第三季GNP
　　成長7％
　　樂見趨緩
　　對復蘇過熱的擔心
　　已降溫——白宮表示
　　成長步調可望維持

　　這不是好消息嗎？但我開始想到，美國目前的經濟成長率已經接近飽和點。我用傑夫的晶體管計算器輕易算出以下的數字：

　　100×(1.07)10=196.71515……

　　也就是說，如果目前的成長率可以持續十年，或說是重複十年，屆時我們的國民生產毛額會加倍。我們如何尋找原料？我們出口的全球市場何在？廢料和污染已經造成許多湖泊和河川不堪使用，未來如何處理這些問題？強迫性消費只會產生更多差強人意的商品，同時讓許多有用的書無法出版，將來我們又該如何因應？這其中潛藏危機，只怕更甚于中國曾鼓勵人口增長政策的害處。分析師當然會告訴我們，目前生產和服務部門的比率勢將改變。有些人還預測，二十年後，高科技主宰一切，美國製造業勞工的比率將降為現在的三分之一。我們的社會準備好要面對無可避免的職業變動和失業嗎？我們的法律體系足以支撐井然有序的過渡期嗎？誰會購買我們的機器人？最重要的，如果這些問題全都獲得解答，我們如何維持下一輪的增長率呢？我們還有其他的替代方案嗎？

　　在許多天的晚上，我讀著悲觀的報道，上床時悶悶不樂。身為特殊類別的歷史學家，我知道大規模的僵局會導致暴動。在紐普茲，有一個適宜低收入家庭的新住宅方案，事實上，這些房子位於管理妥善的住宅區。有一天，我看到一個白膚金髮的小男孩，大約八九歲，從其中一間房子中走出來，旁邊是一個年齡相當的黑人小男孩，兩人手上都拿著球棒和棒球手套。這個景象令人感到心曠神怡。但當晚我又讀到關於世界局勢的喪氣報道，隨後想到這兩位男孩的命運，他們居然出現在我的噩夢中。不過，第二天早上的陽光卻大大振作我的士氣。我發現自己對兒子說：「傑夫，即使我們必須消除內燃機的文明，人類也可以生存。看看我們擁有的科學知識和實驗室設備吧。我們應該可以開發新能源。我想應該可以發掘金屬和化學物，讓物質重新循環使用。你們這一代應該至少可以維持我們目前的生活水準，或者活得更好——如果我們沒有把地球炸掉的話。」

　　我近來不太旅行。但我還在密西根當研究生時，我曾開車到華府，去國會圖書館找資料，然後再一路往西開到西岸，看我的弟弟一家人，之後再開回底特律。我也常常搭飛機來往紐約和曼菲斯，波士頓和普吉西之間的短程距離更是往返無數次。我記得城市和郊區呈巨大的棋盤圖案在眼前展開，燈火燦爛，鄉間有許多景致優美的住宅，附帶形狀各異的游泳池，黃昏時水光瀲灩。這是一個機敏又長於協調的國家和民族，我不相信他們會讓自己走向大災難和毀滅。

　　也許我們在學校教美國歷史時，應該採取不同公式和重點。我的經驗告訴我，許多美國人誤以為美國史開始於太平洋岸。也就是說，他們認為美國主義的威信是起源于物質的成功，因此而忘卻真正的美國精神。不久前，他們的祖先就是秉持著這種精神克服外在的艱辛，穿越一整個大陸的大湖、平原、草原、山脈和沙漠。如果開發技巧受重視的程度勝過真正的國民性，如果機巧的成果比機巧本身更被看重，幻想遲早會破滅。這樣的人忽略自己優勢的來源，只會經常仰賴運氣。

　　也許美國人應該多參與其他民族的生活。在我的經驗中，接觸可以消除偏見。從孩童時期起，我就被教導要恨英國人、日本人和俄國人，後來還或多或少要恨美國人。但有機會近距離觀察這些人時，我很能理解，我們如何讓爭論點發展出對外國公民的刻板印象，尤其是牽涉到驕傲和偏見的爭論點。我認為本書很有用，是因為本書是根據我正常工作外的許多客觀觀察，如果讀者容忍我的自大，我要說這些觀察擴大我的眼界。也許我可以用回憶中的一件小故事來幫我強調論點。

　　一般而言，蘇聯人可以說是全世界最難理解的民族。很少中國人有機會接觸他們，更別說和他們進行對話，突破他們的心防。我們只能想像蘇聯人陰鬱、低俗、粗魯、兇暴和野蠻。在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東北，我們有充分理由讓他們就此凝固在這些永遠的形象中。但發生一件離奇的事，讓我上了最難忘的一課。

　　時值1946年5月，我在國民黨軍中，我們剛從共產黨軍隊手中奪回長春。身為副總司令副官的我，負責撤走大和飯店的房客，準備迎接蔣介石的到來。旅館屬前日本南滿洲鐵道會社的財產，一般大眾不可能住進去。我們攻下長春不到五天，房客包括我們自己的軍方人員、六名外籍特派員和蘇聯人。第一種人什麼話也沒說，就搬走了。記者有宋子文當代言人，雖然願意配合，但仍然提出抗議，我們解釋撤離是為了安全理由，他們根本不相信。（西方讀者對宋子文並不陌生，他的照片出現在塗克門的《史迪威及美國在華經驗》〔Stilwell and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接下來，我們預期趕走蘇聯人會遇上困難。他們分住不同的樓層，有些還攜家帶眷。不論他們如何搬進來，不論他們是否有外交官的地位，他們住在大和的時間都比其他人久。

　　結果連一點抵抗的跡象都沒有出現。無論男女，這群蘇聯公民都很有風度，接受我們的驅逐命。他們的代表是一位茶色頭髮的削瘦男人，英文說得不錯，中文還過得去。他只要求半天的時間讓他們搬到朱林（Tchurin）公司。朱林是官方的俄國貿易公司，在長春擁有辦公大樓。他又提到，他擔心他們這群人的安全。我們進入長春時，國民黨的軍官和士兵都對蘇聯人在東北的作為非常生氣，因此砸毀任何看得到的俄文標誌，而且很可能如法新社所報道，甚至以愛國之名掠奪無人看管的外國人財產。這位蘇聯人的憂慮不難理解。但當時我太過驕傲，無法接納他的意見，因為這無非暗示我們喪失掌控權。在我還想不出如何應答時，這位蘇聯代表仍然輕聲細語，以他的誠摯解除我的武裝。「我無意冒犯，上尉，」他用英文說：「不過數星期前，我們的軍隊才犯下全世界最惡劣的行徑。我瞭解你的感受。「這個人顯然是使館官員之類的，居然如此坦誠，令我大感驚訝。感動之余，我向他保證會保護他們這一群人。他已贏得我的尊敬。

　　真是多事之秋。同一天早上，大概才半小時之後，這個人要侍者請我去他的房間一探究竟。我直沖過去。在走廊上，我看到他和一名我們的士兵在搶檯燈。這個糟糕的傢伙是被派去保護他們的士兵之一，一定以為既然蘇聯人被命令離開，他們房間和套房中的每樣東西都可以隨意拿走。這位直言無諱、發色淺淡、語調柔和的蘇聯人，這時用中文說：「看，這甚至不是我們的東西，而是你們的！」我羞愧難當。他在提醒我們所有的人，這個檯燈既然是旅館的財產，事實上也就屬我們。那一刹那我覺得自己被背叛和羞辱。我說話不算話，軍隊的名譽掃地，國家顏面盡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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