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河青山紐約，紐約(15)

紐約，紐約(15)

　　既然如此，我開始猜想，我們是否可以減少武力衝突，避免刺激他們，而是透過貿易和文化接觸來表達同情和理解，和他們共同探索如何在工業生產和農業社群間建立更有效的聯繫，如此一來，接近自然算術的消費者導向經濟才能使我們的關係更融洽，製造友好的氣氛，更有利於解除軍備。數學至上時，建立於意識形態之上的熱情或許可以逐漸消退。但這是個大疑問。我們有權利去窺伺其他國家的家務事嗎？窺探的同時，我們不也應該揭露自己的虛實嗎？國民外交和正式外交關係之間的差異也會浮現。在考慮過這些因素之後，這個問題不但難以回答，而且難以啟齒。但另一方面，如果我們不採取行動，如何打破冷鋒呢？我想過多次要向索爾茲伯裡提出這個問題，而且幾乎要寫信或打電話給他，但最後又打消此念。

　　對我來說，難處還牽涉到私人問題。我提出的不只是問題，而且還是我自歷史主題衍生出的假設性推論。如果我太過積極，無可避免會顯得在強力推銷不受青睞的商品。而且，現況也必須納入考慮。索爾茲伯裡先生不過捧了我一下，說他喜歡我的書。我因此應該利用他的同情心，對他說我被解聘，三年沒有工作，缺錢困急，死命推銷新的書稿？問題在於，如果我真的結識索爾茲伯裡先生、厄卜代克先生或其他名人，我可能終究會說出這些事情，甚至提到我和同行前輩的分歧。

　　實際上，在我寫這本書的期間，我曾和其他名人接觸。我和他們的接觸不過是偶然的舉動，提到他們甚至有侵犯他們隱私權的嫌疑，為什麼我還要在此攀附名流呢？我的目的是記述真相的實情。我希望讀者理解，我們面臨嚴重的對談困難。並非我生性好戰，到處宣揚與生命中每個貴人之間的不和。有時我無法聯絡到我最想溝通的人。舉例來說，約翰·厄蔔代克在評我的書時指出，美國版的自由主義已造成許多不受歡迎的後果。他就此下結論：「顯然需要一點小小的魔力來調和一切。」但除非本書依原狀出版，我永遠無法說服他：他以犀利眼光注意到的問題的確非常迫切。

　　三年前我開始動手寫這本書時，只想著要一吐怨氣。出乎意料的是，替自己辯解的意志逐漸減弱，書寫的有用價值逐漸浮現，甚至愈來愈強烈。例如，三年前我們不曾想過，對臺灣軍售案竟然成為重大議題。但目前一般認為，如果我們堅持出售武器給臺灣，可能對中國大陸產生壓力，讓他們也加強採購武器。中華人民共和國不但可以因此配合我們的政策，而且一旦建立親密關係，還可以用來對蘇聯施加壓力，克里姆林宮終究會依我們的條件來解除核子軍備。我多麼希望這個手段可以貫徹執行，達到預計的目標。不難想像的是，我自己可以替交涉的有關方面提供服務，借此建立友誼和獲得好處。但就我對中國的瞭解，我必須提出警告，如果鹵莽實行此一政策，只會引來災害。

　　就本質上來說，人民解放軍的確是支龐大的國民兵，其裝備也許需要一定程度的更新，但絕對不能到社會無法接納的地步。我們甚至可以完全忽略意識形態的問題。姑且不談士氣，我們必須瞭解，現代軍備是社會工具。透過指揮功能、私人化的管理、軍務和補給，軍中生活自有其獨特的氣氛。他們的技術需求迫使社會必須適應。不假思索就引入進口時，武裝力量會變得像是外來的單位，和民間的支援並列，所造成的問題將多過所解決的問題。中國人當然很提防來自蘇聯的威脅，他們更有理由關心社會的空洞架構，轉型時還必須整體進行。不久前，麥克·華萊士在《六十分鐘》中提出代表中國立場的解釋。歷史學家可以提供更多深度的解釋。

　　對中國歷史的研究還可以是一面明鏡，讓我們反省自己。中國體系過度強調法律和政府機構等公共部門。即使在晚近的階段，即使人口眾多，但強調民間部門才是解決之道，可以先從社群的財產權著手。美國的問題剛好相反。我們仍然受到亞當·斯密的影響，他認為個人如果可以盡情追求自己的利益，自然而然會找到「最有利社會的工作」，帶來「社會的改進和教化」。但亞當·斯密出版《國富論》是在1776年，和美國發表獨立宣言同年。當時和今日的差異也就是極端簡單和極端複雜間的差異，我們重讀他的作品時，必須三思。

　　兩百年來美國有不錯的表現。但如果我們目前的生活水準太高，以至於不但我們的產品逐漸被排擠於全球市場之外，而且我們版本的自由也無法被全球的開發中國家所吸收，目前不正是重新檢視國防政策的最佳時刻嗎？我們當然很小心謹慎，不會自行片面解除軍備。如果沒有強力的國勢，也不可能進行談判。但在我們仍然派遣武裝部隊到全世界各角落之際，不也是重新定義捍衛目標的最好機會嗎？

　　另一項較少被提到的因素是，相對於中國司法制度的簡陋，我們的法律體系太過複雜。在亞當·斯密和獨立宣言後的兩百年，這個領域已擁擠不堪。經濟的先進部門被鼓勵不斷進步，社會的分工也日益細密，因此源於18世紀的法律義務權利也跟著分化和分裂。目前技術的複雜程度已讓人人吃不消。美國的一位前總統和一位最高法院院長都曾說，這套系統已經過度使用，變成死巷。

　　關於上一點，我自己勉強算是深受其害的見證人。我在紐約州立大學紐普茲分校任教，是凱恩斯經濟學派的結果。（不過，已故教授瓊安·羅賓遜可能要反對，她認為這一切都是對凱恩斯的曲解。）在省長尼爾遜·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任內的財政赤字下，州立大學的教職員在十年內增加了四點七倍。權利義務的分化分裂造就法律的迷宮，包括泰勒法、公務人員法、削減預算條款、大學董事政策等等。我的教職被終止時，我不知道該向誰爭論，在奧本尼的中央行政單位？地方上的分校？行政人員？歷史系？職務終止是基於年資還是績效紀錄？開除是行政人員的決定？和勞工聯盟有關嗎？教職員私下的多數決？或只是FTE？我只能說，我不鼓勵大家去深入研究這套系統。我的同行前輩可能沒有意識到，但我和他們的緊張關係也是起源於相同的陷阱。學術圈的架構如此，圈內人也必須勇於作戰，以保障自己的特殊權益，不惜犧牲整體的權益。否則，我努力提倡對中國歷史的綜合史觀，也不應該觸怒如此多的人。我的努力來自于我的信念：中國歷史的循環較長，超越美國大學目前採行的學科分工制度。如果我事先知道這個看似無害的概念會引發這些反應，我會採取略為不同的作法。

　　但在提出抗議和申訴後，我還不想宣稱自己是輸家，請求別人的同情。我還沒重返中國，但我的書卻在那裡發行及流通。《讀書》是北京的期刊，其影響力介於《圖書館期刊》和《出版人週刊》之間，雖然說我「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卻仍然向讀者推薦我寫的書。我的編輯才剛告訴我，中國的《出版年鑒》將刊登討論《萬曆十五年》的專文。此書的英文版既沒有得獎，也不暢銷，但卻是歷史書籍俱樂部和世界歷史圖書館的選書，被一些大專院校當成教科書。法文版將於本月出版，德文版預定於明年初出書，日文版正由東京早稻田大學的教授翻譯。本書出版後，國際筆會邀我成為會員，我欣然接受。

　　我不打算移民。美國現在是我的家，也是我的國家。我不需要多談對美國的愛或感情聯繫，因為我毫無意願離開。我享受美國的種種事物。我成為歸化公民，心情坦蕩，一點也不後悔。寫這本書時雖然碰到困難，但大體仍相當悠閒自在。就自由表達自己和接觸出版意見這兩點而言，我恐怕找不到比美國更理想的地方。我目前領社會福利退休金和養老年金，來源不只出於美國藍領和白領階級的勞工，而且還必須感謝基金管理和各級公務員的盡心盡力。我們對彼此仍然有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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