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河青山紐約，紐約(14)

紐約，紐約(14)

　　時至今日，意識形態仍是中美關係的嚴重障礙。有時我很希望，中國人不要自稱是主義的信徒。但我更希望，我的美國同胞不要去中國推銷自由與民主，如果不得不去，他們至少應該瞭解，他們的商品像電壓不同的進口電器一樣，需要加上變壓器。事實上，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間的爭議，以及自由社會和極權社會間的爭議，都掩蓋真正的利益衝突。我們從已出版的文字中可以發現，部分美國人希望中國打開市場，讓外國商人能做選擇性的購買，同時能傾銷他們想出售的任何商品。這種期待並非頭一回。先開放武器等國家經濟中的最先進部門，是美國對開發中國家的慣例。但中國已經奮鬥數十年，發展出足以抵抗基於這種條件的貿易。他們的目標在於減少前端的貿易，以提高本國經濟的底線。這不只是政策而已，還會影響到體質，因此必須壓制特殊部分的利益，以兼顧全體的利益。

　　我們有理由依中國人訂立的條件和他們做生意嗎？理由很多。

　　目前中國大環境的特色在於農業公社的成立，內陸和沿海城市有必要聯繫，各省間貿易擴大衍生出對法律和架構的預期。但目前的處境並非由中國人發明，也不是由西方顧問所設計，而是長期奮鬥的結果。在這段期間，不論是內在或外在，人類的努力逐漸在地理和歷史因素影響下定型。所有的可能方法都試盡後，我們沒有理由不相信，這就是中國現代化的終極答案。只要集體擁有仍是明顯特色，中國進行的計劃就需要集體轉型。但基本的發展技巧牽涉到信用的擴大、不帶人治色彩的管理及服務措施的整合，這些都已經在資本主義國家中實行，應該可以運用到中國。也就是說，就集體的意義而言，中國的經濟可以和已開發國家長期互動。但由於中國經濟的群眾路線，其波動程度應小於西方國家的現行制度，每人平均消耗量較低，但會比較堅實，附帶更多的人類價值。就未來的潛力和規模而言，中國經濟應該可以成為21世紀的安定力量，而且成為第三世界國家的楷模。

　　中國經濟發展所引發的迫切問題是：我們如何面對其廉價勞力？美國成衣和紡織業已感受到中國進口的壓力。1983年7月，一名汽車業分析師在底特律宣稱，到2000年，美國將沒有獨立的汽車製造商。根據他的說法，全世界將只剩下三家汽車公司，歐洲和中國各一家，另一家可能在南美洲。首先，我不相信中國在短期間內可以取得這種地位，因為這和目前的深度發展策略相矛盾。但另一方面，開發中國家的崛起是當今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許多開發中國家已經發現，不發展就只有死路一條。日本可以說是開啟先例。目前日本不但挑戰美國在汽車和計算機產業的領導地位，而且，據某些專家指出，還要邁向民航業大國的目標。

　　但日本在鋼鐵製造的優勢逐漸輸給韓國及臺灣。這整套連鎖發展雖然沒有獲得美國的贊助，但仍然受到美國的鼓勵與提倡。潮流所趨，我們無法阻擋或逆轉。就中國的例子來說，我們還要考慮到中長期的互惠貿易。長期來看，中華人民共和國將持續向美國購買農產品。（由於氣候無法預測，中國主要城市都儲存五年的存量。部分遊客指出，當地食用的米有怪味。）將沿海探油權租給美國公司，和東方汽油公司合作生產煤，和美國汽車公司生產吉普車等，都展示目前的互惠和將來潛力開發的範圍。我們還可以運用想像力，預想未來中國內陸完全開發後的景象。

　　至於部分國家工業化造成美國勞工失業，美國也許還要考量數項因素。財政赤字會持續推動國家的經濟，創造就業機會：這個過度盛行的財政政策是否有持久的價值，我們不禁要懷疑。另一個考量因素是自動化。高科技帶來的混亂可能比外國進口品更為嚴重。無論如何，在下一代有生之年可能發生關鍵性的改變。我們只能希望，如果能妥善準備，對他們的衝擊可望減輕。為達成此一目的，我們應該有更多的動機改善和蘇聯的低蕩關係，才有助解開心結，降低軍事費用。我們毋需再辯論凱恩斯經濟理論的優缺點。在正常的情況下，國家就和健全的家庭財政一樣，可以受惠於小額的商業貸款，而在經濟擴張時，小額商業貸款會節節上揚，但經濟仍然能健全發展。以上不過是常識，但我們面臨的前景絕非正常情況，如果我們將所有的重大問題交給下一代，應該給他們財政優勢，或至少讓他們享有處理問題的部分財政自由。

　　就我的研究而言，我希望中美關係可以持續蓬勃發展。但如果在過程中要將中國當成一張「牌」，希望玩的是和平遊戲，而非戰爭遊戲。如果我們和中國建立更密切的關係，目的只是為了增加和蘇聯開打核戰爭的可能，這一切就毫無意義可言，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也沒什麼好處。

　　在此時此刻無法改善預算赤字的情況下，龐大的軍事支出不但浪費，而且不過是欺騙自己。前國防部長羅伯特·麥克納馬拉（Robert S. McNamara）曾說：「核武器無法達成任何軍事目的，完全沒有用——只不過可以用來嚇阻敵人使用同樣的武器。」事實上，即使是傳統的武器，一旦發展到一定程度，也是同樣沒有用。即使人類從來沒發明核武，今日超級強權仍會以殲滅或嚴重癱瘓對手為戰爭目標，並且不遺餘力去追求，但他們自己是否會滿意，令人懷疑。兩次世界大戰都建立以下模式：戰爭行為透過動員和遣散確實啟動大規模的地緣政治趨勢，老舊的制度因而消失，誕生的新系統更有利於自然經濟的運作，對大眾媒體也更能有所回應。這些都使得窮兵黷武者的原始目標變得無關緊要。面對歷史教訓，保守分子沒有好戰的空間。進步人士的當務之急不是反戰示威，而是找到執行他們計劃的最好方式，同時避免自取滅亡的暴力發生。目前所有的重大議題都已變成全球議題。我們活在宇宙的螺旋中，我們的信念無法主宰人類前進的方向。人類是否能繼續生存，其實是信念的問題。

　　三年來格爾和我總共去紐約兩次，都是參加美國書卷獎的年度頒獎典禮。在1982年和1983年，《萬曆十五年》都被提名為歷史類的好書，第一次是精裝版，第二次是平裝版。我兩次都沒得獎，但我們有機會見識一些有趣的人物。我們聽到評審之一的蘇珊·布朗密勒（Susan Brownmiller）解說，她如何用消去法來挑選入圍的書。她還對聽眾說，單單是1982年，在非小說的一般類別中，就有三本和中國有關的書被提名（得獎作品是包德甫的《苦海餘生》）。茱蒂絲·瑟爾曼（Judith Thurman）從約翰·浩斯曼（John Houseman）手中領取傳記暨自傳類的獎項和一千美元的支票，有趣的是，她在得獎感言中對他說，她是「靠老派的方式賺錢」。我還很高興能和約翰·厄蔔代克短暫交談。

　　「我很欣賞你的淘氣，厄卜代克先生，」我說，指的是他小說中一些煽動的段落。

　　「我，淘氣？」他提出抗議，一臉無辜狀：「你認為我很淘氣？」

　　順帶一提，厄蔔代克替《紐約客》寫《萬曆十五年》的書評。當期雜誌出刊時，我非常訝異他竟然對我的書有興趣。後來他透過書信聯絡告訴我，他從《紐約時報書評》中知道《萬曆十五年》這本書，因此主動替《紐約客》寫書評。我表達幾點見解：我很驚訝他對當前國際關係保持如此正面的看法，居然如此關心，因為他的作品讓我以為他很悲觀。他很好心，不但寫回信給我，而且同意我在此處引用他的話：「我當然是樂觀分子，否則絕不可能寫得如此悲觀。」

　　在頒獎典禮中，我見到哈裡森·索爾茲伯裡兩次，第二次終於有機會問候他和他迷人的妻子。我想問他一個嚴肅問題：我研究中國時發現，由於缺乏商業組織的平行單位，官僚體系的意識形態事實上代表的是一種「行政算術」。俄羅斯歷史上也出現類似的跡象。我研究全球的衛星地圖時，注意到蘇聯部分地帶比中國西北部更容易遭受大自然的處罰，旱災一再發生。在蘇聯境內的多種民族中，回教徒占相當大的比例，其文化傳承中帶有無法磨滅的遊牧民族印記。這些情況讓我懷疑，蘇聯領土綿延千里，可能也要運用絕對而專斷的意識形態，以包裝其管理邏輯。我們從許多新聞特稿中得知，他們的侵略成性事實上反映某種防衛心理。

學達書庫(xuoda.com)